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入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基于城市层面技术进步方向的视角

前沿研究关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却普遍忽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并未重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利用2003—2013年中国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历年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表征了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进步方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皆能显著促进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绿色转型,但随着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而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却逐步提升。②受地区自身产业特征和政策影响,地区污染产业锁定和资源依赖型产业模式显著抑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轻资产型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力度则呈现完全相反的作用效应,显著提高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③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增强,即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而言,研发人员投入的技术选择偏向则呈现东部地区较强,中西部地区较弱的趋势,表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由依靠经费投入的粗放型研发转变为依靠高科技人才创新驱动。为此各地区应重视研发绿色技术选择,合理配置绿色研发资本,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端化转变。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的研究——基于包含R&D投入的SBM模型的分析

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已开始显现,鉴于此我国亟需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型。本文基于研发驱动理论,构建了包含研发投入的SBM模型,测算了我国区域的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增长率,并借助Tobit模型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东部地区传统要素和创新要素的利用效率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三大地区传统要素的无效率来源有差异,东部地区主要来源于资本,中部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西部主要来源于能源;2中部地区全要素增长率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对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效率改善对中、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3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关系,对外开放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关系。RD来源和RD结构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提高基础研究投入。而中西部地区政府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强化应用研究。     

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差值作为区域经济差距指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从核密度图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收敛的态势;通过随机前沿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1998-2009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前沿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其中对于东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显著,技术效率则能够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含义是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支持;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则应该是加大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地方支出比重。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省际空间学习效应实证

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显,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共识。然而仅仅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不能转变生产方式,关键在于区分绿色与非绿色偏向。研究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方法,对比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软技术"、绿色"硬技术"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发展需要区别绿色与非绿色偏向;2必须注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绿色发展的作用及其运行机制;3不同偏向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空间学习效应不同;4绿色"软技术"对绿色发展贡献不充分。这就意味着,在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约束日趋收紧的背景下,要区别绿色与非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作用,否则将不能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重视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另一方面需要重视绿色管理技术等绿色"软技术"对绿色发展的贡献。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既要重视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又要考虑技术市场、劳动智力结构、劳动者年龄结构的影响。提升绿色"软技术"的贡献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变动的吸纳能力。通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空间学习效应,实现中国省际区域间绿色可持续协同发展。此外,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绿色技术时,既要重视对绿色"硬技术"的吸收,又要重视对绿色"软技术"的再学习。总之,"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要继续鼓励支持绿色"硬技术"自主研发,巩固提升绿色"硬技术"对绿色发展的贡献。     

基于水资源的工业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测度与分析

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模式必然要求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这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而其中,能兼顾资源环境约束的绿色技术进步对于提升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探究了兼顾水资源投入和水污染排放后,中国工业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测度和分解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利用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1999—2015年间工业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采用参数与非参数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判断绿色技术偏向对要素投入、产出的影响以及技术进步的动态演进和区域分布特征。结果显示:(1)区域工业TFP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且其增长主要由绿色技术进步因素推动。(2)大部分省市多数年份仍倾向于过度使用水资源进行生产,高耗水特征明显;前期的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加重了水污染物排放,直到"十一五"后期才逐步有利于减排。(3)东部地区技术进步更偏向于促进工业增长而抑制排放,中西部则倾向于排放更多污染物。(4)工业研发投入、治理水污染投资、工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用水价格及水资源储量等因素会对偏向型技术进步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本文在兼顾水资源和水环境约束条件下,从原理上把技术进步分解为绿色投入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绿色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两方面,甄别不同的技术偏向对投入要素和产出的影响,并实证应用于分地区工业水资源使用问题,为绿色偏向技术进步的量化测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亦为中国工业可持续性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技术差距变动、研发资源驱动与技术进步效应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时期,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引擎。在创新驱动实现的过程中,研发驱动技术进步是关键环节。特别是,中国各地区之间技术差距较大,在不同技术差距下分析研发资源对技术进步的驱动效应尤为重要。本文以技术差距为转换变量,构建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对不同技术差距阶段研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等对技术进步的差异化驱动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发现,在技术差距的影响下,研发没有充分发挥对技术进步率的驱动效应,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溢出效应对于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足。在不同技术差距间,存在着迅速和平缓两种转换机制。在快速转换机制中,研发溢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得以体现。而在慢速转换机制中,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两个转换机制中各变量的影响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此外,技术差距适度时技术进步的"稳态"特征十分明显,而技术差距过小或过大时则是技术进步的不稳定区间。考虑到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多层次和多元化特征,各地区应根据技术水平的现状,选取适宜的高技术进行引进。关于高技术产业中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足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增大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来解决。必须依靠加大技术后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升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最后,为充分实现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之间的协同创新与共同进步,还应着重组建协同创新机构,构建集成创新网络,进而形成区域内与地区间的功能互补与良好协作机制,实现高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向识别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劳动、资本和能源要素纳入有偏技术进步的考虑范围,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别对2003—2019年无环境约束、弱环境约束和强环境约束情形下中国工业行业有偏技术进步方向进行测度、识别和比较,利用FGLS模型对影响有偏技术进步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忽略环境约束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与无环境约束情形相比,弱环境约束与强环境约束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明显较低。②当不存在环境约束时,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节约/资本使用、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使用/能源节约;加入环境约束之后,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使用/资本节约、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节约/能源使用。③环境约束下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受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研发强度、对外贸易开放度、人均资本存量和能源生产效率的影响。环境规制对无、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对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型FDI阻碍了无、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而资本型FDI仅对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研发强度的提升有利于有偏技术进步,而贸易开放和资本深化则阻碍了有偏技术进步。能源生产效率抑制了无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但促进了弱、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为促进工业绿色技术进步,政府应提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水平,完善和丰富环境约束工具,实施阶段性环境规制政策。     

