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错配:解开资源型城市转型困境之谜北大核心CSCDCSSCI

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解决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扩大及生态资源破坏严重的困境,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该研究从要素错配的新视角,探讨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问题。理论上,构建了描述资源型城市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型,考察了要素错配对城市产出效率、环境效率及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实证方面,基于2005—2018年面板数据,利用改进后的方向距离函数(DDF),分别从劳动、资本、能源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五个维度对全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加以测算,进而检验了要素错配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确切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配置过度还是配置不足,要素错配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效率均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劳动错配的抑制作用尤为明显;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更换分析样本、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改变回归方法后,研究结论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产出增长、能源消耗和环境友好三个方向上将转型效率进一步分解,研究发现各要素错配均会阻碍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但是不同于劳动错配和能源错配,资本错配对产出效率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按资源型城市所处的不同地理区域进行分类,研究发现要素错配对转型效率的影响会因地理区域不同而产生明显差异。该研究根据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问题,从国家、城市和产业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并强调要注重提高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该研究不仅能够为解释资源型城市面临的转型困境提供一个新思路,而且为新时期推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制定和政策调整提供有益参考。     

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理论、框架与中国应对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科学家提出地球工程的概念,探讨通过超常规的大规模工程技术手段改变气候系统的可能性,成为气候变化领域研究的新热点。地球工程是诸多复杂技术方案的总称,根据不同作用机理,将其分为太阳辐射管理(SRM)和碳移除(CDR)两大类。地球工程在降低地球平均温度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引发全球治理的难题。面对影响人类共同利益的未知领域,各国纷纷启动相关研究项目,陆续开展多领域科学评估,且部分CDR项目已经开展商业化示范,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实践也拉开帷幕。地球工程影响的全球性、外部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其综合影响的复杂广泛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治理是一个跨领域、多平台、多主体、多层次的治理体系,而其特殊的经济学属性使得全球治理面临着供给方案、两难选择、道德风险、区域和代际公平等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框架需要明确原则、对象、目标、主体、平台、制度和机制等基本要素,需要在现有机制基础上,建立联合国框架下的多平台协同治理机制,以科学共识推动政治进程,并把握关键时间节点。面对地球工程议题,中国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正确认识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科学地将其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大框架,并坚持多边主义立场,深度参与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工业革命驱动下能源与金属资源需求演变特征与前景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工业革命对能源与金属资源需求具有深刻的影响。基于美国历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产业变革、能源与金属资源消费量变化,分析了工业革命驱动下能源与金属资源需求演变特征,研判了新一轮工业革命技术创新、产业变革与能源、金属资源需求变化趋势。结果表明:美国前三次工业革命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为动力,但是经济增长所需的化石燃料消费增速不断下降,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增长与化石燃料消费增长逐渐脱钩;随着历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越来越多的金属进入工业经济,金属消费趋势出现分化。近年来,以信息技术深度与全面应用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兴起。新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或将推动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将随之发生变化。预计未来能源消费中清洁、无污染、可再生新能源比例将不断增大,化石燃料比例将不断降低;稀有金属消费或将迎来快速增长期,传统大宗金属消费仍将在中高位波动。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我国可采取低碳与无碳并举的能源消费转型策略,加强化石能源清洁化技术和清洁、无污染、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研发;坚持构建国内国外金属资源供给体系,提升我国金属资源的全球控制力和话语权;加强优势稀有金属矿产品的深度研发,拓宽匮乏稀有金属的境外来源。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家庭消费升级是我国目前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微观基础。本文利用5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少儿抚养负担对高层次消费的挤出效应远大于老年抚养负担对高层次消费的促进效应;家庭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能够正向调节家庭老年抚养比提升的消费升级效应,同时弱化少儿抚养比提升对消费升级的抑制效应,即在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更好的家庭,老年抚养比的提升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愈发明显,而少儿抚养比的提升对家庭消费升级的挤出效应则不明显;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乡家庭消费升级的作用效果上看,农村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并且老龄化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调整,也将扩大城乡家庭的消费差距;从分地区的研究看,中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到老年抚养比提高带来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而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少儿抚养比提高带来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对此,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扩大消费以及消费升级产生的不同影响,决策部门应在调整产业结构、规划公共资源配置时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通过先进的金融手段和金融产品降低“老龄化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并出台针对家庭消费的“减负”政策,降低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家庭的抚养负担,最终通过破除城乡和地区分割的体制障碍、提升落后地区居民福利水平等手段实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消费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区域电力相关碳排放核算框架的构建和应用北大核心CSCDCSSCI

