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地区人群对多环芳烃的暴露及健康风险评价

采用多介质-多途径暴露模型,评价兰州地区居民暴露于多环芳烃的健康风险,分析风险来源、暴露介质及暴露途径,并结合蒙特卡罗方法分析研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结果表明,兰州地区居民中男性和女性对环境中多环芳烃的终身日平均暴露量分别为4.55×10-4和5.07×10-4mg.kg-1.d-1。暴露途径中食物摄取是最主要途径,食物中贡献较大的为谷物。相应的男性和女性的健康风险度分别为4.12×10-5.a-1和4.80×10-5.a-1,兰州地区多环芳烃类污染物居民人体健康风险度远远高于可接受健康风险度的标准。兰州地区女性对多环芳烃的暴露量高于男性,女性健康风险平均值亦远远高于EPA标准值,兰州地区女性乳腺癌发病率较高可能与长时间低剂量多环芳烃暴露有一定的关系。兰州地区多环芳烃人群暴露与天津和北京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     

中国饮用水中多环芳烃的分布和健康风险评价

饮用水中存在的多环芳烃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会产生危害。应用固相萃取富集法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分析方法对全国主要城市的80座自来水厂出水中多环芳烃的浓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各自来水厂的出水中多环芳烃总量在174.02-658.44ng.L-1之间,其中致癌性多环芳烃的总量为55.08-173.36ng.L-1,致癌性多环芳烃占多环芳烃总量比例最高可达到49.68%。就其组成而言,出水中多环芳烃以3环芳烃(31%-37%)为主,但各环均有检出;通过评价水体健康风险,得到水厂出水中多环芳烃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值是10-6a-1。     

湖北农村燃柴和燃煤家庭大气多环芳烃污染特征和呼吸暴露风险

以具有致癌毒性的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为对象,本研究于2014年1月(冬季)在湖北恩施农村地区使用煤炭和薪柴的家庭中同步采集了室内外空气样品,分析了室内外空气中28种PAHs(∑PAH28)的浓度水平、成分谱和粒径分布,重点比较了不同燃料家庭的污染特征差异,并据此估算了暴露人群的健康风险。结果表明,在燃煤家庭,∑PAH28的室内和室外浓度分别是(507±449) ng·m~(-3)和(120±18) ng·m~(-3);而在燃柴家庭,其室内和室外∑PAH28浓度分别是(849±421) ng·m~(-3)和(268±44) ng·m~(-3)。受室内排放源影响,室内PAHs浓度显著高于室外,室内外∑PAH28浓度比值在2～13。颗粒态PAHs主要集中在细颗粒物上,PM1.0(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1.0μm)上的PAHs占到颗粒态PAHs的50%～80%。燃煤家庭的居民因PAHs呼吸暴露导致的终生致癌风险的中位数是1.8×10~(-5)(四分位距是1.2×10~(-5)～3.1×10~(-5)),使用薪柴的家庭人群暴露风险7.1×10~(-5)(6.5×10~(-5)～7.8×10~(-5))。无论是燃煤还是薪柴的家庭,居民因PAHs呼吸暴露导致的终生致癌风险均超过10-6的可接受风险水平,表明该地区的高浓度PAHs污染致使当地人群存在较高的致癌风险。     

典型城乡交错区土壤中多环芳烃污染及健康风险评价

以典型城镇化进程中武汉郊区-鄂州城市-鄂州郊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城乡交错区多环芳烃(PAHs)污染水平和来源,并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研究区土壤中PAHs广泛存在,16种PAHs检出率达100%.土壤中∑16PAHs含量为16.60—1854.21 ng·g~(-1),均值为411.67 ng·g~(-1);7种致癌单体多环芳烃Σ7PAHs含量为4.17—1169.98 ng·g~(-1),均值为251.93 ng·g~(-1).不同点位PAHs污染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在居民密集区、城市建设及交通繁忙区域尤为显著,说明城乡交错区人为社会和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壤中PAHs污染产生较大影响.采用组分特征比值和主成分分析污染来源,结果显示该地区土壤中PAHs主要源于煤燃烧和机动车尾气排放以及秸秆等生物质低温燃烧排放,同时存在石油源污染.在城市化建设发展中,城乡交错区工业、农业、交通及生活等各种区域相互交错重叠,人为活动异常活跃,产生大量PAHs输入源,逐渐成为影响生活和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研究区对于成人和儿童通过呼吸暴露于土壤PAHs几乎不存在风险;而通过皮肤接触及经口摄入途径暴露于土壤PAHs存在一定潜在风险.此外,儿童通过3种途径暴露致癌风险低于成人;成人和儿童通过3种途径暴露的致癌风险大小顺序均为经口摄入皮肤接触呼吸.     

