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GMM分析

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以及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使得人口因素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极其复杂,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口对能源消费会产生不同影响。文章通过将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3个指标引入扩展的STIRPAT模型,基于我国30个省市区1996-2013年的面板数据,利用GMM法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总抚养比、前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等因素对我国能源消费均具有显著影响,老年抚养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暂时不显著,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其影响会逐步显现;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与能源消费反方向变动;前期能源消费对当期能源消费存在显著正影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与能源消费同方向变动;在所有影响能源消费的因素中,前期能源消费的作用最大,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已超过经济增长,正逐步成为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文章提出应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纳入相关政策视野,适时调整完善人口政策,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不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快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力发展节能技术,逐步提高能源利用率等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全面二孩”、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住房消费的影响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在改变,"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全面二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重要一步,对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政府颁布"全面二孩"政策的当下,探讨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住房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6年数据的整理和比较,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使少儿抚养比显著提升,老龄化程度得到一定减轻,但不能改变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大趋势。通过采用滞后一期变量,利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GMM)估计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消费的影响。估算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不能解释近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但能部分解释住房面积水平的变化;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住房消费面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消费面积没有明显影响。由于"全面二孩"的实施会提高少儿抚养比,因而从长期来看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商品房消费水平。从人口结构角度出发,未来我国房价不再具备快速上涨的需求基础。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可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增加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将商品服务结构逐步向老年市场转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应对老龄化对住房和经济市场的冲击。     

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基于生命周期储蓄率模型逆推出居民消费率模型,利用中国199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主要结论如下: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人口性别比系数为正,但稳健性较差,养老保险覆盖率的上升并未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率。因此,政府应继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并在制定长期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将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考虑进来。     

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IPCC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在省际层面测度了我国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基于扩展的STIRPAT和Kaya模型,构建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2003-2012年分省面板数据样本及城乡子样本进行系统GMM估计。本文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城乡家庭部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在近十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家庭部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高碳排放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水平较低;第二,城乡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的上期碳排放量对本期碳排放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这反映出我国家庭部门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惯性特征和路径依赖性,是一种动态自适应机制;人口规模、居民消费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强度和城镇化因素,都对我国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得到如下启示及政策含义:家庭部门碳减排将是一个有步骤、分区域的渐进过程,我国碳减排政策应当兼顾消费升级和碳排放的双重目标,努力构建分层次碳减排的适应性预期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低碳消费,缓解人口规模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对家庭部门碳减排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能源价格改革、财政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等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改造等科技手段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些政策将更有利于城镇家庭部门碳减排。     

重庆市人口老化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

目前,重庆是我国"最老"的城市,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2.42%,高于全国其他省份,且老年抚养比已达到17.36%,老龄化的趋势明显。老年人口的增多给政府支出带来极大的负担,2011年,重庆养老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6.3%。为了研究重庆的老龄化状况及对政府支出的影响,本文使用Cpps人口预测软件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进行预测并使用Stata 11对重庆老龄化对财政支出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到2030年,重庆市老年抚养比将接近30%,且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将导致政府财政支出上升大约0.4个百分点。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从生活消费视角定量评估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基于Kaya恒等式基本原理,采用LMDI分解法构建一个包括消费碳排放强度、消费结构、城乡消费比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和城乡结构在内的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对我国1995-2012年的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城乡消费比重各因素效应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均大于对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明显;城镇人口效应对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减排意义重大,而农村人口效应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增加;城乡结构变化会带动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城乡结构达到一定程度,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也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家庭生活消费节能减排的对策及建议,引导居民低碳生活,绿色消费。     

