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退耕还林与天然林保护的问题与对策

长江上游陡坡耕地退耕还林和天然林禁伐具有长远的生态意义，对促进该地区农村经济结构和农业结构调整也有积极作用，但同时给这些地区带来新的挑战；天然林禁伐区财政收入减少，GDP增长速度减慢，居民收入降低，以木材运输为主体的第三产业萎缩，劳动就业压力加大；退耕还林区粮食产量减少，农民生活受影响。当前，在两大工程实施实施过程中，出现虚报退耕面积和造林成果数字，一刀切，重视经济林、轻视生态林，林种和种植结构雷同，林区欠帐无法偿还，地方资金不配套，退耕后农业不知如何发展等问题。为此，笔者建议：退耕和“天禁”与区域脱贫、社会建设相结合；坚持因地制宜、分生态类型区实施；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应加强科学规划，进行技术攻关和科技集成，创立新的农林牧复合种植模式、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     

生态修复项目对自然与社会的影响

1978年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生态修复项目,包括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项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为了讨论这些项目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影响、及其应用前景,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综述与展评,研究环境修复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30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以及其他环保政策使项目区的绿色植被覆盖度迅速提高。但是与撂荒地的自然恢复过程相比,半干旱地区植树造林降低了总的植被覆盖度,导致退化土地面积增加,加剧了当地的沙漠化;同时,由退耕引起的粮食减产部分可以通过在更适宜地区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来补偿,退耕还林工程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在大规模环境修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人民对环保政策的态度也在平稳进步。与其相反,由于天然林保护项目所实施的禁采、禁牧政策缺少必要的补偿措施,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只有极少数人认为植树种草应该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当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结束后,许多已修复的植被面临被再一次开垦的危险。由此可见,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和提供适当的生态补偿,可以在改善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避免贫困与环境恶化。同时,必须警惕不适当的技术和政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危害。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生态退耕对粮食生产的可能影响

根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有关各省区制定的退耕规划,分析了生态退耕对粮食生产产生的可能影响。(1)生态退耕将直接减少粮食147.92×104t,由此退耕还林还草可能会带来粮食产量的暂时下降。(2)从生态退耕的正面影响看,退耕节省下来的生产要素的转移可以带来未退耕耕地粮食产量的增加;同时技术进步、中低产田改造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势必也对粮食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3)粮食需求预测表明,2010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粮食总量将达1 400.71×104t,在人均400kg,425kg和450kg水平下粮食需求分别为1 389.34×104t,470.37×104t和1 563.01×104t。从A方案看,就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整体而言将不会出现粮食短缺;但具体到分区而言,黄土丘陵区必须通过粮食调入才能满足本区需求,而黄土台塬区则有一定盈余。     

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耕地是土地的精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耕地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合理配置耕地资源,协调供需之间的矛盾,分析了1996～2003年我国大陆地区耕地资源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耕地资源由1996年底的13003.85万hm2减少到2003年底的12339.22万hm2,且逐年依次减小;②受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耕地资源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③7年来生态退耕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因素,2003年生态退耕减少耕地面积达到了耕地面积减少的77%;④累计建设占用耕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强,尤其与人口因素的关系更为密切。     

生态约束下的湖滨土地利用研究——以四川省仁寿县黑龙滩镇为例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下围绕土地“三位一体”管理理念,强化土地利用生态管理是当今我国土地资源管理的综合思路,研究湖滨生态敏感区土地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四川省仁寿县黑龙滩镇为实证研究区,通过构建数理量化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2005~2015年间研究区湖滨土地利用状况,并差别化探讨了湖滨土地利用优化模式,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表明:(1)黑龙滩镇湖滨土地利用多样化系数和均衡度在时序上变幅较小,在空间上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但总体上处于均衡状态。(2)黑龙滩镇湖滨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总体为波动上升趋势,以2012年为拐点,安全状态由较安全向安全阶段转变,总体呈较安全状态。(3)黑龙滩镇湖滨土地利用生态安全主要受种植结构优化合理度、人口密度、地均牲畜量、水环境污染负荷、水土流失占比、单位耕地农药负荷的影响,其中人口密度与预期方向相反,种植结构优化合理度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余的综合净效应为负。(4)针对黑龙滩镇湖滨土地利用变化状况以及生态安全保护需求与区域发展趋势,差别化地提出退耕还湖与持续利用生态模式、复合农业与生态种植发展模式、休闲农业与教育体验发展模式三类湖滨土地利用模式。综上提出了加强湖滨水土资源保护、优化湖滨农业结构布局和规范湖滨管理的政策建议。     