环渤海渔港沉积物多环芳烃的污染特征和生态风险评价

2019年5-6月采集了环渤海20个渔港的沉积物样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成光检测器串联方法对16种多环芳烃(PAHs)进行检测,分析了其分布和组成特征,采用比值法和正定矩阵因子模型法(PMF)对PAHs进行定量源解析,采用效应区间中低值法和中值商法评估其生态风险.10种PAHs的检出率达到100％,表明PAHs在沉积...     

岩溶槽谷区土壤多环芳烃健康风险评价

以重庆老龙洞岩溶槽谷为例,利用BaP毒性当量浓度(BaP_(eq))和终生癌症风险增量模型对儿童和成人暴露于土壤PAHs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土壤中BaP_(eq)∑_(16)PAHs为87.5±156.6 ng·g~(-1),7种致癌性PAHs占了97.8%;BaP_(eq)∑_(10)PAHs平均值为32.9±37.4 ng·g~(-1),33.3%的采样点的BaP_(eq)超过了荷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目标参考值(33.0 ng·g~(-1)),表明土壤PAHs存在潜在风险;儿童和成人的终生癌症风险(ILCR)分别为1.17×10~(-7)—7.11×10~(-6),1.24×10~(-7)—7.52×10~(-6),平均值为8.8×10~(-7)和9.3×10~(-7),总体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但有部分存在潜在风险;DaA和BaP产生的致癌风险占到总风险的35.2%和30.4%,是最主要的贡献组成;不同暴露途径对人群的致癌风险水平为:皮肤接触经口摄入呼吸吸入.经口摄入和皮肤接触对总致癌风险的贡献几乎为100%,高出呼吸吸入10~2—10~6倍,是土壤PAHs致癌风险的主要暴露途径.     

太湖梅梁湾沉积物中多环芳烃的生态和健康风险

持久性有机物引起的水质安全性问题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利用生态和健康风险评价的原理和方法,对太湖梅梁湾水源地沉积物中的多环芳烃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进行了分析.首先采用商值法筛选出该地区沉积物中具有潜在风险的多环芳烃,再进一步用建立在暴露浓度分布和物种敏感度分布上的概率法定量表征风险.结果表明,太湖梅梁湾水源地沉积物的多环芳烃中,菲、荧蒽、芘、苯并[a]蒽、屈、苯并[a]芘、二苯并[a,h]蒽7种具有潜在风险;在保护95%的物种水平下,菲的风险最小,而荧蒽和芘风险较高,达20%.健康风险分析表明,美国EPA提出的7种具有遗传毒性的多环芳烃其致癌风险在梅梁湾沉积物中均在10-5水平以下.     

污灌区农田土壤多环芳烃污染及风险评价

污灌区农田土壤可能受到多环芳烃(PAHs)的严重污染.本文以山西省黎城污灌区为研究对象,对其中农田土壤中16种优控PAHs的含量水平、组成特征以及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该污灌区农田土壤中PAHs总含量范围为16.03—1320.95 ng·g~(-1),平均值为226.74 ng·g~(-1).土壤中PAHs以4—6环的PAHs为主,占总量的61%.风险评价结果显示该区域有40%的样品受到污染,其中重度、中度和轻微污染所占比例分别为2.9%、2.9%和34.3%.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显示,该区域已具有潜在的致癌风险.从污染评价结果以及与山西省内其它区域农田土壤多环芳烃含量比较来看,研究区土壤已经受到PAHs不同程度的污染.在未来环境管理和控制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以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     

徐州市售蔬菜中多环芳烃污染与健康危害

为了分析徐州市蔬菜中多环芳烃(PAHs)的污染及其对人群的健康危害,本研究于2016年5月在徐州大型农贸市场和超市采集了当地居民经常食用的7种蔬菜样品,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分析了蔬菜样品中的8种中低环PAHs。结果表明PAHs总含量为27.7~53.8 ng·g-1,其中2、3环分别占总PAHs的45.53%、45.65%。不同类型蔬菜中PAHs含量为:叶菜类>根菜类>果菜类。运用毒性当量法计算得到徐州市不同人群对PAHs的摄食暴露量为7.88~14.65 ng·d-1,引起的致癌风险在1.79×10-7~1.08×10-6范围内,处于低致癌风险水平,但是其健康影响仍不容忽视。     

