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化学研究现状

1.序生态化学是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尽管非常重要,但几乎可以说,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尚未正式开始。工业发达国家,已经提出了该领域的某些分支,但将环境化学物质本身做为研究对象的组织还很少。总之,在生态化学领域内,将环境看作一个系统,有必要研究该系统内化学物质的调节机制。     

城市生态地球化学研究进展

城市生态地球化学是研究城市生态系统各要素中元素或化合物的组成特征、来源、含量、形态、迁移转化规律及其对人类和其他生命体的生态(环境)效应的科学。随着城市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城市生态地球化学成为环境保护领域新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国内外在研究城市土壤及降尘中重金属和有机物的来源、时空变异性、形态分布、迁移转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文章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该领域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基于地学的生态地球化学评价

在以生态系统为单元,以来源—成因—迁移转化—生态效应—预测预警为主线进行生态地球化学评价的过程中,应进一步突出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的基础地位和地质地球化学背景特征研究。地球化学异常是生态地球化学评价的主体对象,充分挖掘与利用区域地球化学资料为农业、环境、资源服务是评价的目标,地质背景因素分析是生态地球化学评价的重要手段。     

湖北省应城市盐化工业区生态地球化学研究

本文对湖北省应城市盐化工业区进行了生态地球化学研究以及矿山生态地球化学预警、预测,结果表明:在采卤区主要是土壤盐化,Cl在黄棕壤地区往土壤深部富集,在底土层达到最高;开采区已形成重度盐化土壤区6.5 km<'2>、盐类物质重度污染水体区44.6 km<'2>;在盐化工业区和城区除土壤盐化外,还存在Cd、Hg、Pb等重金...     

泉州湾重金属污染生态地球化学预警

水中的重金属元素易附着于表面积较大的悬浮颗粒物上而进入水底沉积物中,当外界条件改变时,又会重新释放到水体中而形成二次污染。因此,沉积物是水中重金属污染物的集蚋器,是研究湖泊、河口和港湾污染现状和污染历史的最可靠的采样介质。对接受了漂染、制革等工业废水污染源的福建省泉州湾沉积物和沉积柱进行生态地球化学调查取样,用原子荧光法（AFS）和质谱法（ICP—MS）测试了样品中的重金属元素As、Hg、Pb、Cd、Cr、Cu、Zn、Ni的含量。并进行了沉积柱^210Pb测年分析。通过数学法和增长趋势线法对海湾沉积物和沉积柱中重金属污染分别进行了生态地球化学预警,结果表明：八种重金属元素除Pb外,其它各重金属元素运用两种预警方法所得的顸警结果基本一致,As、Cr、Cu、Ni、Zn五种重金属含量有逐年增大的趋势,未采20～30年内将会对泉州湾生态环境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在沉积过程中,Hg和Cd的含量基本上不变化或出现了负增长。但也对泉州湾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黄土高原子午岭林区主要林分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

论文以黄土高原子午岭林区4种林分（侧柏、油松、辽东栎、刺槐）的绿叶、凋落物（凋落叶、枯枝、果实）为研究对象,分析其C、N、P含量及化学计量学特征,并计算养分再吸收率,为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建设及人工林合理种植规划提供理论依据。结果显示：植物叶片凋落前N、P均发生营养转移,油松N养分再吸收率最高（44.73%）,刺槐P养分再吸收率最高（41.10%）;刺槐相比于其他3种林分,绿叶C含量（413.94 g·kg^-1）略低,且其4个组分N含量略高于其他林分的相应组分,绿叶、果实P含量相对较高;4种林分的枯枝C∶N、C∶P值最大,碳蓄积功能较强;叶片N∶P值均小于14,表明生长旺盛期林分主要受N限制。油松、刺槐养分再吸收能力强,是黄土高原森林区适宜植被恢复的造林树种。     

化学技术在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应用探讨

本文首先对绿色化学做了概述,然后分析了绿色化学技术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优势,最后详细阐述了化学技术在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太湖食物网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空间差异

在太湖藻型湖区和草型湖区分别采集水环境和各营养级生物样品,利用生态化学计量分析方法,检测2个湖区水环境及食物网各组分的碳、氮、磷元素含量和比例.结果显示:藻型湖区的环境样品(水样和沉积物样)具有相对较高的碳氮磷元素含量,除了沉积物样的TOC和TN外,草、藻湖区的水样和沉积物样的碳氮磷元素含量有显著差异(P0.05),生物样品的碳氮磷元素含量的空间差异较小,高营养级物种的元素含量较低营养级物种相对恒定;藻型湖区环境样品的C:N、C:P和N:P比值较草型湖区低,两湖区间仅有沉积物的C:P和C:N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P0.05),低营养级物种的碳、氮、磷元素比例变动性较高营养级物种大;草、藻湖区食物网均存在营养级间化学计量不平衡现象.上述空间差异,可能与草藻湖区所受的外界污染输入量差异有关,而高营养级生物的化学元素含量和比例较为稳定,也体现了其生态化学计量的内稳态特征.     