我国2001年生态环境建设重点

为遏制人为不合理资源开发导致新的生态破坏 ,全面推动全国生态保护工作 ,把《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国家环保总局近日确定了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将要着力抓好的 6项工作 :在西部生态调查基础上 ,开展生态功能区划、规划 ,组织开展中东部地区生态调查 ;启动大江大河源头区、重要湖泊和沙漠绿洲等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试点 ,推动条件较好地区启动一批地方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试点 ;在继续抓好禁采发菜、限挖甘草和矿山环保等生态管理的基础上 ,对生态敏感区和资源严重破坏地区的资源开发 ,要优先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     

退耕还林与贫困地区粮食安全的实证分析--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本文以实证分析的方法,以宁夏地区为例,通过研究该地区2003年200户退耕户和100户非退耕户之间。以及二者与1999年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前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和人均食品支出水平的变化,认为退耕户的粮食安全程度比非退耕户和退耕前的农户有了显著的提高,这种提高与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耕地面积呈正相关,而与粮食播种面积比重呈负相关,因而可得得出结论：在生态脆弱地区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并不会影响当地农民的粮食安全。     

洞庭湖区农业环境与湖垸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围湖垦殖形成了洞庭湖区湖垸农业形式,湖垸农业的形成加速了湖区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压力也促进了围垦。不断的围湖垦殖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由于湖泊面积减少,湖垸农业处于外洪内涝的环境中。归纳了洞庭湖区的农业环境问题：洪涝灾害发生频率加大;水面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环境污染严重,湿地生态功能衰退;土壤退化和潜育化严重;血吸虫病死灰复燃等。结合已有经验,提出了湖垸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认真实施生态保护工程,减少泥沙淤积;调整湖垸农业结构,建立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模式：避灾、减灾模式、水生经济植物模式、工业原料作物模式、林农复合经营模式、湖洲草地草食畜禽模式、麻基（油菜）渔塘农业模式等。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农户行为选择及损益北大核心CSCDCSSCI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激励农户自愿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关键,而现有退耕还林补偿标准的测算方式没有考虑农户机会成本和损益状况的动态变化和不确定性,激励机制有待完善。文章将实物期权理论引入农户收益测算中,通过数值模拟探讨南北不同地区收益不确定条件下成本收益等额补偿的转换边界,结果表明农户退耕的机会成本随时间和地域变动而变动,科学高效的退耕补偿标准也应随之变动。随后,根据2002-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以小麦和稻谷为代表估算南北不同地区退耕地块上退耕农户的机会成本,结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初值密度和生态林认定标准以杉木和刺槐为代表估算南北不同地区造林成本,进而得到退耕还林的造林净收益,通过比较历年种植农作物和造林的净收益,表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呈现波动上升的状态,2002-2009年期间的退耕还林净收益高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农户因退耕受益,2010-2013年期间的退耕还林净收益低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农户因退耕受损。最后,利用几何布朗运动模拟2014-2030年的退耕机会成本的可能走势并与转换边界进行比较,得到粮食产量、补偿标准与农户受损概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下退耕农户的受损概率随农作物产量的增加而增加,随补偿标准的增加而减小,在相同立地条件和相同补偿标准下南方地区退耕农户受损的概率更大。文章为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政策含义是在中央政府"一刀切"政策现状下,地方政府应结合地域特征和机会成本的变化制定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在选择退耕地块时应考虑地块的立地条件,避免宜耕地被退。     