白银市土壤多环芳烃污染特征

多环芳烃(PAHs)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具有生物富集率高、致癌性强、环境风险高的特点.土壤是多环芳烃积累和迁移的重要介质,土壤中PAHs的浓度水平能反映研究区域内多环芳烃污染状况和污染来源等信息.本研究采集甘肃省白银市不同功能区土壤样品,分析土壤样品中PAHs的分布特征、污染状况和它们的主要来源,对有效控制PAHs污染,保护人类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天津市土壤多环芳烃污染特征、源解析和生态风险评价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机方法(GC-MS)分析了天津市不同功能区10个采样点表层土壤样品中16种多环芳烃(PAHs)的浓度,并对其污染特征、来源和生态风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天津市土壤中16种多环芳烃的总浓度(∑PAHs)范围为142—1.49×103ng·g-1,平均浓度765 ng·g-1,Bap浓度范围7.06—118 ng·g-1,平均值37.6 ng·g-1.∑PAHs浓度均值呈工业区近郊区城区远郊区趋势.采用PAHs成分谱、污染物的特征比值和主成分分析的污染来源解析结果表明:工业区PAHs主要来源于焦化、煤和天然气的燃烧,以及机动车的污染排放;城区和郊区土壤中PAHs除来自于煤和焦炭的燃烧外,机动车污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污染源.根据荷兰土壤质量标准,所有采样点均有PAHs单体超标,其中西青、津南、北辰、汉沽、塘沽和大港采样点超过荷兰土壤标准规定的10种多环芳烃的苯并(a)芘(Bap)毒性当量浓度(TEQ Bap10)限值33 ng·g-1,说明天津近郊区和工业区土壤已受到PAHs的污染,存在潜在的生态风险.     

北京中关村地区大气多环芳烃的污染

1981年至1982年在北京中关村等处八个采样点逐月采集大气颗粒物,用高效液体色谱法分析了十二种多环芳烃化合物,并对这些地区燃煤设施、能源消耗情况作了调查。结果表明,空气中多环芳烃含量在地区、季节上差别明显。本文讨论了上述差异的原因及多环芳烃的防治途径。     

红树林生态系统多环芳烃的污染研究进展

多环芳烃（PAHs）是一类广泛存在于天然环境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的潜在威胁。文章介绍了红树林生态系统PAHs污染的研究现状;总结了红树林生态系统PAHs的污染分布及其来源,以及PAHs污染胁迫对红树植物生长的影响;评述了红树植物对PAHs的直接吸收、红树林湿地微生物对PAHs的降解等研究;最后,对红树林生态系统PAHs污染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分析和展望,提出了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1）综合应用多学科交叉研究典型PAHs在红树林生态系统中的环境行为;（2）结合双光子激光共焦扫描显微技术等原位研究手段,开展红树植物对典型PAHs的吸收、存赋形态、转运等相关研究;（3）结合激光诱导时间分辨荧光光谱测定系统,实现对现场红树林生态系统中PAHs等有机污染物的原位检测。     

交通道路沿线土壤多环芳烃污染及风险防控综述

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作为一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其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效应,近年来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文章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交通道路沿线土壤PAHs的污染特征、来源及风险防控进行综述。在前人监测PAHs的7个区域中,城市交通沿线土壤大多受到PAHs污染,其中以印度阿萨姆邦污染最为严重,其他地区PAHs质量分数在2.750~4.694 mg·kg-1之间,以4~6环为主,大多占比50%以上。同一地区工业区与交通区土壤PAHs污染较为严重,其含量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和郊区农用地,最高达5倍多;交通燃料与化石燃料的燃烧产物是交通沿线土壤PAHs的主要来源。交通道路两侧土壤中PAHs含量随着与交通道路的距离增加而降低,印度北部城市路边1 m处污染最严重,法国塞纳河盆地距交通道路40 m处达到背景值。PAHs经误食和皮肤接触对人体致癌贡献最大,日益增加的交通污染是造成PAHs危害的因素之一,可通过提高油品级别、改进发动机、完善城市交通管理、优化防护林带、修复污染土壤、种植特定农作物对交通道路沿线土壤PAHs进行防范和控制。现有研究虽然分析了交通沿线土壤的PAHs污染特征,但对交通沿线的农田土壤关注较少,其PAHs污染应引起更多重视;且PAHs风险评估有待深入研究,以提出更为科学合理的风险防控措施。该文的结论可为PAHs特征分析及风险防控研究提供基础,为保护土壤环境、控制PAHs风险以及制定生态环境政策提供参考。     

