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电力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因此研究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对中国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1-2012年电力相关数据,分析了电力碳排放的动态特征,发现电力消费及其碳排放与GDP同步变化,中国电力生产的能源转换效率在提高,电力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的使用;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不仅考虑电力生产过程,而且考虑电力输配环节和电力终端消费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电力碳排放增长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结构、电力结构、转换效率、输配损耗、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电力强度、生活消费等10个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促使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意味着中国电力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电力消费增加,驱动了电力碳排放增长;生活消费也是电力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输配损耗、能源结构、电力结构、排放因子等因素也是正向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产业部门电力强度下降和能源转换效率提高是抑制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电力结构也抑制了电力碳排放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需要从电力生产、输配、消费等环节入手控制电力碳排放。     

基于LMDI的上海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实证分析

能源利用不仅为经济活动提供动力还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本文建立上海能源消费碳排放的LMDI分解模型,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产业碳排放系数四个影响因素着手,实证研究了1995-2005上海分三次产业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机理。研究表明:经济快速增长是上海碳排放增加的主导因素,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优化有利于控制碳排放,而重工业化、能源结构高碳化会增加碳排放。基于实证结果和上海市情,本文最后就上海未来控制碳排放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无锡市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存在很大的依赖性,研究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可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低碳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基于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中的方法估算了无锡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建立“脱钩”模型探讨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10年,无锡市碳排放从84335万t增加到2 52804万t,总量不断增加,但趋势有所减缓,且各县市碳排放特征差异显著;（2）无锡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整体处于弱脱钩状态,且脱钩状态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市区经济发展已不依赖于能源消费,朝着环境友好方向发展,江阴和宜兴节能减排压力仍然很大;（3）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改善无锡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有效途径,各县市根据具体情况,侧重点有所不同     

基于ARDL模型长三角碳排放、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碳排放量、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长三角地区(研究该区域为上海、浙江、江苏,简称长三角,下同）碳减排措施的实施是否会影响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量、能源结构和碳排放量间存在何种联系,这些均是在长三角碳减排政策制定中亟待考虑的问题。利用1990~2010年,长三角的能源经济样本数据,使用ARDL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Granger）定量的研究了上述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碳排放量、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分别为回归变量时,均存在其它解释变量和每个回归变量间的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长期关系中,存在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负向弹性影响。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能源消费每增长1%,经济增长0.67%。碳排放量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为负,碳排放量每增长1%,经济则减少0.49%。Granger因果关系的研究表明：滞后长度分别为3,4时,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倒的单向因果关系。不存在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且亦不存在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的双向因果关系。在长三角,制定和实施适当的节能减排政策将不会阻碍该地区经济增长。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应首先考虑能源结构优化,降低长三角高碳能源的消费比重     

武汉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与低碳发展研究

本文以2010—2015年武汉市三次产业和居民生活能耗碳排放数据为基础,运用LMDI模型从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三次产业结构、能耗强度、能源结构、碳排放系数六个方面对武汉市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分解结果表明,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是促进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贡献率为38.7%和198.52%;能耗强度降低、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碳排放系数变化是抑制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贡献率为-99.14%、-24.22%和-14.13%。经分析发现,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成为促进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贡献点;产业结构调整在经过2012-2013年间出现的碳排放效应促进-抑制转折点后将逐步成为抑制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继续保持第二产业能耗强度下降的同时,加大对第三产业能耗强度控制力度是武汉市现阶段碳排放控制工作的重点方向。     

GDP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

选取中国1985-2009年能源消费总量与GDP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Eviews对时间序列的GDP和能源消费总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Engle-Grange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GDP、能源消费总量的二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GDP、能源消费总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Engle-Grange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与能源消费的因果影响关系不明显,但长期能源消费对GDP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从研究的结论来看,GDP增长引起能源需求和消费内生性的增长,减少能源的消费不影响产出、就业、收入的增长.要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使经济持续发展,首先,必须积极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能源战略、实施能源保护和节能政策来弥补我国能源短缺,提供充足的能源供给作为保障.其次,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使我国经济发展摆脱对能源的依赖.     