准确、全面地核算区域电力相关碳排放(后文简称电力碳排放)是指导减排的前提。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贸易对区域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导致“碳排放泄露”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电力碳减排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IPCC清单编制法、网络法和多区域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涵盖生产侧、供给侧和消费侧的电力碳排放核算框架,并编制了2012年我国30个省区不同视角下的电力碳排放清单。结果表明:①地区在不同视角下的电力碳排放存在较大差异。以内蒙古为例,2012年其生产侧、供给侧、消费侧视角下电力碳排放分别为3.76亿t、2.39亿t和1.26亿t。②不同视角下各省电力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的特征:火力发电比重高的北方省份(如内蒙古和山西)有较大的生产侧电力碳排放,制造业所占比重高的中部和东部省份(如河北和山东)有较大的供给侧电力碳排放,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沿海省份(如江苏和浙江)有较大的消费侧电力碳排放。③各省区之间存在大规模电力碳排放流动。2012年,我国通过输电网络和贸易网络发生的省际电力碳排放流动总量分别为4.60亿t和9.76亿t,分别占全国生产侧电力碳排放总量的13.1%和27.7%。通过输电网络和贸易网络的电力碳排放流动呈现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空间特征。本文建立的电力碳排放核算框架将生产侧、供给侧、消费侧视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增强对电力系统碳排放的认识,为合理划分区域间电力碳排放责任提供了基础。     

新时代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北大核心CSCDCSSCI

保障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事关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新时代背景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加快,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和相互依赖的内在特征逐渐显现;另一方面全球矿业市场供求格局不断调整,“黑天鹅”事件不断涌现,给矿产资源安全带来诸多挑战;此外,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实现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强调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坚持开放开发促进全球矿业合作共赢,使其成为国家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撑,在满足矿产资源自身安全的同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章阐述了新时代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内涵,并就其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的构建进行了讨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新时代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内涵为以国家资源安全利益为目标,以“优态共存”为原则,统筹国家自身安全与全球共同安全,综合考虑国家意志与市场力量的双重协同,实现全球环境治理和国内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协同发展。②从全球资源供应稳定性、国内资源经济安全性和优态共存性三个维度构建的新时代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有效评价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水平。③中国钴资源安全指数与优态共存指数在研究期内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表明国内外钴资源市场融合度的改善对提高中国钴资源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有关于“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多是测度多个投入要素共同产出的综合效率,鲜有对旅游资源这一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进行测度。借助修正的DEA模型、空间自相关、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我国省际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时序演变、区域差异、空间溢出效应及作用机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研究结论有:①2009—2018年我国省际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均值仅为0.421,且旅游资源转换效率速度增长缓慢,表明我国旅游业发展仍处于规模扩张的粗放阶段。根据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发展特征,将其发展趋势可分为旅游大发展阶段和旅游新常态阶段。②十年间,东、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453、0.387和0.411,形成“东-西-中”阶梯式递减特征,而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增长速度却呈现出“西-中-东”的逐步减小态势,在政策倾斜、产业升级、技术溢出等多重驱动下,区域间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差异逐渐降低。③十年间,全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关系。在影响机理方面:交通条件对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总体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最大,其次是旅游产业集聚,再次是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对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总体空间溢出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碳中和背景下清洁能源技术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研究回顾与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伴生金属具有独特的物理或化学性能,是清洁能源技术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推进碳中和目标将带动清洁能源技术加快部署,进而促进关键伴生金属需求快速增加。然而,未来关键伴生金属供给却面临受限的压力,使得清洁能源技术关键伴生金属供给安全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分析、研究方法和干预路径等方面对清洁能源技术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发现:①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是在多系统、多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结果,联合生产机制和清洁能源产业需求影响机制是可供性约束形成的主要驱动机制。②伴生金属资源储量评估研究面临数据缺失问题的挑战,传统独立金属产量预测模型并不适用于伴生金属可供产量分析。在预测不同能源技术对关键伴生金属的需求时,应区分传统、成熟技术领域与新兴技术领域,进而采取相适用的模型。文章综合构建了清洁能源技术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研究方法清单,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方法指引。③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干预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废物回收、产品设计和生产冶炼环节,对产品使用和加工制造环节的研究较少,缺乏系统性研究,而且不同产业链环节干预路径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同。④未来需要深化对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影响机制的研究,综合运用集成性方法对伴生金属可供性进行系统评估,深入解构中国“双碳”目标情景下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动态演变趋势,并基于全产业链环节对中国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干预路径开展系统性研究,为推动能源转型、达成碳中和目标提供关键伴生金属安全供给保障方案。     