石油污染土壤中多环芳烃分析及生态风险评价

对中原油田石油污染土壤中多环芳烃(PAHs)的残留量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PAHs总残留量范围为70.8～5 013.2μg.kg-1,且以3环以上多环芳烃组分为主。其中,苯并[a]芘检出率为100%,采油树前地表土壤苯并[a]芘检出量很高,最高可达996.9μg.kg-1。参考加拿大农业区域土壤PAHs的治理标准值,采用内梅罗综合指数法进行评价的结果表明:运行中和停产时间较短的油井周围土壤的生态风险较高;油井运行状态、停产时间及距采油树(污染源)的距离对土壤的生态风险都有影响,油井停产时间越长,其周围土壤的生态风险随之降低,距污染源越远,土壤生态风险越低。     

青藏高原表土中的多环芳烃和有机氯农药污染

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导致有机氯农业污染和源自不完全燃烧的多环芳烃污染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密度很低,青藏高原的环境相对清洁,因此常被视为全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背景区.     

城市化进程中天津市近郊区土壤多环芳烃的污染特征变化及健康风险

多环芳烃(PAHs)是城市主要污染物之一,对居民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然而,探讨城市化与区域PAHs污染特征及其健康风险的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基于正定矩阵因子分解(PMF)模型和终身累积癌症风险(ILCR)模型,本文对比了2008年和2012年天津市近郊地区土壤中PAHs的含量、组成、来源及其导致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土壤中PAHs的浓度增加了1倍,低分子量组分的比例由28.6%上升到34.8%,优势化合物由苯并(b)荧蒽、荧蒽和苯并(g,h,i)苝转变为菲、萘和荧蒽.土壤PAHs主要来源由2008年的燃煤源(51.3%)、机动车排放(23.1%)和生物质燃烧排放(14.5%)转变为2012年的燃煤源(41.0%)、机动车排放(28.4%)和石油源(22.3%),排放源的变化与区域工业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居民日常生活习惯改变有着密切的关联.机动车排放源贡献率增加导致当地居民的土壤PAHs暴露风险上升,皮肤接触是主要的暴露途径,儿童是对暴露风险最敏感的亚群体.     

多环芳烃(PAHs)的风险

荷兰国立公共卫生与环境保护研究所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多环芳烃（PAHs)的综合标准文件。 目前正在为一批因其排放或使用而在荷兰全国水平上有重要意义的选定优先物质编制这样的文件。综合标准文件为荷兰制定面向效应的环境政策奠定了科学基础。     

室内空气中多环芳烃污染的测量和特征性研究

本文就室内空气中多环芳烃典型污染源－室内燃煤和室内吸烟排放的多环芳烃组成和含量进行了测定，并同室外大气（对照）中多环芳烃组成含量进行了对比，研究了室内环境不同污染源排放多环烃组成和含量的特征性，结果表明，室内燃煤污染同燃煤型室外大气源排放多环芳烃具有相似组成含量特征，而室朵烟草烟雾污染源的多环芳烃组成含量特征，则与室外煤型和交通型均有显著区别。     

污染场地土壤多环芳烃（PAHs）生物可利用浓度的健康风险评价方法

随土壤不慎经口摄入是PAHs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该暴露途径下PAHs的健康风险计算主要基于土壤中总PAHs浓度进行计算。但是,这种计算方法并未考虑PAHs在土壤中的赋存状态及经口摄入后在人体不同器官中的毒理动力学过程,导致计算结果过于保守,修复目标过于严格,修复成本过高。针对这一问题国外相关研究人员已开展基于土壤中PAHs生物可利用性的健康风险评价研究并取得较大进展,但在国内就如何在风险评价过程中引入PAHs生物可利用性及其面临的障碍缺乏系统性报道。在对土壤中PAHs赋存形态及其随土壤经口腔摄入后在人体消化及循环系统中的动态分配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对该暴露途径下现有风险计算模型存在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基于土壤中PAHs可利用浓度进行风险计算,并对相应计算模型进行推导以及模型参数的获取方法进行了简要概括,以解决目前模型计算结果过于保守的问题。同时,对于在现有分层次进行场地健康风险评价思路中如何科学地纳入基于土壤中PAHs可利用浓度进行风险计算的思路以及在实际风险评价中应用该思路还需进行的研究工作进行了简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