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村庄抽样调查截面数据的分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内容,探讨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从理论层面解析了人居环境质量影响乡村发展的机理,并基于江苏省村庄抽样调查截面数据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就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及机理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①回归分析表明,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②SEM建模分析发现,农村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各构成要素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硬环境方面,基础设施条件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其路径系数为0.40,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情况与基础设施条件之间呈现较强的相互促进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68(环境卫生状况?基础设施条件)、0.65(农户居住情况?基础设施条件)和0.54(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情况);软环境方面,乡村文化活动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其路径系数为0.16;硬环境方面的环境卫生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与软环境方面的乡村文化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15(环境卫生状况?乡村文体活动)和0.31(基础设施条件?乡村文体活动)。研究认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助于乡村空间重构、组织重建、产业重塑,有效推动乡村形态、结构和功能转变。为更好地促进乡村发展转型与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应当"软硬兼施",以完善基础设施和丰富文体活动为重点,并同步推进环境卫生治理和居住条件改善。     

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

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担负着组织农民和发展农民的重任,还具有乡村治理的功能。农村集体经济对于人居环境整治的作用是乡村振兴乃至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该研究基于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利用Mv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主要发现如下：(1)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能够显著提高农户采用科学方式处理生活污水和使用卫生厕所的概率,该结论不受变量设定方式和干扰性因素等影响,并且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具有非常强的稳健性。(2)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升了村庄公共事务支出力度和农户收入水平,满足了人居环境整治所需资金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进行两阶段联合付费的俱乐部物品属性。此外,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还可以提高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和公共事务参与程度,提升了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换言之,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治理资源,促进和美乡村建设。(3)在过度依赖政府转移性收入的村集体中,农户采用科学方式处理生活污水和改厕的可能性越低;老龄化程度越高的...     

少数民族聚集区乡村空间重构的影响机理——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

乡村空间重构不仅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还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和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其村庄基础设施差,而且由于人口迅速发展,其人地矛盾突出,因此对和田地区进行乡村空间重构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依据2015年对和田地区入户调查的1 162份问卷,选取了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和居住环境特征四个方面的19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选取农户是否愿意整治作为因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迁居至中心村的影响因素和迁居意愿进行了回归分析。对问卷的统计可知,有64%的被调查者表示接受整治。通过与其他区域的调查对比可知,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快,农民接受整治的意愿也越强烈。相反,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缓慢,农民接受搬迁的意愿越低。农户是否愿意接受乡村重构,是农户家庭特征、居民点的基础设施和农户的职业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农户的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偏少、家庭年收入越高、耕地面积适中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农户的职业特征中,愿意参与土地流转、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环境特征中,若农户对居住环境和现居住村的建设越不满意、居住环境中需要改善的项目越多,农户的搬迁意愿越强烈。因此,对于和田地区来说,在引导居民集中居住的同时,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促进更多人就业,积极推动特色农业的发展,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此外,农户对于整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期望就是改善居住环境,因此在未来的村庄总体建设和规划中,应积极改善村庄内基础设施,并与居住建设同步进行。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对和田地区中心村的研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重要补充。     

农户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利用湖北省1 061份农户数据,构建二元Logit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显著影响,而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家庭总收入、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住所周边垃圾集中处理设施亦能有效推动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②对于村庄认同程度不同的农户,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作用存在差异。随着农户的村庄认同增强,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正向作用得以强化,尤其是当农户的村庄认同度超过门槛值时,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将由负转正,即村庄认同在外出务工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上可以发挥扭转乾坤之效。③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使用在村居住年限作为工具变量进行Ⅳ Probit估计,结果发现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是稳健的。文章揭示了外出务工作为资本要素涌入乡村的纽带,非但不必然引起农村衰败,反而为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公共事务创造了禀赋条件,但只有触发村庄认同这一关键机制,方能实现外出务工"扬长避短"效果的发挥。基于此,从培育与增强村庄认同程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大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及增加垃圾集中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四方面提出了推动农户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改善建议。     

两种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下农户生活满意度评价

以肥城市陶阳村和涧北村为研究区,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原地整治与异地搬迁2种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的农户生活满意度进行了评价和比较。结果表明,2种整治模式综合评价结果均为满意,满意和较满意的满意度值和分别为77.09%和77.46%。指标满意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基本设施、生活环境、居住条件和收支状况。不同整治模式在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收入等方面对农户生活影响不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设计空间、发展产业及增加就业机会等完善居民点整治的建议。     