作物多样性变化及其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基于期望出产和非期望产出的分析

运用中国30个省份1990～2016年的面板数据,从作物多样性视角,采用CDI和d等作物多样性指数,考察了农业种植结构对农业产值和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作物多样性与农业产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当前中国非优势作物（比较优势较弱）多样性偏高,对农业产值产生抑制作用,非优势作物多样性每增加1个单位,农业产值将减少1.5%;对农业面源污染产生正向作用,非优势作物多样性每增加1个单位,农业面源污染将增加1.3%。而区域优势作物多样性的增加对农业面源污染有较大的抑制效应,优势作物多样性每增加1个单位,农业面源污染将减少1.5%;作物多样性对种植业产值和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指数的提高有负面影响;在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背景下,减少作物多样性种植有利于农业产值的提高;当自然灾害较严重时,作物多样性的增加有利于农业产值的增长。因此各区域要立足于本省的资源禀赋条件,减少比较优势较弱的农作物品种和种植面积,增加优势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种植,培育农业品牌,以提高农业收入和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农民防灾减灾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绿色的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Making it Operational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is a facility for trading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thus saving non-renewable carbon emissions by promoting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and/or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in LDC's. The purpose of the CDM is to help these latter countries mee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ormer countries, thereby reducing the build-up of greenhouse gases (GH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gress in achieving a workable CDM in time for the first commitment period (2008–2012), and the kinds of initiatives that can be pursued in the agricultural, land-use and forestry sector in tropical countries. The critical element for the success of the CDM is the participation of a broad cross-section of buyers (ultimately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eller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CERs. Trading is the final step, which starts with project formulation, through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and then certification. This paper lays out a market-based framework for promoting CDM transactions between private sector project developers and traders and public sector policy makers, with regulators, governed by CDM rules, overseeing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CDM. However, as there are numerous players; it is proposed that trial CDM projects be demonstr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International bodies to iron out the problems and come up with practical solutions so that carbon trading can become a reality. Most rules for the CDM were clarified at the 7th Conference of Parties (CP) in October/November of 2001 in Marrakesh. An executive Board (EB) was appointed and this EB is in charge of proposing workable ground rules to promote the CDM. These have to be submitted for approval by the 8th CP in late 2002. Three broad kinds of projects qualify for the CDM, these are: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that will be alternatives to fossil fuel projects; sequestration projects that offset GHG emissions; and energy efficient projects that will decrease the emissions of GHG.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 combination of these initiatives. A fourth type covering GHG reduction is omitted. As elaborated in the text, in order to qualify for the CDM, the proposed projects may have to have additional costs when compared to the alternative(s). Two time frames have been agreed for CDM projects to qualify for the first commitment period, namely 7 years (with an option of two 7-year renewals) and 10 years. Also, for land-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projects only afforestation/reforestation initiatives are recognized as being permissible for the first commitment period. These rules seem rather shortsighted, as forestry and/or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usually require more than 21 years to be fully effective. Also, the major cause of deforestation is clearing land for agriculture, not harvesting wood. Therefore,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may be the best way to reduce deforestation and its subsequent release of GHGs. These conditionalities should be re-examined when rules for the second commitment period are decided. However, various agricultural and land-use projects are discussed under the existing guidelines which could qualify as CDM projects in the first period.     

梯级水库对长江水沙过程影响初探

长江中上游干流及主要支流正在进行大规模水电开发,按目前的规划和建设步伐,在未来20~30年,这些河段将形成一系列梯级水库。根据近20年来水文观测和资料统计,初步分析了长江水沙变化情况和发生变化的原因;通过一些已建大型水库的观测资料,分析了水库对泥沙输移规律的影响方式和程度;最后,提出减小梯级水库对长江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和建议。分析表明：长江的水沙过程已经发生变化,绝大多数河段输沙量明显减少;梯级水库的建设是输沙量减少的主要因素之一;梯级水库建设不仅使输沙量和径流量减少,而且显著改变了天然河流的水沙过程,给长江中下游及河口地区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影响。为了减小梯级水库对河流自然属性的影响,必须转变长江治理的思路,由江河治理向科学管理转变,利用洪水冲沙和水库群的优化调度,尽量维持河流的自然属性。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水土资源利用问题的认识——以长江下游地区若干城市地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过程出现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由于人口与产业不断集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加大,道路网密度增加,开发区扩大,使得城市空间迭加扩展,造成了严重的水土资源利用失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使本地区城市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对本区城市化过程中有关水土资源环境恶化、水污染增加、土地资源流失,以及城镇化速度过快的情况,作了深入分析论证,同时对长江下游地区水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出了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措施,特别是对如何加强长三角地区水质环境的整治提出了4点切实可行的办法与措施,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水土资源利用问题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过程出现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由于人口与产业不断集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加大，道路网密度增加，开发区扩大，使得城市空间迭加扩展，造成了严重的水土资源利用失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使本地区城市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对本区城市化过程中有关水土资源环境恶化、水污染增加、土地资源流失，以及城镇化速度过快的情况，作了深入分析论证，同时对长江下游地区水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出了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措施，特别是对如何加强长三角地区水质环境的整治提出了4点切实可行的办法与措施，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长江三峡水库水污染控制若干问题