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长期存在的典型化事实是,地方政府设定的与相邻地区相近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行为与地区间不平衡的发展相矛盾。探究此现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揭示现行经济增长目标策略是否还适用于中国绿色发展的新格局。该研究利用灯光和经济增长目标数据计算目标与实际资源禀赋的偏离度,以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目标偏离与绿色技术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地方政府适度提高经济增长目标可激励其寻求新技能(如绿色技术)兑现承诺;但目标过度偏离资源禀赋会倒逼政府为了拉高经济增速而扭曲资源配置,抑制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①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绿色发明专利面临的挤出效应更大;②非国有企业、中小微企业、非污染行业的企业绿色创新更易受影响;③企业的资金压力、内控水平、创新能力及地区的创新环境、法律环境、绿色发展水平都会影响目标偏离与绿色创新的关系。据此提出,为助力绿色发展,中国需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策略、健全促进绿色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政绩考核等。     

扶持政策对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北大核心CSCDCSSCI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之一。客观评价资源枯竭型城市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将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利用2003—2017年283个中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测算并比较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资源枯竭型城市扶持政策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扶持政策是否促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结果显示:(1)扶持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这些城市的发展质量,且扶持政策越早实施效果越明显。(2)扶持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为显著。(3)扶持政策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对中西部地区以及有色冶金类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中国应制定更加明确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分类标准,确定差异化的转型路径;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扶持力度,引导森工和石油类资源枯竭型城市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环境治理能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资源环境约束下基于资本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诸多研究尝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以此判断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却忽略了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资源、环境因素。随着全球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将二者纳入TFP测算框架,但大多基于传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并建立在决策单元具有相同技术水平的假设条件下进行测度,从而不能从多角度对技术效率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也无法测算投入或产出存在非零松弛时带来的影响,并忽略了区域技术水平的现实差异性。除此之外,未能准确测量资本投入是现有文献存在的另一普遍问题,以资本存量作为其替代度量会带来一定计算误差。鉴于此,本文首先利用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测算中国三种类型资本服务,再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共同边界ML生产率指数,在非径向、非角度和存在多群体效率的基础上,基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双重约束,测度1992-2012年间中国省际环境效率、环境TFP的动态演变趋势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无效率主要来源于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区域环境效率从东向西呈现明显的阶梯式分布;设备、工具、器具购置类资本使用不当是资本无效率的主因;此外,技术进步是推动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及南部沿海地区环境TFP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东北、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改善,并在纯技术赶超和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对发达区域呈追赶趋势。因此,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三方面着手。     

环境约束条件下景区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评估北大核心CSCDCSSCI

旅游活动不仅能够为景区创造经济效益,而且也给生态环境体系形成负面影响,因而对环境约束下景区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进行测度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参照网络DEA与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法,将环境因素纳入景区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测度框架,结合以景区碳足迹表征的生态环境压力指标,构建了考虑环境因素的景区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测度模型,规避了传统DEA方法的"黑箱"问题,更为准确地涵盖了环境治理效率。以四川省成都市26家景区为评估对象的研究结果显示,各景区旅游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多数景区旅游生产率差异受旅游服务产品生产环节效率主导,囊括环境治理效率的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评估更为科学、合理。最后本文在发展理念、旅游服务产品结构、能源结构、碳汇增加等方面针对景区旅游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规制内涵变迁与现代环境法的演进北大核心CSCDCSSCI

规制是各学科广泛运用的概念,法学层面的规制主要关注规制主体的法律架构、规制行为的合法性、规制程序的正当性以及规制裁量权的控制等。百余年来,规制内涵经历了由直接规制到激励性规制再到规制治理的变迁,这一变迁也影响到作为社会性规制之典型场域的环境规制与环境法,学界通常将建立在上述不同规制内涵基础上的环境规制和环境法用“代”进行表征,其所折射的是不同发展阶段对环境保护目的和手段的认知差异。各代环境法之间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基于社会变迁对既有规制手段进行的限制、修正和完善,从而更好地实现环境规制的目标。从形式上看,中国环境规制和环境法的发展历程同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并且也呈现出由以命令控制为主的“监管之法”向强调多元共治的“治理之法”的演进趋势,并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性的理论和制度体系。但是,当前中国环境法仍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表现为理念上仍受还原主义法律观的支配,目的上未确立环境规制的权利保障目标,体系上难以适应风险预防和规制的要求,适用上尚未厘清各种规制工具的适用条件,内容上还需实现多元规范的协同和衔接。要发挥环境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就需要补齐上述环境法治的短板,以整体主义法律观作为推进环境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通过环境权入宪入法确立环境法的权益保障目标,推动环境法由危害防止向风险预防的转身,优化各种环境规制工具的衔接适用,健全各种规范类型之间的协同机制。     

