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收缩的综合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扩张与收缩并存现象已经显现,过去以增长型城市规划作为顶层设计的战略模式需要作出调整,这必然需要更为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城市收缩现象及其时空分异。构建城市收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收缩度模型、主客观赋权法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评价,并运用DPS处理软件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探究城市收缩的驱动机制,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从收缩城市数量和严重程度来看,2011—2017年综合收缩城市有10个,人口收缩城市41个,经济收缩城市28个,社会收缩城市3个,且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的严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②从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特征来看,2014—2017年较2011—2014年的收缩城市数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空间分布上以东北地区为主,并开始在全国其他省区蔓延;③从长期收缩和短期收缩来看,不管是综合收缩城市还是人口、经济和社会收缩城市,均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且长期收缩城市在数量上要明显少于短期收缩城市;④从不同维度收缩城市的组合关系来看,人口-经济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多,人口-社会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少,没有出现经济-社会收缩型城市,而且全维度收缩城市也开始逐渐增多;⑤从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来看,交通状况、环境质量、人口增长和科技创新是导致城市收缩的主要因素,由此归纳出核心城市或区域吸附、资源枯竭、区划调整等几种驱动机制;⑥从城市收缩的应对策略来看,应按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城制宜的原则,从城市精明收缩、复兴导向的城镇化策略和韧性城市建设等角度来灵活应对城市收缩问题。     

五指山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活五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专家咨询与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确定了五指山市2009—2014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结果表明:五指山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2014年各指标类型的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     

基于SDGs及旅游竞争力指数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以桂林市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建立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技术体系是科学识别旅游型城市发展问题、定量评估其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关键举措。文章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SDGs)和旅游竞争力指数评估实践,构建了由3大系统、14个支柱、37个独立指标和6个综合指标组成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变异系数—熵权法的指标线性加权判断方法,并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障碍度分析等技术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技术体系。以桂林市(国务院第一批批准建设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批准建设的国际旅游胜地)为评价对象,对其2008—2019年连续12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8—2019年综合得分由26.26分提升至50.10分,其中社会治理系统得分提升34.79分,景观资源系统得分提升27.41分,经济动力系统得分提升6.14分,经济动力不足是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短板。(2)在14个支柱中经济开放度和科技创新支柱得分下降、亟需在后续发展规划中重点关注,景观资源保护支柱得分未发生明显变化、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其余11个支柱得分均有所提升,尤其是旅游安全与健康医疗支柱得分提升明显。(3)景观资源、经济动力及社会治理三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勉强失调型演变为2019年的初级协调发展型,但经济动力与景观资源、社会治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低,经济新动能的培育是未来发展的关键。(4)从关联度上看,与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关联度最高的指标为道路密度、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旅游接待人次、空气质量达标率;从障碍度上看,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指标是地均星级饭店数量、万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贸易自由度,上述指标在未来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     

中国城市住宅售租比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机制

以2009～2017年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空间趋势面和探索性空间回归技术(ESDA)对中国城市住宅售租比的空间分布进行模拟和估计,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城市的经济因素、人口因素、社会因素和预期因素4大方面探析售租比时空分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住宅售租比整体呈波动式上升的态势,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高西低"、"东热西冷"的阶梯状格局,且住宅价格、住宅租金和售租比均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和较强的区域集聚性。收入水平和工资水平是影响售租比最大的因素,住宅预期、人口吸引力、租赁户比重、家庭规模、经济预期等也是影响售租比的重要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预期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解释力依次减弱,4大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中国售租比的时空分异格局。     

基于"成本-能力-能效"的长江经济带城市韧性评估

通过构建城市韧性"成本-能力-能效"的评估模型,综合运用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S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K-means聚类方法,对长江经济带126个城市的韧性进行综合定量评估,归纳总结城市韧性模式和聚类特征,并运用GWR模型分析影响韧性能力的成本因素,探究韧性效率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分维度来看,核心城市呈现韧性成本和韧性能力的"双高",韧性效率则由非核心城市引领.从均衡的角度来看,韧性成本、韧性能效具有明显的水平层级性,而韧性能力在城市间的分野相对不大.(2)综合来看,韧性成本和韧性能力随城市规模的扩张而逐渐增加,而韧性效率逐渐衰减;韧性模式具有明显的上中下游区际差异性:上游地区表现为"低耗低能高效",中游地区"低耗低能中效",下游地区为"高耗高能低效";韧性的空间联系兼有核心城市垂直极化和一般城市扁平抱团.(3)从机制看,全社会用电量、建成区面积和科技支出是影响城市韧性能力的主要成本因素,不同韧性模式的城市具有差异化的主控因素.研究对于完善城市韧性评价体系、丰富城市韧性评估视角和推动城市韧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云南省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水资源承载力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方面。选取水资源、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构建了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模型;通过分析经济压力指数、人口压力指数、承载压力指数及协调指数,对云南省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和利用状况进行评价,并探讨了其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云南省水资源与生产力布局、人口分布不协调,滇中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人口数量大,而水资源量较少,多属于轻度超载或濒临超载地区;（2）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区域内水资源承载压力逐渐增大,如滇东北地区的昭通市由水资源承载适宜地区转变为水资源濒临超载地区,而滇西部地区的德宏市水资源承载力由承载盈余变为承载适宜;（3）从整体上看,目前云南省水资源利用率较低,工程性缺水问题较为突出。未来水利工程尤其是滇中引水等的建设及运行,将有效缓解水资源超载问题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土地开发度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