论述了三峡水库几个重要水环境问题,对近年来三峡水库水污染控制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回顾,评述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就三峡水库水质模拟、水体富营养化、水库泥沙截留淤积和重金属污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国际水协会最新推出的河流水质模型,提出了三峡水库水环境模拟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基于湖泊（水库）生态动力学模型原理,在对水体中磷元素预测的基础上,从营养盐含量、水深、流速、温度因素等与富营养化非线性映射关系出发,初步建立三峡水库水体富营养化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三峡水库水体富营养化潜势进行研究,分析讨论了一些初步结果;论述了水库泥沙截留淤积及其与水体中污染物,特别是重金属污染的相互作用;建议三峡水库近期内应予以重视的一些重要水环境科学问题。     

兴文县新华硫铁矿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矿山地质环境建设是目前国土资源生态建设的重点,选择四川省兴文县新华硫铁矿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在全面分析区域自然背景的基础上,提出主要存在的矿山地质灾害问题,包括水环境问题、大量耕地被破坏和占用、滑坡、崩塌、大气污染等。确定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内容后,相应制定了多种治理方案,通过方案比选给出了推荐治理方案。推荐治理方案由采空区工程、地表排泄工程、矿渣拦挡工程、矿渣拦於工程、崩塌危岩处理工程、土地复垦工程和植被工程等组成。对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进行分析。最后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建议建立一套完善的保障措施,包括行政管理、技术监督、运行管理等,使地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长江江苏段岸线利用与港口布局

长江江苏段拥有全长约８３７ｋｍ的士流岸线资源,至１９９７年底,实际利用率超过１７％,位居沿江各省市之首,但同时也存在岸线利用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造成部门与部门、地方与部门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存在矛盾、港口码头建设政出多门,布点过多、能力过大与结构雷同的重复建设现象突出的重大岸线开放工程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带有一定的盲目与随意性等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尽快制定权威的岸线功能区划和开发利用规划、建立     

防洪整治工程对白暨豚和江豚的影响分析

自1998年大洪水后,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水利部门正在规划一系列长江中下游防洪整治工程,根据工程规划方案,结合白暨豚和江豚群目前的现状,综合分析了部分规划中的防洪工程对白暨豚九江豚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施工期间的影响,二是工程结束后对环境的改变而带来的影响,经分析认为,有些工程,如洲湾裁弯取直工程、鄱阳湖建闸控制工程将对白暨豚和江豚产生巨大不利影响,建议在近期内不考虑实施,另一些工程如在施工期间和完工后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从白暨肜和江豚保护的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统筹流域绿色发展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国家对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长江流域发展的最新明确的战略定位。本文分析了长江流域的区位优势及其地位和作用;从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总体特征、流域不同区段生态环境特征及主要问题、自然灾害、水利工程影响等不同方面梳理和讨论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现状及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基于以上分析讨论,提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中需重点关注的相关领域。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in the Colombian Andes: deforestation, fire and land-use changes

Protected areas (PAs) are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to halt biodiversity los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ir current effectiveness and how they could behave under projected scenarios of change, especially in the mountain ecosystems of the Andean region. In this study, we assess the role of protected areas against deforestation and fire incidence in the Colombian Andes and how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biophysical and context drivers such as the size, year of creation and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PAs affect their effectiveness. For the long-term, we have addressed the question of how effective these areas will be under three different scenarios of change for the period between 2020 and 2050, including a reference scenario and two scenarios of increasing pastureland and croplands. The results obtained indicated that both deforestation and fire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side protected areas than outside their borders. Concerning variables affecting deforestation and fire, only the type of ecosystem affected these processes in this study. The magnitude of forest loss was different between the analysed scenarios and depended on the location of the PAs. The PA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Mountain Range presented the largest values of deforestation but the lowest number of fire incidences. This finding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presence of processes other than fire, such as illegal logging or selective extraction. The largest losses are expected in the PAs associated with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mountain ranges, whereas the Western Mountain range will have the lowest loss. We conclude that although the Andes Mountains are a highly transformed and dynamic region, the current PAs have been effective barriers for deforestation and fire. However, the creation of new area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urrent PA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 population, especially in those areas that are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