数字金融与碳排放:基于微观数据和机器学习模型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数字金融发展新阶段,中国同时正在进行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刻变革。基于2000—2019年城市面板、工业企业等数据库匹配的多维微观数据样本,首先运用传统计量模型,结合R语言地理坐标系统和爬虫等前沿技术构建相应指标,从多个角度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如何影响碳排放。然后,运用Python机器学习模型开展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真实非线性效应研究。实证结果显示:①数字金融对地区总体碳排放量具有显著降低作用,而且通过了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②机制检验首次验证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支持数字科技产业化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这两大机制影响碳排放。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助力数字科技的产业化和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地区总体碳排放。另一方面,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赋能并不在于直接的金融普惠性逻辑,而是通过深化市场整合、强化市场竞争,促进了企业的优胜劣汰,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从而提高能源利用和碳减排效率,降低地区总体碳排放。③机器学习模型分析首次发现,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影响的重要性与传统因素相当,此外,还揭示了其对碳排放影响的非线性趋势。上述研究有助于解释和统合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创造性”和“破坏性”的争议,即数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减少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其影响机制较为间接,而且正面作用逐渐收敛和转向。基于此,应注重引导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和深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碳金融的数字化创新,强化数字金融反垄断监管,从而充分抓住新一代数字科技机遇,引导数字金融支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气候工程国际法的框架——以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气候工程(也称“地球工程”)有潜力通过大规模、集中高效的方式减轻温升过高对气候系统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在所有气候工程技术中最具备大规模实施的可行性,但其对环境和气候系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及对气候公平造成的威胁也引起最多争议。就实然法而言,国际法可以从三个方面回应上述争议:第一,预防或控制该技术可能造成的重大环境损害;第二,在对该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和气候影响没有确定科学依据的情况下谨慎发展该技术,并防范可能产生的重大或不可逆风险;第三,应对该技术因负面环境影响不均衡而产生的国家间和代际气候公平问题。就应然法而言,未来短期治理应以规范科学研究及科学家行为为主,以灵活的规制形式促进对人类和自然环境有益的气候工程相关科学研究;中长期的治理结构应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为主要平台,辅以其他具有适用性的公约,着重发展该技术的环境影响评价和风险预防机制,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气候脆弱国家全面参与气候地球工程的商议程序和决策过程。中国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应当积极参与太阳辐射管理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多边主义治理,明确该技术在中国未来气候政策中的非主导地位,并强调制定该技术的国际治理规则时应充分考量气候公平问题。中国还应当就本国太阳辐射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气候公约》附属机构SBSTA积极进行信息交流。     

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与实现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教育实践,出现了价值取向的工具价值本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价值概念理论研究的缺失。选择“关系说”范式定义概念,能够确保教育价值理论的逻辑思维的一致性。这一范式也存在局限性,例如,该定义范式更适合广义概念,价值客体的“有用性”存在较大争议与分歧等。“关系说”范式的价值教育存在许多影响因素:可持续发展含义的复杂多变特性有利于概念理解与理论发展,但不利于教育教学实践的设计与组织;弱可持续发展教育保证了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但忽略了对教育自身问题的关注与反思,抑制了教育重建的积极性;教育的新型发展模式能够吸收跨学科知识,丰富了教育内容与手段,但不能保证价值教育契合受教育者身心规律;可持续发展教育价值理论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教育价值理论中的跨学科发展面临着概念理论冲突,需要重审重建概念体系;工具本位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工具作用,也限制了教育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目的价值的实现。为了达成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之目的,要立足国情,科学调整教育形态;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教育行动,共同承担教育职责;创新课程模式,提升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强化师训,注重增强教师权能。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的回顾与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诞生于1986年,是我国针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发起的一项地方试点工作,旨在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推广应用,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相协调。30年来,实验区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突出体现在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内的普及、探索出了一批具有示范推广意义的地域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发挥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可持续发展成就的窗口作用三个方面。但是,实验区建设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顶层设计存在缺陷、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布局中没有占据应有位置以及能力建设工作滞后三个方面。随着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的形势变化,特别是国际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国内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实验区建设新的历史使命。着眼未来,实验区建设应在深入分析总结30年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统筹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为目标,以破解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着力点,以创新为动力,着力探索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凝练可持续发展典型模式,为国内同类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实验和示范效应,并依托"一带一路"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鲜活案例。     