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影响的实证

本文利用DEA的方法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三个指标,然后基于1998-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地区的工业规模效率及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影响的程度及差异化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技术进步对单位GDP的CO2排放有抑制作用,而规模效率则与CO2排放呈正向关系,但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同,东中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对单位GDP的CO2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则对单位GDP的CO2排放起到了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对单位GDP CO2排放的影响程度要远小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区域间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所属的种类不同有关,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可能属于节能型技术进步,而西部地区则属于耗能型的技术进步;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的提升可能更多地依靠能源消耗,中东部地区则有所改善.     

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近年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然而,目前鲜有文献涉及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考察。基于此,运用2019年1 740个县级行政单位样本,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考察了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乡村促进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经过工具变量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乡村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规模经营度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80%和3.70%;二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信息化发展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农业信息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70%和1.40%。(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业规模经营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非规模经营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西部地区...     

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日益成为热点。文章通过引入空间溢出和门槛非线性效应,研究以政府治污为主导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首先从空间溢出和非线性门槛视角揭示了投资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并考察了非线性影响关系的特征事实;其次立足绿色低碳转型目标,基于纳入碳排放、PM2.5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1—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角度分解三者贡献;而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Queen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分析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最后采用多重门槛模型检验在不同单位GDP能耗条件下,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2001—2011年相比,2012—2019年全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较大,且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动力,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2)考虑空间效应后,投资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且其影响强度具有时空异质性,倒“U”型影响在2001—2011年期间、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从空间溢出视角看,全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空间相关特征,且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4)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当单位GDP能耗低于一定门槛条件后,弱化投资型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后,文章从综合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构建区域协同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探索跨区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绿色技术转型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区域能源需求

构建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区域能源需求的分析框架,采用Malmquist指数估算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区域能源需求的影响,并考察了能源相对价格、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存量等因素,进行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影响的实证检验,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区域节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技术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只对东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西部地区的能源需求均没有显著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能源资源禀赋和对外开放度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上述结论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区域技术进步与节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当下,科学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ML指数)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29个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②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通过促进本地区技术能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提升产生积极作用;③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机制,显著提高周边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④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中部省份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西部省份和欠发达地区,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鼓励企业投资海外高科技产业,特别是扩大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同时,加快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管理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最终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     

人口老龄化下农业人力资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而且是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农业人力资本的提升决定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水平。该研究首先构建了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劳动力系数,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总体情况。其次,运用超效率SBM方法,构建GM指数测度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分析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分布与区域差异。最后,结合农村劳动力系数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老龄化系数从2011年到2021年增长了0.063,农村老龄化问题正不断冲击着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2)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2011到2021年大多在1以上,农业绿色发展态势良好,且增长主要动力来源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3)农村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结构显著抑制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创新水平提升在上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区以及中国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以及中国东中部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     

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

研究尝试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表征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评估框架,评估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共同影响机制。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集2005—2018年中国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这一效应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典型异质性;在东部试点城市显著为正,而在中、西部试点城市显著为负。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技术效率和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均较为显著。分地区检验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试点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明显;对中部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对西部试点城市的技术效率影响显著为负,而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分批检验发现,三批试点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三批试点成效呈现为先增大后降低的"倒U型"特征。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的协同或交互,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或完善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绩效评估框架,克服以往大多研究单纯强调碳减排效应而淡化经济增长效率的思维路径依赖;在实践上也有助于回应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为调整或完善低碳试点城市环境保护与保增长的协同政策框架提供经验证据。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