大型基础设施对地缘区人居环境的影响研究

基础设施的价值本源是对人的需求满足,通过与人居环境系统相互作用,表现为对良好人居环境的追求.以可持续的人居环境为目标,以系统思想分析大型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构建相互作用模型.即基础设施作为人居环境的承载体,通过能源动力、水资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生态环境和防灾等子系统聚集,实现功能耦合,对自然、人类、社会、居住和支撑等子系统构成的人居环境系统产生相关作用.同时,人居环境系统的适应性促使其与基础设施影响反馈以构成闭环.以上海某典型交通枢纽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为例,设计了4个层次29个指标的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对地缘区人居环境影响度指标体系,基于GA-BP混合算法的影响度模型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大型基础设施与地缘区人居环境呈显著正向相关;社区配套设施完备程度是大型基础设施影响人居环境的主要传导途径;环境污染等指标反映出大型基础设施对人居环境的负面影响,是规划和建设的重点控制路径.     

乡村旅游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研究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旅游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促进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和乡村农户生计的持续改善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现有研究表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客观环境影响作用是可持续旅游生计研究的热点方向,但可持续生计框架外其他主观因素对生计策略转变影响的动态定量考量却较为空缺。本研究在乡村旅游背景下探讨政府信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影响机制,引入居民参与度、居民支持度和生活满意度多重链式中介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山东省乡村旅游地进行定量分析,并对特定路径间中介作用进行比较。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政府信任度对居民参与度和居民支持度具有正向影响,居民支持度正向影响居民参与度。②居民参与度和居民支持度均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③生活满意度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在居民支持度、居民参与度和生活满意度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下,政府信任度对生计策略转变意愿具有间接影响。因此,为了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应发挥政府作用,从政策实施、旅游市场监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高政府信任度,培养农户的主人翁意识,引导农户融入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提高生活满意度,增强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     

上海两类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的比较

作为上海市郊区出现的两类重要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宅基地置换模式和村庄归并模式在改善农民集中居住的环境、增加耕地面积、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方面都取得显著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宅基地置换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是外援驱动主要影响下的"新型城镇开发",需要配套农民市民化后的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政策。多出现于经济较发达、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近郊快速城市化地区。核心是推进城市化,整治要点是将农村居民点纳入到规划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统筹配置,安置区的住房设计以容积率较高的多层楼房为主,同时建设相对配套的各项市政服务设施,从而解决农民非农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问题。村庄归并模式是在村集体主导、政府支持下开展的,是一种内核驱动主要影响下的"村庄自我更新",需配套财税政策来解决整治资金问题。多出现于经济欠发达、工业化程度较低的远郊的农业地区。核心是扩大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促进农村居住和产业发展的集中,其整治要点是村庄空间的重构,以降低农村基础设施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与策略演化北大核心CSCDCSSCI

促进农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深化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而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前提。文章阐释了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系,进而探究了相应行动策略与演化路径。研究认为,基于战略管理理论视域,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内涵体系应是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为引领、涵盖三层级功能结构的递进发展,而促进相关供需主体的稳定合作均衡是其关键行动策略,据此构筑了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农村居民参与的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运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①三方主体的成本、收益和损失变化均会影响各自策略选择,进而构成差异性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化路径。②三方演化稳定策略受到各方初始参与意愿的影响,其中上级政府的积极推进对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引导作用,而农村居民积极参与能倒逼地方政府采取严格执行策略。③地方政府追求乡村振兴和城乡共同富裕等长远目标的内驱力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向可持续方向演化的关键。④上级政府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政策、地方政府严格执行政策以及农村居民积极参与是现阶段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最优状态;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化,上级政府作为宏观推动方的作用应逐渐淡化,而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中的元治理功能,同时激发农村居民及乡村其他微观主体的自主积极参与将是未来理想的策略选择。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构建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府际合作体系、推动供需衔接和精准化管理、激发地方政府内生动力以及发挥乡村多主体参与作用等相关政策建议。文章为厘清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下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思路和策略路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农户分化视角下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研究