中美两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

能源消费作为碳排放的直接来源,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中美两个大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均是支撑两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高于美国。由此,我国亟需向"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而降低能源强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如何以较低的能源消费保障较高的经济增长成为政府和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时空特征的分析表明．宏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和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为保障能源可持续消费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宏观上调控上述因素．使其向能源可持续利用方向发展。     

上海市经济结构多元化与碳排放相关性研究

本文提出了基于经济计量学的修正结构多元化系数(MESD),并应用于上海经济结构多元化与碳排放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随产业结构调整,上海能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万元GDP能耗下降),但碳排放总量仍持续上升,且能源消耗增长倍数与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MESD)相关性显著,有递增态势。传统的能源效率控制政策已不适用于上海等长江下游发达城市,"自上而下"的总量控制和能源结构调整应成为该地区未来能源政策的发展方向。     

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碳排放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method,LMD）,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这说明能源效率对抑制中国碳排放的作用在减弱,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难以抵销由经济发展拉动的中国碳排放量增长。     

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因素分解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广义费雪指数(GFI)方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 2000-2008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该方法较之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分解法,克服了它们的缺点,更好的消除了分解的残差项,得到的结果更加精确.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倒“U”型,并且其抑制作用当前有增强趋势,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难以抵消由经济发展拉动的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本文得到当前能源效率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正逐渐增强,而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这与以往的结果不同.为了考察各种因素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的长期规律性,本文首次拟合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瞬时变化率特征,进一步反映出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进过程.     

中国碳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分解技术

碳排放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评估各种因素在碳排放中的贡献程度对于抓住其中的关键因素,促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系数的碳排放恒等式,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中国1995-2007年的碳排放从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张是中国碳排放继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则是抑制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产业结构或者地区结构的变化、传统能源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影响有限,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我国碳减排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短时间内,在产业内部推进产业内升级,特别是工艺创新和工艺升级等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则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行选择;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才有可能真正达到减排的目的。     

基于ARDL模型的江苏贸易开放、城市化和碳排放关系探讨

实证研究了贸易开放、城市化、能源消费、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关系中,能源消费对贸易开放的影响的弹性系数为正,能源消费对碳排放具有负向且显著的影响,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在短期关系中,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碳排放各变量对贸易开放的弹性为正,碳排放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存在从贸易开放度到城市化到经济增长单向因果关系且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存在经济增长到城市化双向因果关系。     

中国资源型产业及制造业碳排放与工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速度、规模和水平,中国工业生产以消耗化石能源为主,从而产生大量的CO2,因此,如何平衡工业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力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缓碳排放,以实现工业低碳化发展的目标成为本研究的重点。本文将工业进一步划分为资源型产业与制造业,采用1994-2011年的能源消费数据计算得出资源型产业与制造业碳排放量,运用计量经济方法,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及方差分解,分析了资源型产业及制造业碳排放量与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关系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各变量间存在均衡负相关关系,资源型产业及制造业碳排放的增加阻碍了工业经济发展,且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大于制造业碳排放;2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量与工业经济发展互为格兰杰原因,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量的变化可引起工业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变化,而工业经济发展也会对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量的变化产生影响;3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呈先升后降趋势;制造业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短期内呈下降趋势,长期经小幅波动后趋于稳定;4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方差贡献度较大,呈先增后减趋势。表明短期内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仍为粗放型,工业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碳排放的依赖程度仍较大,长期对资源型产业碳排放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弱。提出走"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产业能源结构调整优化—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发展路径及"改造提升资源型产业—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反哺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发展模式。     

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

哥本哈根大会以后,减排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深入研究并判断各省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Tapio脱钩指标对1999-2008十年间各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我国绝大部分省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弱脱钩状态,经济增长速度大于碳排放增长速度,表明减排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在对脱钩弹性指标进行因果链分解后表明,工业领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为碳排放增长速度的减缓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我国未来面临的减排形势依然严峻:近年来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经济结构的"重型化"趋势导致对能源的需求量增大,加上我国在新能源开发领域的不足,煤炭在总体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单位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进一步上升,能源消费"高碳化"特征加尉,对以后的节能减排工作形成挑战,文章最后提出了开展减排的政策建议.     

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及其周期性波动研究

基于我国1990-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两阶段"LMDI方法,先将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影响因素分解为产出规模、能源结构、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四个方面;再引入产出结构效应,对减少碳排放起关键作用的变量--能源强度进行再次分解.在此基础上,以产出规模和能源效率这两个对碳排放的增加和减少起关键作用的变量为依据,界定"高增长、高效率"、"低增长、低效率"、"低增长、高效率"和"高增长、低效率"四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划分出不同的时期,分析我国碳排放周期性波动的特征.研究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以来,我国四个阶段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是碳排放波动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其中2000-2004年"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导致了碳排放的显著增加.因此,有效控制和减少碳排放的根本途径在于切实转变增长方式.     