关于植物化学生态信息的开发与利用

植物的化学信息，早已被人们所关注和利用，目前，该研究已成为生态学和化学生态学中最活跃，最能为社会与生产服务的领域之一，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和能量流是资源，而生态学的信息则是更具开发，利用前景的资源。     

沉积环境重金属地球化学特征及生态风险综述

研究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地球化学行为对揭示水域环境演变机制及评价和保护水生态环境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在使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对重金属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价的过程中,研究人员经常会遇到不同评估方法结果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甚至矛盾的问题。文章选取了研究中最常用的几种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方法进行详细介绍,并解释了造成不同风险评估指数之间评估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另外,对基于酸可挥发性硫和同步可提取金属之间关系的这类较新的评估方法的局限性进行了阐述。最后,对重金属的污染及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文章还对吸附、沉淀、配合和氧化还原等影响重金属在沉积物与水体间迁移转化行为的主要机制,以及重金属在沉积物中的赋存形态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亚热带稻田土壤碳氮磷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

为了解稻田土壤中是否存在稳定的土壤有机碳(C)、氮(N)和磷(P)比值,基于亚热带区110个水稻土剖面和587个发生层的土壤调查数据库,在区域尺度上分析了典型水稻土C∶N∶P比值的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并应用相关分析和冗余分析,研究水稻土C∶N∶P比值与土壤-环境因子(地形和母质、土壤发生层、土壤类型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关系.结果显示,亚热带区稻田土壤C∶N、C∶P和N∶P的剖面加权平均值分别为12. 6、49和3. 9,C∶N∶P为38∶3. 2∶1.不同母质起源、不同土壤亚类和不同发生层的水稻土C∶N变异相对较小;但C∶P和N∶P的变异很大,两者均值也远低于全球(186和13. 1)和中国土壤(136和9. 3)的C∶P和N∶P的平均水平.尽管稻田土壤剖面的C∶N∶P相对不稳定,但由于稻田表土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强烈,表土C∶N相对稳定(14. 2).这反映长期水耕熟化作用下,稻田表土中C和N仍存在紧密的耦合作用.然而,在稻田土壤剖面上,C∶P和N∶P并不稳定,SOC与全P含量、全N与全P含量也无显著相关性,表明环境变化可能导致土壤C∶N∶P解耦.地形、土壤质地、氧化铁和容重是调控稻田土...     

环境及其污染状况的生态地质化学检测新工艺

苏联地质部稀有元素矿物学、地质化学和结晶化学研究所是苏联地质化学工作最大的专业研究部门。该所最近研究出一种能对被污染环境进行快速生态地质化学检测的新工艺,它可用来发现和界定经济     

河西走廊中段荒漠绿洲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为探究荒漠绿洲土壤C、 N、 P和K的含量变化及生态化学计量特征,阐明其对环境因子的生态学响应,选择河西走廊中段张掖临泽荒漠绿洲10块样地,采集表层土壤样品,测定土壤C、 N、 P和K含量,揭示不同生境中土壤养分含量变化和化学计量比的分布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因子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1)土壤C在各样点分布不均匀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R=0.761,P=0.06).其中,ω(C)在绿洲平均值最高,为12.85 g·kg^-1,过渡带次之,为8.65 g·kg^-1,荒漠最低,为4.1 g·kg^-1;(2)土壤K含量除在盐碱地含量较低外,在荒漠、过渡带和绿洲之间均无显著变化且含量较高;(3)土壤C∶N平均值为12.92,C∶P平均值为11.69,N∶P平均值为0.9,均低于全球土壤平均水平(13.33、 72.0、 5.9)和中国土壤平均水平(12、 52.7、 3.9);(4)土壤含水量为影响荒漠绿洲土壤C、 N、 P、 K和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最大影响因子,贡献率为86.9%,其次为土壤酸碱度和土壤孔隙度,贡献率分别为9.2%...     

江西德安县地方性氟中毒区生态地球化学研究

江西德安吴山地区地方性氟中毒区域存在高氟的地球化学异常。富氟的岩(矿)石为其原生源,受表生地质作用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在土壤、水和生物体中形成了富氟的生态地球化学环境系统。研究发现,该地区氟进入人体主要通过5个途径,其中食物是进入人体最主要途径,食物中的氟元素超标情况严重,其次是通过饮用水进入人体,并根据这些规律提出德安地方性氟中毒病几点防治建议。     

浙中某县Cd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生态效应

本文基于对浙中某县土壤-作物系统的调查研究,系统总结了Cd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研究发现,土壤中Cd含量呈现表层富集趋势;土壤Cd元素的赋存形态以离子交换态为主,占各形态总量比例高达39.68%,显示出该地区土壤中Cd的活性相对较强;Cd污染区在南部山区沿水系分布,在研究区北部零星分布。研究同时发现,污染主要是由于矿山开采、工业废物排放以及污水灌溉等人类活动引起,并且污染区已出现稻米样品Cd超标,应引起有关部门足够重视。     

化学教育中树立绿色环保意识的途径——评《污染生态化学》

当代,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许多环境问题,资源被滥用、废弃物过度排放等等,从而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破坏,空气污染、水污染现象层出不穷.在《污染生态化学》一书中,概括了各类化学污染物对环境的污染情况,以及对各项污染物的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估,进而提出相应对策.     