劳动力流动的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我国劳动力流动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特殊的流动特征和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份1997-2009年的人口总抚养负担系数、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总人口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别对东部12省、中部9省以及西部10省的人口弹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抚养负担的下降对1997-2009年各地区经济增长均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中部地区人口弹性最大、东部次之、西部地区人口弹性最小。分析其原因在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各地区在吸引劳动力和有效利用劳动力方面差异扩大,反之落后。区域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减弱了抚养负担下降对本地的经济促进作用。本文提出,未来将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投向西部,是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促使经济均衡增长、产业顺利转移、解决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家庭消费的能源环境代价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模式,居民家庭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何更好地引导其尽可能地降低对环境的损害效应,是决定经济绿色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问题。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本文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家庭消费对能源消耗、CO2排放和SO2排放的影响,采用LMDI分解法研究了家庭消费规模、家庭消费结构和效率变化三个因素对其变化的影响,并对中国家庭消费含能(污)量进行脱钩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4年,家庭消费含能量和含碳量都呈现增加趋势,其中煤和油是最主要的家庭能源消费品种,而家庭消费含硫量呈现递减趋势;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家庭消费含能(污)量的主要引致来源;家庭消费含能(污)量的增加主要是家庭消费规模快速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引起的,能耗或排污效率的提高带来的效率效应有效地抑制了规模效应,部门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动带来的结构效应影响较小;近年来,中国家庭消费含能(污)量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强脱钩状态,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同时家庭消费引起的能耗和排污有所下降的向好形势。政策含义表明,要有效控制家庭能耗和排污规模,需进一步优化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加快绿色清洁能源消费的转型;以家庭消费含能(污)量的部门分布为突破口,鼓励居民家庭选择消费较为清洁型的制造业产品或环保型的服务;提高消费品关联的产业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或污染治理效率,进而倒逼或引导部门结构的可持续性转变。研究对于发展绿色消费、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含义。     

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红利效应的影响及应对

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中国在总体人口基数得到控制的同时面临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的现状。推行二孩政策,对缓解因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矛盾意义重大,并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提供契机。通过对比分析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人口红利效应,对更为客观地认识政策实质,保障政策落实,进而推动人口红利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预测了中国未来一定时期的抚养比,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实施将会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结果表明:1二孩政策的实行对"储蓄率"及"城镇化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2在城市,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主要通过提升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体现;在农村,则主要通过推动性别比的均衡发展体现;3在城市及农村均缺乏鼓励生育二孩的配套政策;4二孩政策的生效具有滞后性;5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契机难以把握。结合本文预测结果,2050年,老年抚养比高达51.45%,为使人口红利效应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现有制度,鼓励生育二孩;注重教育,特别是针对农村女孩的高等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以弥补"数量"缺失;合理引导老龄人群消费观、投资观、从业观的调整,逐步营造"养老"与"生育"相辅相成的可持续性社会环境。     

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中国CO2排放量变化

基于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特点,采用对数平均的Divisa方法对我国1990~2007年的CO2排放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效应是我国CO2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CO2排放的主要原因,人口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大。分地区的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效应对CO2排放量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人口效应使东部地区碳排放增加,使中西部地区碳排放降低,能源利用结构变化对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因此,要降低我国的CO2排放,需要针对地区特点制定不同的政策,东部地区需要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进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中西部地区需要逐步改善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和技术含量高的低能耗制造业。     

中国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环境恩格尔曲线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家庭消费行为及其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分析中国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演变趋势,探讨影响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收入增长的作用,对于降低消费侧隐含污染排放、实现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六种家庭消费中隐含污染物的排放,分析了中国家庭消费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特征和变化趋势,进一步使用OLS回归分析和Oaxaca-Blinder分解法探讨了家庭收入变化对家庭隐含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各种污染物的环境恩格尔曲线(EEC)存在,EEC曲线向上倾斜且为凹型;技术进步是降低家庭隐含污染排放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长会因规模效应导致家庭隐含污染排放增加,但同时也会存在替代效应,即通过促进消费结构优化从而减少隐含污染排放;家庭隐含污染物的排放会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和环境政策变动的冲击,也会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变化的影响。该研究得到了如下启示:(1)绿色发展要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的生活方式向清洁消费转变,特别是要推动高收入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2)政府要加大对绿色产品创新、技术改革以及设备改造的支持力度,从而降低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综合消费端和供给端的复合政策将有利于降低家庭消费的隐含污染排放,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     