基于碳减排治理全球变暖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探讨了碳交易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及企业减碳优化策略。通过匹配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及所在地区数据,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总体衡量碳交易对企业要素投入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运用平行趋势、滞后两期、工具变量及安慰剂,检验碳交易双效模型的稳健性,并利用三重差分检验是否存在因企业性质不同而造成差异化影响。最后运用中介与调节效应方法,检验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并考察了绿色创新、市场化与政府补贴影响下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碳交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碳交易促进碳减排,导致营业成本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但同时也显著正向影响资本生产率,促进企业利润与收入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创新、市场化和政府补贴显著的调节影响下,对碳交易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碳交易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双赢,碳交易的作用在于依次实现碳减排、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协同尚处于“遵循成本”阶段。因此,要建立一套集市场化、政府奖惩和绿色创新为核心的碳交易体系,进一步健全绿色低碳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绿色创新补偿,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和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绿色技术转化率,优化绿色产业结构,完善配套环保标准和管理规范,诱导企业完成“创新补偿”的蜕变。     

技术创新方式选择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实证分析

在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传统要素投入边际效益骤降的情况下,中国工业依靠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与发展,已成为我国工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各类工业行业的特征与异质性,使得不同方式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不同的效果,如何根据工业行业的特征选择有效的技术创新方式是进一步研究技术创新驱动工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本文采用SBM-DDF方法测算了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行业异质性实证分析了自主创新、技术引进、政府支持三种创新方式在工业行业绿色转型中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在考虑了能源投入与污染物排放非期望产出后,行业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了明显的绿色差异性。传统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能型的工业行业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绿色特征明显的工业行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文教、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等绿色"无烟"产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排名靠前。2009年是我国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跳跃期。在技术创新方式选择上,自主创新与政府支持是资源密集型工业行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方式;对于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技术引进则是实现绿色转型的最优路径;对于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自主创新仍是推动该行业实现绿色发展的首要驱动力。此外,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已在资源密集型工业行业中率先发挥创新补偿效应;提高工业行业的总体规模与产业集中度也有利于工业行业的绿色转型。     

碳排放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动态调节机制

实现“双碳”目标对于新发展格局下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该研究基于有效减碳的新视角,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实证剖析了碳排放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异质动态调节机制。结果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有助于产业升级,但这种激励效应只有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方能显现;碳排放在绿色技术创新助推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着正向倒“U”型调控角色,过低或过高强度的碳排放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红利损失,而唯有适度的碳排放策略才能有效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积极影响;碳排放约束下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产业升级效果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呈现倒“U”型、正向“N”型和正向倒“U”型调节特征;现阶段碳排放总体有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但积极的调节效果仅体现在中西部地区,而在东部地区尚未显现;在不损害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良性协调的前提下,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总体尚存在较为广阔的碳减排空间,但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应实施更为严厉的碳减排约束。以上发现对于未来国家科学处理持续减碳、绿色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动态演化关联具有重...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偏向是否节约能源

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中国工业节能减排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将能源视为一种生产投入要素,并测算技术进步在不同要素之间的偏向。采用数据包络法从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中进一步分解出投入要素偏向技术变化(IBTECH)指数,该指数可以度量生产前沿面的旋转效应。在此基础上,判别了1999-2012年中国工业36个行业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论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偏向型技术进步总体而言有助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几乎所有工业行业在1999-2012年期间、"十五"和"十一五"分阶段的IBTECH指数均大于1,并且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在2007年以后也有大幅提升。第二,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偏向在能源和资本之间、能源和中间品之间均节约能源,在能源和劳动力之间节约劳动力,但总体而言呈现出节约能源的特征。第三,从变化趋势和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工业节约能源型技术进步在近年来得到了增强,节约能源的行业数在"十一五"期间明显多于"十五";在7个年排放1亿t以上的高排放行业中,节约能源技术进步的特征甚至更为明显。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表明,过去十到二十年之间我国能源价格去管制化和其他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对引导节约能源型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区域碳生产率波动的因素分解

本文以中国各省份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碳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七重因素分解,分解时不仅考虑了能源结构变动的影响,还充分利用了全要素框架下的生产率信息,重点探讨资本、劳动和能源三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对碳生产率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碳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主要受技术进步(正效应)、资本能源替代效应(正效应)和劳动能源替代效应(负效应)三个分解变量的影响,而技术效率(负效应)、随机偏差(负效应)、规模效率(正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正效应)的影响较为有限;2资本能源替代效应和劳动能源替代效应在样本期间的波动幅度最为明显,且两者在影响力度上呈现了此消彼长的角力格局,但两者在影响效果的变化方向上趋于一致;3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着区域负相关和年份正相关的共存现象,即从省份角度来看,技术进步较快的省份往往导致趋于恶化的技术效率;但从时间角度来看,省份内部的技术进步率趋于降低,而相应的技术效率亦趋于恶化。因此,要想有效提升我国的碳生产率水平,应当重点关注技术进步、资本能源替代效应和劳动能源替代效应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均衡生产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应叫停当前能源过度深化的格局,不仅要注重发展低能源倾向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扭断资本和能源高度相关的倾向,还应该适度提升低能源倾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