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协整与因果关系分析

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目前热点问题。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有助于实现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选取1953～2008年中国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关系),GDP增加1%,碳排放将增加036%,即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036;在短期内,两者存在着动态调整机制,非均衡误差项的存在,保证了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误差修正系数(-0669 4)为负,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制,并且误差修正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表明：总体来说,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双向因果关系。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非化石能源”的策略,减少能源消费和降低碳排放,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对脱钩     

中国碳排放分解与动态模拟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过度消耗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导致的温室效应成为我国乃至国际广泛关注的焦点。我国在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根据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会议对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的要求,我国作出2020年相较200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承诺。本文基于这一减排目标在对我国终端能源利用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对比基础上,应用LMDI分解模型将碳排放增量变化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等四个效应,根据分解结果运用协整方法建立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等四个变量的长期均衡协整关系模型,基于协整方程采用蒙特卡洛动态模拟方法模拟了我国2020年碳排放情况。研究结果为:LMDI分解表明经济规模是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技术进步对碳排放产生明显的负效应,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影响相对有限;协整模型表明GDP、煤炭消费比重、能源强度与碳排放正相关,第三产业比重与碳排放负相关,符合经济意义;蒙特卡洛模拟结果显示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相较2005年下降约36%-39%,与我国提出的下降40%-45%减排承诺目标十分接近,但下降幅度并不理想,表明按照目前的发展路径、节能降耗水平和能源利用技术,我国距离完成哥本哈根年会所确定的减排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为完成减排目标还需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最后文章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运用法律手段限制排放和加强节能减排宣传等四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完成"十二五"和2020年减排目标提供借鉴。     

基于LMDI的区域产业碳排放脱钩努力研究

随着全球变暖形势的不断加剧以及能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人类迫切需要一种能满足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型经济模式,代替以高能耗高污染为特点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被广泛认为是继工业革命后改变全球经济的又一次革命浪潮。低碳产业不仅是低碳发展的重点内容,也是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我国终端能源消费的90%直接发生在产业部门,巨大的能源消费总量,加上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产业部门的碳排放管理势必成为中国低碳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运用LMDI分解法和Tapio脱钩指标分析了1996年到2015年间中国区域产业增长和CO_2排放的脱钩弹性和脱钩努力程度。结果表明:(1)各区域的产业碳排放都呈现显著增加趋势,其中增幅最大的是位于北部沿海的河北和山东。从排放结构来看,制造业在1996年所占比重最大,但部分地区的交通碳排放在2015年超过制造业,成为最大的碳排放源。(2)从全国层面看,"九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呈现弱脱钩,"十五"时期呈现为扩张链接状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十二五"时期,西北地区呈现出扩张负脱钩。(3)各地区都做出了脱钩努力,其中,北京做出的脱钩努力最大,青海和宁夏做出的脱钩努力最小。从各脱钩努力指标来看,能源强度的贡献比较大;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基本没有显著效果,甚至阻碍了部分地区脱钩的实现;人口规模一直未做出脱钩努力,尤其是在发达的人口密集区。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依然是未来我国实现脱钩的重要途径。     

基于城镇化的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门限效应分析

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中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和应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城镇化发展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未能将城镇化自身阶段性变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联系起来。基于此,本文以城镇化率作为门限变量,以生活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产业结构分别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个不同视角的门限-STIRPAT扩展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分别处于门限值(0.250、0.325和0.457)前后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当城镇化率低于0.250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呈负向弹性关系,分别为-0.688、-0.570、-0.570;当城市化率低于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负向弹性关系仍然存在,但相关关系明显减弱,能源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介于(-0.338,-0.019),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为-0.251。当城市化率超过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已逐步显现或转变为正向弹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区域城镇化发展介于(0.250,0.457]这一阶段的进程中,应把握住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效应转变之前的阶段,鼓励居民生活消费,但进行节能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对生活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当区域城镇化提升至0.457以上时,应合理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通过财政政策等对居民生活消费进行调控和引导,注重第三产业中的科技、金融等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