测算农户分化背景下农民退出宅基地实现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对保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对土地福利补偿的差别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8年已完成宅基地退出的扬州市公道镇获取的24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实证分析退出宅基地实现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福利水平产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福利总模糊指数为0.584,福利状况较好;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是影响农户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养老保障及房屋质量是现阶段农户关注的焦点。(2)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职业分化特征下,农户分化程度越高,福利状况越好;经济分化特征下,农户福利水平呈"先升后降"趋势。(3)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各功能性活动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农户职业分化及经济分化程度越高,其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职业分化Ⅰ类及经济分化低收入农户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而高收入农户对社会保障有更高的受偿需求;集中居住对于各类型农户社会机会、居住条件及景观环境方面造成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户的受偿需求,尽快建立包括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在内的弹性福利补偿体系,提升农户人力资本以实现可持续生计,且从构成农户福利的各功能性活动方面对各类型农民群体进行细致化补偿,结合农户分化特点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满足农户就业与收入的城镇化核心需求。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群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宜居人居环境的重点地区,其人居环境发展状况备受关注。基于此,本文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从人文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人居环境质量计算模型和系统协调度模型,对其人居环境质量进行静态定量化评价和动态综合性评价。研究表明:(1)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最大,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时空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大,是制约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发展的突出问题。(2)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且增速较稳,增幅较小;各要素间的协调性均达到了中级协调等级;系统层的评价值除人文环境外,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式上升态势;领域层的评价值差异明显,发展不均衡。(3)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水平逐步提高,且排名相对稳定;各要素间的协调度等级差异较小,但起伏变化较大;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格局,内部级别差异显著,可分为较好、一般、较差、差4个等级。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针对山东半岛不同城市人居环境问题采取因时因地制宜的协调对策,创造整体最优人居环境。不仅要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经济水平,提升城市群的短板建设,推动人居环境协调发展,还要符合新常态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要求,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科学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山东半岛城市规划研究与实施力度,探索"多规合一"模式。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云南省拉市海流域为例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重难点之一。近年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在运行阶段普遍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农户能否以付费形式参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供给,对于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选取云南省拉市海流域作为案例地点,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度农户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服务的支付意愿,并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运行成本讨论农户意愿支付水平的成本有效性。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户有意愿且有能力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付费,低、中、高三种处理效果下,农户的实际意愿支付水平可以覆盖适宜工艺的运行成本;各处理效果下,农户的主体意识、与环境改善相关的收入对其意愿支付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收费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应加快建立起农户付费制度,拓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资金渠道。     

中国小城镇人居环境建设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人居环境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人居环境6层塔理论模型。模型从第6层到底层分别是：人类活动，建筑环境。居住社区环境，建成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从塔的顶层到底层。空间越来越广阔，但变化速度越来越慢。人居环境科学就是研究这6个层次环境以及其涧的关系。总结认为：中国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模式有工业促进模式，农业依托模式，商贸引领模式，交通兴镇模式，旅游带动模式，城市辐射模式和专业型模式。中国小城镇人居环境发展的基本条件包括：工业发展，聚集规模，土地产权，规划整合，基础设施和集群发展。最后，提出了小城镇人居环境建设的5条原则，即资源节约和经济原则，环境友好和生态原则，地方传统和文脉原则，城乡统筹和协调原则，以及利益相关者参与原则。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格局及优化路径

从人居环境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性入手,将生态、居住、生产环境纳入一个分析框架。运用AHP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指标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进行评估并解析了其空间分异特征。此外,依托Arcgis平台,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法,基于人居环境竞争力特征进行区域归类,并借助箱型图,对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领域及区域类别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1)竞争力分布中,浙赣线江西段沿线城市生态、休闲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居住、公共服务竞争力空间格局具有高度相似性。区域中心及副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环境竞争力领域具有显著优势。(2)综合竞争力二级以上等级的城市主要分布于环鄱阳湖地区,包括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以及省会城市武汉、长沙。(3)四类空间的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优劣格局十分清晰。第1类区域围绕省会等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分布,生态环境具有最优竞争力,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最劣;第2类区域多为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强势竞争力集中于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领域,而休闲环境为最劣势;第3类区域多为临山型城市,具有最优异的休闲环境竞争力;第4类区域以老工业城市居多,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环境拥有相对优异的竞争力。最后,以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为出发点,基于格局、类别特征等提出了涵盖现实特征、发展定位、重点措施等内容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提升路径选择。其中,第1类区域定位为生态优异的山水园林城市;第2类应以营造城市外部开放空间为重心,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智慧转型,打造为智慧高效的综合都市;第3类区域建议以良好的休闲环境作为特色人居环境建设的切入点,有序推进对居住、生产、生活空间的综合整治,致力建成休闲舒适的中小田园城市;第4类区域按照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要求,重塑城市形象,建成安居乐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皖北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建设现状调查与特征分析