陕北黄土高原土壤性质及其生态化学计量的纬度变化特征

为了研究不同纬度下土壤的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为黄土高原退化生态系统的植被恢复与重建提供理论依据,通过采集黄土高原陕北地区不同纬度下5 个典型植被区的34 个典型土样,测定并分析土壤养分及生态化学计量指标随纬度和植被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从南到北土壤碱性逐渐增强;土壤容重逐渐增大;土壤速效钾、硝态氮、铵态氮等速效养分逐渐降低,纬度变异性较大;土壤速效磷纬度变异性小。土壤有机碳、土壤全氮、土壤全磷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规律,随着纬度的增加逐渐降低,变异性较大,表层土壤大于下层土壤。土壤速效养分也表现出表层土壤大于下层土壤,而土壤容重及土壤pH值表现出下层土壤大于表层土壤。0~5 cm土层土壤的碳氮比(C:N)、碳磷比(C:P)、氮磷比(N:P)分别为8.79~22.00、9.91~35.92、1.06~3.25,5~20 cm土层土壤的分别为8.02~21.03、7.36~24.01、0.82~2.22。土壤的C:N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小,在黄土高原陕北地区随纬度的升高无明显的变化;而土壤C:P、N:P变异性较大,随着纬度的升高显著下降。随着植被的恢复土壤碳氮磷等养分逐渐累积,森林植被明显高于荒漠植被及沙区植被。土壤有机碳与全氮、全磷之间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C:N 与N:P 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与C:P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C:P 与N:P 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黄土高原土壤C:N较为稳定,不随纬度变化;随着植被的恢复,相对于高纬度地区,低纬度地区更容易缺磷;高纬度地区的植被更容易受到N含量的限制,因此对于该区域应该更加注重N肥的施用。     

黄河下游典型湿地土壤养分及其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土壤中碳氮磷钾是植物生长发育所需的必要养分元素,其含量和生态化学计量比能够反映土壤质量与养分限制状况.选取黄河下游河南段的花园口黄河浮桥湿地为研究对象,运用方差分析、冗余分析和线性回归拟合等研究方法,分析黄河下游典型湿地土壤有机碳（SOC）、全氮（TN）、全磷（TP）、全钾（TK）、碱解氮（AN）、速效磷（AP）、速效钾（AK）及其生态化学计量特征,明确土壤养分的限制性元素,揭示影响湿地土壤养分及其生态化学计量比的关键理化因子.结果表明,湿地土壤ω（SOC）、ω（TN）、ω（TP）、ω（TK）、ω（AN）、ω（AP）和ω（AK）的均值分别为： 5.46 g·kg^-1、0.60 g·kg^-1、0.28 g·kg^-1、17.06 g·kg^-1、13.75 mg·kg^-1、6.54 mg·kg^-1和158.56 mg·kg^-1,其空间分布呈现出从河岸向滩地波动增加的变化趋势,高植被盖度区普遍高于低植被盖度区,且土壤SOC、TN、TP和TK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土壤C/P、C/K、N/P和N/K呈现出和土壤养分一致的变化趋势,而C/N则相反;土壤SOC、TN、AN、N/P和N/K变异系数超过50.00%,其空间差异性较强;湿地土壤C/N均值为11.882,接近中国土壤均值,而C/P和N/P的均值分别为49.119和4.516,两者均低于中国土壤平均水平,并且土壤N/P远小于14,研究区土壤受N限制;土壤黏粒占比和电导率共同解释了土壤养分变异与其生态化学计量比变异的61.4%和43.9%,是影响花园口黄河浮桥湿地土壤养分和生态化学计量比的主要理化因子.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对黄河下游湿地土壤养分及其影响因素的认知,为黄河下游湿地生态修复与管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长江水系氮磷生态化学计量学空间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氮（N）与磷（P）的化学计量学特征反映了N、P在生态系统过程中的耦合关系。当前对于长江水系中全流域N与P摩尔质量比（N:P）的时空衍化规律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机制仍然缺乏科学认知,难以满足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治理理论和管理实践需求。根据长江水系水质监测数据和河流水沙数据,从全流域尺度上阐述长江水系N:P的时空分布特征,识别关键控制因素。结果表明：长江干流的N:P从上游到下游呈下降趋势,均值为92±78,大通站N:P输出为47±16;影响长江水系N:P空间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支流汇入、沿途面源输入、城市污水输入、磷矿开采活动以及水库拦截;颗粒态P和溶解态N的输入和截留控制着长江干流N:P的季节性差异。从生态化学计量学的角度,揭示人类活动对长江水系营养盐迁移转化的影响,可为未来长江流域生态修复和治理保护工作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