土地开发度（LDD）是衡量区域人类活动对土地开发利用的程度。分析土地开发度的时空差异和驱动机制能更加深刻的认识人类活动与区域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为研制区域差别化的土地管控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分析全国345个城市2009~2015年土地开发度的时空差异,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其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1）全国土地开发度从2009年的4.1%持续增加到2015年的4.47%,并在东、中、西3个区域上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2）345个城市的土地开发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土地开发度高的城市主要在城市群集聚,并在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区域表现较快增长。（3）全国土地开发度由投资驱动和人口驱动为主转变为产业驱动和人口驱动为主,东、中、西3个区域土地开发度的主导驱动因素有所差异。     

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推动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核心需求,通过构建EES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ESDA和面板数据模型,测度分析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行政单元EES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EES系统协调发展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度失调型占据发展类型主体,空间上形成"东北高、西南低"的发展格局,高协调区位于长三角及中西部省会等核心城市;(2)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等级化"特征,协调度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型分布,呈"集群化"特征,城市群内城市协调度整体较高;协调度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下游优于中上游,沿江城市优于非沿江城市;(3)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现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H-H型集中,冷点区域L-L型较多,局域关联与冷热点空间格局总体表现出沿海优于内陆、下游优于中上游的分异特征;(4)EES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是EES子系统发展、自然区位、战略与政策、空间邻近效应等因素综合驱动形成的结果。     

新疆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长期以来新疆面临着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性问题,研究水资源承载力时空演变特征成为新疆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选取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以及协调系统评价指标,通过构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模型计算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数,并对新疆15个行政区域的水资源承载状态和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6年,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属于水资源承载适宜区域,石河子市和克拉玛依市属于严重超载区域,阿克苏地区和喀什地区属于轻度超载区域,剩余8个区域属于濒临超载区域;从发展趋势来看,濒临超载和轻度超载区域略有减少,而承载适宜地区略有增加;整体而言,新疆多数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处于濒临超载状态,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性普遍较低,各区域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水资源分布不匹配,但近十年多数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综合水平整体向好发展。最后,提出提升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政策建议。     

多维度城镇化视角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城镇化与碳排放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特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实现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统一,还要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因此,从不同维度城镇化视角探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其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的碳排放量,运用熵权法对表征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整组变量压缩,然后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省域间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基于STIRPAT模型分别构建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三个维度下的碳排放影响因子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碳排放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经济因素助长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各城镇化维度下,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碳强度对本省份及相邻省份的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在经济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各省份间的碳排放具有"逐顶竞争"的特征。不同城镇化维度下,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大,土地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从反馈效应来看,在人口城镇化维度下省份间碳排放的"逐顶竞争"特征最为明显;从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相邻省份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厘清城市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协同绿色发展的基本前提。本文基于2003—2018年城市数据,采用Min DS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从投入产出视角揭示了城市生态无效率的具体来源,进一步利用Theil指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实证考察了城市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样本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上、中、下游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下游地区始终高于中、上游地区。期望产出不足和非期望产出冗余是造成城市生态无效率的重要原因。②地区内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2011年之前下游地区内部生态效率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最大;2011年之后下游与上游地区内差异贡献交替位于前两位。③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的绝对差异呈显著缩小态势,但上游地区稍有扩大。除中游地区外,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具有一定的梯度效应,且下游地区的两极分化现象最为明显。④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异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从结构因素来看,经济发展差异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的决定力始终最高,能源投入差异和污染排放差异的作用强度相对较小;从社会经济因素来看,人口密度差异对城市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决定力显著强于其他因素。     

基于协调发展视角的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差异研究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管理者关注的热点领域.长期以来学者们主要以单一经济指标或复合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因子,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及差异背后的自然、社会、经济驱动机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区域发展不单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应是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基于这一理解,从可持续协调发展人手,建立了区域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表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支持3个方面的27个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分析了区域综合发展的测算方法,提出了综合发展指数和发展协调指数.在案例分析中运用所设计的测度方法对江苏省内县级行政单位的综合发展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剧增。受经济、社会等诸多驱动因素影响,各地建设用地扩张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有助于理清建设用地扩张的机理,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因素分为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两个方面,采用基尼系数及基于半对数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考察了2006—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1)2006—2015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比较明显,衡量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先升后降,最后稳定于0.3左右;(2)财政赤字率、经济政策执行力、经济增长、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负向驱动作用;(3)经济增长、财政赤字率、经济政策执行力等三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区域差异的贡献最大;(4)影响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为此,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拓宽政府融资渠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等多方面入手,破解城市建设用地过度扩张的困局。     