近年来,皖北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皖北农村人居生态环境问题也日渐突出。特别是伴随人口流动造成的家庭房屋利用率较低,其间接成为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阻碍因素。本研究从生态文明角度了解农村农村人口住房、环境等方面的现状。研究采取实地考察与调查问卷的结合方式,分美丽乡村和普通农村两种类型,对皖北农村人口与房屋现状、能源结构、污水与固体废弃物处理、村民政策和相应技术认知程度等5个方面重点分析。结果表明:(1)皖北农村基本为自建房,房屋闲置情况不突出,住房满意度相对较好;(2)皖北农村基本无排水排污系统,环境现状总体相对较差,美丽乡村比自然村环境状况及规划较好,存在两极分化现象;(3)能源以电力为主,地区使用存在差异。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改善方案:(1)大力倡导人才引进农村,落实优惠政策;(2)实施排水排污实施责任主体制,发展绿色产业链带动当地经济及改善环境现状;(3)加大环保设施的投入力度,规范环保设施的建设。     

乡村转型视域下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驱动机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人际行为理论的整合框架

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城郊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现象之一,是缓解乡村振兴中旅游用地矛盾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重要途径,而农户旅游行为则是推动土地旅游化利用的内在动力。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人际行为理论的整合分析框架,以杭州市和长沙市典型旅游村451份农户调研样本为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乡村转型视阈下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的驱动机理,以揭示新阶段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深层规律。结果表明：(1)农户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中存在“意愿—行为”的自主驱动、“意愿—组织支持—行为”引导驱动、“行为态度—行为”经济驱动、“知觉行为控制—行为”约束驱动和“情感—行为”情感驱动等五重内在逻辑关系。其中,“意愿—行为”自主驱动占主导地位,组织支持的引导驱动是衔接农户意愿与实际行为的关键动力。(2)乡村旅游经济、社会效益预期是农户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态度的重要驱动力,符合经济激励和价值追求的双重逻辑;规范信念是农户主观规范的重要因素,其中指令性规范作用较大;农户知觉行为控制中更注重对风险评估和抵御机制、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以及专业技能水平的考量;土地旅游价值功能认知与土地依恋是农户个人情感维度重要因...     

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居环境空间格局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例,从居住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综合人居环境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城市人居环境进行测度评价,并借助GIS可视化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和探讨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居环境空间格局与集聚特征。结果发现:(1)综合人居环境存在显著空间差异,长三角地区整体人居环境质量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云贵川地区最低;中心城市明显高于普通城市。(2)各系统层中,居住环境、经济环境质量长三角地区和省会城市优于普通城市;社会环境优质区域具有中心地指向性;生态环境则是以赣皖城市最优,中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3)综合人居环境及各环境系统层均呈现明显的空间正相关集聚特征,即高人居环境区域在空间上毗邻,反之亦然;从莫兰指数散点图和LISA图中看出,高-高集聚区以长三角为中心布局,低-低集聚区则位于云贵川、皖北等地。     

县级市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研究——以北镇市为例

现代城镇居民生活压力大,大部分利用假期周末等空闲时间到乡村进行度假休闲活动,促使乡村旅游的火热。乡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是驱动城镇发展的重要形式。北镇市具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依托现有乡村旅游资源优势,发展北镇市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北镇市经济发展,还可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村文明发展。本文通过对北镇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的梳理及乡村旅游发展条件的分析,针对北镇市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从乡村旅游发展总体格局,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以及健全旅游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北镇市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及建议。     

小农组织化与农户组织参与程度研究

小农组织化是农村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当前中国促进农村发展和重构乡村秩序的一个必然选择.文章以10省30个行政村千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描述统计、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实证探讨当前中国农户的组织化和组织活动参与问题.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农户的组织参加状况还是从农户的组织参与程度来看,中国农村组织发展严重滞后,农户组织参与比例和积极性都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不同领域组织的农户参与也极不均衡;那些相对传统和落后<户主人力资本、农户家庭资源和社区与区域条件都处于劣势)的农户普遍在参与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组织活动方面的积极程度更高.文章还就未来研究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包括小农组织化的主体、功能,以及小农户的组织信任和组织参与障碍等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响应机理及决策因素分析

农村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满足农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响应及程度将直接影响农村垃圾治理成效.基于989份农户调查数据,将个体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和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双栏模型(DH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7.62～16.42元/月·户,对农村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134.62～435.08元/hm2·季;(2)环境责任感和政策认知正向影响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政策认知还对农户农村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3)制度信任直接影响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同时还正向调节农户政策认知和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并在环境责任感和垃圾治理投资意愿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建议在完善农村垃圾治理政策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农户对相关环境政策的了解度,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从而激发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