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的中国电力系统演化路径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评价我国电力系统的低碳演化进程,有助于动态分析我国电力系统的发展规律,揭示其演化机理,还可以提供系统演化过程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为决策者制定电力发展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文章从宏观环境层、中观体制层和微观利基层的视角出发,融合演化熵权法和政策变权函数构建出一套综合评价指标,结合不同发展阶段的电力政策动态评价电力系统演化路径,揭示系统内生机制、外部要素及其交互作用对系统发展产生的影响效力。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环境对系统的演化作用是缓慢而稳定的,但外部环境对电力系统重大事件的鲁棒性较差,电力政策形成机制亟待构建;中观体制层具有路径锁定效应,其发展较为稳定同时对政策约束较为敏感,应注重化石能源和非化石之间的博弈关系,加强区域能源协同发展;创新利基就显得尤为活跃,它占据了多个重要指标并对系统演化产生强烈地正向影响;相反,外部环境中国际影响力和公众参与这两项指标对系统演化存在抑制效用。整体而言,评价指标框架能够较好地反映出我国电力系统演化过程中的演化特征。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文章认为在我国电力系统的低碳演化过程中,当创新技术成熟时,应适当减少政府政策干预,遵循政府主导国家的市场规则;未来要加快利基层示范工程建设,加快创新技术的认证和利基项目的监管;从低碳发展的角度出发,进一步降低国际影响、公众行为和输电端对整体电力系统演化的负向影响,提升系统的低碳演化速率,推进整体电力系统的低碳演化。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电力系统低碳演化有较好的理论与实践借鉴意义。     

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的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绿色技术创新是缓解经济-环境矛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构建的市场-制度技术三维框架,将其解构为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政府资助、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五个细分指标,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相结合的方法,从组态视角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差异、关键驱动因素和实现路径展开研究。研究表明:①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集聚辐射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自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南、黄河中游、东北、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依次递减,东部、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集聚辐射效应更为显著。②NCA方法表明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政府资助、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均是实现20%及以上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不充分),其中R&D经费投入、市场化进程和R&D人员投入必要性更为显著。QCA必要条件分析显示,R&D经费投入是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不存在非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QCA必要条件分析结果集是NCA结果的子集,两种方法结论互补互证。③QCA组态分析显示,实现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有两条,分别是技术投入主导下市场驱动型和技术投入主导下自主开放型路径;导致非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有两条,分别是多因素匮乏型和市场局限下资源诅咒型路径。文章丰富了技术创新理论,凸显了非对称创新的中国情境,为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找动力、补短板、发现可实现路径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跨境河流水量分配方法探讨:破产理论下的评估与改进北大核心CSCDCSSCI

跨境河流水量分配不均极易引发流域国间的冲突,如何在沿岸国之间实现公平合理的水量分配是流域国达成共识机制的关键。在总供给水量无法满足各沿岸国用水需求的前提下,使用破产理论分析具有明显优势,其合作博弈的性质和对个体关注的特点使其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本文在比较评估10种已有破产规则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基础上,对破产理论下的跨境河流水量分配方法进行优化改进。首先,依照破产理论的“清偿顺序”,确定有限水量进行破产分配的顺序,优先保证最基本人类生活用水和生态需水。其次,结合国际水法提出的“公平合理”和“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增设水资源贡献量、人口自然增长量、水资源开发落后地区倾斜系数和最低供水保障率四个参数,分别对PRO、CEL、AP三种传统破产规则进行改进,构建加权破产模型,探讨更加公平合理的跨境河流水量分配方法。最后,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旱季为例,测算不同破产规则下各沿岸国的分水量及满意度,在采用Borda计数法对各国偏好排序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话语权的CPBSI(compromise programming based stability index)指数,定量判断各分配方法的稳定性。结果表明:①改进后的R_PRO、R_CEL、R_AP三种破产模型平均CPBSI指数值较低,整体稳定性较高,特别是相较于原分配方法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稳定性显著增强,可见本文提出的改进水量分配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②在改进后的模型中,R_PRO方法下的CPBSI指数最低,其次是R_AP,两者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水量分配方案,最有可能为流域成员国所接受,这对未来流域一体化相关协议的签订和谈判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