基于协调发展视角的区域发展差异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差异研究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管理者关注的热点领域。长期以来学者们主要以单一经济指标或复合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因子，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及差异背后的自然、社会、经济驱动机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区域发展不单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应是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基于这一理解，从可持续协调发展入手，建立了区域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表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支持3个方面的27个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分析了区域综合发展的测算方法，提出了综合发展指数和发展协调指数。在案例分析中运用所设计的测度方法对江苏省内县级行政单位的综合发展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

江苏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份的典型代表,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时期的城镇化是一个融合人口、土地与经济的复杂系统,不能从单方面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归纳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衡量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过程,研究不同时空城市在人口、土地和产业三方面协调发展的状态。结果显示,1998-2009年12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城镇化驱动力量不同,协调发展度也处于上升状态,从衰退发展阶段(1998-2003)逐渐发展到过渡阶段(2004-2005),最后到达协调发展阶段(2006-2009);在空间分布上,以2009年为例,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发展度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也存在区域分异明显的特点。     

供给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机制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消除过剩产能,提高有效供给,是经济新常态下维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不仅面临着传统"城市病"的威胁,还面临着"资源诅咒"的困境,制度保障不足、产业刚性严重、要素创新低下已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大瓶颈。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提升供给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解城市转型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全面提升供给质量的角度,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新思路。文章首先结合宏观、中观、微观的整体分析思路,从制度供给、产业供给和要素供给三个层面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效用,有助于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产业结构体系和要素创新体系。其次,界定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因子,主要包括:行政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制度等5个制度供给因子;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环境、区域产业差异等4个产业供给因子;人力资源水平、科技创新、资源供给、生态环境、资金供给等5个要素供给因子。最后,以制度改革为保障,要素创新为手段,产业转型为核心,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综合机制,调控不同生命周期下不同层面影响因子的协同主导作用,实现制度、产业、要素三方供给要素的良性互动,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城市三位一体的转型,为顺利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子分析

在通过可达性方法确定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范围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从人口、经济及社会3个子系统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2001、2006及2011年3个时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运用空间自相关对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进行分析并分类,利用回归分析对各类型县域进行驱动因子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但各地区间的发展速度差异明显;在子系统演化过程中,以经济城镇化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为社会城镇化,最后为人口城镇化过程。(2)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率与城市等级规模、交通及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各子系统在空间格局演变进程中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子系统变化率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3)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依据关联性可以划分为"耦合聚集"型、"中心洼地"型、"拮抗聚集"型及"核心边缘"型,各类型县域空间格局演变明显。(4)內源力在"耦合聚集"型县域及"拮抗聚集"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促进作用,投资力对"中心洼地"型县域影响作用明显,而"核心边缘"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为行政力和內源力;根据各类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提出促进城镇化发展的相应措施,以做到因地制宜地指导各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评价监测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在借鉴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界定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内涵,提出人口长期均衡包含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人口内部均衡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三个维度,人口外部均衡包括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指标体系设定为三级,第一级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第二级由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七个部分构成;第三级指标包括反映内部均衡的7个指标以及反映外部均衡的13个指标.并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的权重;采用2000-2007年31个省级单位的数据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评价模型进行了验证,并对人口总体均衡水平以及影响人口均衡发展的关键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和浙江分列前三,人口均衡发展程度最高.从影响均衡程度的关键因素看.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是制约人口自身均衡的主要因素,人口与社会的均衡状况对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制约最大,其次是人口与经济的均衡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沈阳市人口、经济、空间与环境的协调度分析

在中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人口、经济、空间与城市环境的矛盾日益复杂和激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迫切需要研究城市人口、经济、空间与城市环境之闻的协调关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在市区尺度上构建城市人口、经济、空阃与城市环境的协调评价体系，并以老工业城市沈阳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沈阳城市人口经济空间的综合发展于1993—1999年处于困境．2000年以后城市综合发展逐步好转；沈阳城市环境在1998年以后稳定上升；沈阳城市综合发展与城市环境的静态协调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特征，动态协调度具有平滑和滞后性的特点；静态协调度于1993—1994年属于基本不协调阶段．1995—2005年基本处于协调状态。于1999年出现了低谷。并存在着下降的趋势；动态协调度于1993—1996年属于基本不协调阶段。1997年以后总体上属于基本协调阶段。     

北京城市发展中的能源消耗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发展不仅是生产部门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强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在能源消费中占居主要份额.本文综合考虑城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扩大和空间扩张等三方面因素,选取北京市市辖区的统计数据,采用LMDI指标分解方法,将能源消耗分解为经济规模、单位产值能耗、人均能耗、人口密度和能源空间支持系数等五项指标,分析各因素对城市能源消耗的贡献.从经济、人口和空间三个方面所体现的城市发展综合来看,经济因素对能源消耗的贡献最大;人口因素所消耗的能源约占能源总消耗的一半;紧凑型空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能源消耗.结论认为,城市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依然是能源消耗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也依然是城市节能减排的主要途径;但是,紧凑型空间正在成为城市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低碳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实现节能减排具有更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