老龄化与省际经济增长倒U型关系检验

中国进入快速的人口老龄化阶段,对于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如何认识,是值得不断研究的课题。采用面板分位数和面板非参数模型实证检验了老年人口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不同分位数条件下,老年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转折点有所不同。总体上,老年人口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但是效应是逐渐递减的,当超过转折点之后,其效应由显著正向影响变为不显著负向影响。面板非参数估计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经济发展水平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并向负向效应转变,但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转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     

新疆能源强度影响因素及其治理策略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下,新疆过高的能源强度成为其自身发展和全国节能工作的"短板",会给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造成越来越难以解决的障碍,因此新疆面临严峻的节能减排挑战。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是一个地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指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编制了1992、1997、2002和2007年新疆30部门能源投入产出表,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SDA),全面并深入分析GDP变动、单位产出能耗(即直接能源消耗系数)、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包括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和净出口)变动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基于节能降耗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992-2007年技术变动、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均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降低起抑制作用,并推动了产业结构中低能耗部门比重的下降。最后结合测算结果与新疆资源经济的特殊性,从技术投入、投资与消费引导以及民生扶持等方面提出了新疆能源强度治理策略建议。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作用机理探析

城市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由“环境-资源-生产-消费-环境”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在这一物质循环系统中消费通过前后相关联，从生产到资源利用和直接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两个方向影响着城市环境。据此．以河谷型大城市兰州市为例．以能源、交通、水资源和家庭消费等四项指标代表消费结构构成．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等计量模型来定量研究1990-2002年13年尺度下消费构成变动对环境的影响．探讨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我国能源消费需求的时变弹性分析

为了科学分析相关经济因素变化对我国能源需求的影响效应,本文在提取能源消费需求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Bayesian理论的时变系数回归模型,利用MCMC方法获得了各时变回归系数的估计.同时,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了能源消费需求相对于各相关因素弹性系数的趋势及波动情况,并就能源需求对各相关经济因素弹性系数的趋势变动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能源价格、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全国总人口以及能源消耗结构对能源消费需求的影响强度具有时变效应;②电力价格变动对降低能源消费的作用最为显著,但边际效应在逐年下降;煤炭价格的提高对能源消费的增加具有很大推进作用,但"煤电联动"、能源价格市场化的建设可能进一步抑制能源需求;③城镇化建设进程可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能源需求的加速增长.     

基于LMDI分解模型的中国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特征分析

进入21世纪,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等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我国控制碳排放的政策手段多集中于工业生产领域,对居民生活领域碳排放控制涉及较少。基于此,本文使用LMDI模型计算并分析了2000-2015年间我国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城乡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驱动因素中,消费碳排放强度因素、消费水平因素、经济水平因素具有同向的碳排放驱动效应,消费结构因素、城乡消费比重因素、城乡结构因素具有反向的碳排放驱动效应;(2)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城乡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的主要推动力,考虑到与碳排放强度相关的技术趋于稳定,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因此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量及总生活碳排放量的上升趋势难以逆转;(3)从生活消费特点上对比,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有更有利于碳减排的生活消费结构,这一点由消费结构因素、城乡结构因素的对比得以印证,但从绝对值上看,城镇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值仍显著大于农村居民,因此城镇化进程将显著推动全国居民生活碳排放量的上升。本文研究可为精细化控制居民生活碳排放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数字经济是否有效促进了节能和碳减排?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为探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该研究以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的正“U”型或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省际和区域差距,广东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低;②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均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均显著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节能效应大于碳减排效应;③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异质性;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环境、数字用户规模及数字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对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增加数字用户规模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徐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特点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徐州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老龄化对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低生育率、医疗卫生和经济因素与徐州老龄化的关系密切。建议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提高市区老年人口社保参保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保障机制,用足现行生育政策。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秦巴山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内涵与外延,利用秦巴山区456户微观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有显著影响;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从人力资本来看,良好的劳动力健康状况不利于赡养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非农就业率对抚养期、负担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农户认知来看,限制农地用途,了解流入方,村委会推动、政府主导型转出均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各阶段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对于拥有较多非农就业机会的抚养期和负担期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通过强化地权稳定性促使其转出农地并外出务工。因此,在实践中执行农地流转政策时,应采取精准的农地转出激励措施,差别化对待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