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运用土地报酬递减原理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析2001-2010年间长春市建设用地投入合理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①2001-2010年间长春市建设用地的平均报酬递增,边际产出高于平均产出,总报酬持续上升,说明长春市建设用地处于土地报酬递增阶段,土地的投入是合理的;②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确定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数量和建设用地数量的指标弹性系数之和大于1,同样说明长春市建设用地的投入处于报酬递增阶段;③建设用地对长春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低于资本及技术的投入,说明长春市经济发展不依赖于建设用地的扩张,已经走向建设用地集约发展的阶段,但是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高。     

基于PDCA循环的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考核研究

面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需求,引入管理学PDCA(Plan-Do-Check-Action的简称)循环理论,着眼于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动态变化过程",建立基于PDCA循环的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考核评价体系,从动态视角对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行测度,优选出适合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考核的方法体系,对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过程进行动态、高效的控制,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管理提供依据。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观察与思考

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利用目前存在着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农村建设用地低效利用和城乡建设用地"双增"严重占用耕地等问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推动下的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有望成为破解该问题的综合路径。但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错位现象,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了中国城乡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总结了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历程之后,运用文献分析与规划经验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政策执行错位的症结与根源:①"挂钩"政策缺少科学理论支撑导致实践存在盲目性;②土地财政阻碍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损伤农民利益;③保障体系不完善使政府行为公平性、"挂钩"质量与农村权益保障难以落实;④综合评估滞后使"挂钩"实施面临重大风险。在此基础上,"挂钩"研究的重点在于:①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理论与评价体系;②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城乡统一土地市场体系;③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实施保障体系;④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项目实施风险评估体系。     

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计量分析

为考察城市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我国1981-2007年的时序数据,利用动态计量分析中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在研究期内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期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城市建设用地在短期偏离长期均衡时,会以45%的力度被调整到均衡状态;城市建设用地变动主要受到自身冲击的影响,与其滞后值关联度很大,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扩张有利于城市化的进程.城市政府应该严格遵循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控制城市增长的边界,规范土地市场秩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积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鼓励节地型产业的发展.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及区域差别化管控

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使得土地集约利用变化呈现区域特征,研究其变化规律并据此划定管制区域是制定区域差别化管控政策的基础。本文运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1998-2008年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面板数据,以人均GDP表征经济发展水平,以地均固定资产投资表征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土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规律,然后引入资源禀赋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叠加划分建设用地管控区域,并制定区域差别化的集约利用管控政策。研究发现:(1)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集约度的增加量符合EKC曲线规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江苏省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先呈加速上升的趋势,当人均GDP超过49 045元/人(1998年可比价)后,上升速度则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缓,最终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逐渐趋于稳定。无锡市和苏州市的人均GDP已超过曲线拐点,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已进入减速上升阶段;其他地区虽处于加速上升阶段,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距离拐点远近不同,集约利用水平提升的空间区域差异明显。(2)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条件,江苏省13个地级市可划分为4类建设用地管控区域:优化发展区应结合产业升级优化土地供应结构,加强建设用地立体开发;重点发展区应强化建设用地供应门槛约束,并适度增加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供给;内涵挖潜区应适度提高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门槛,并适度减少年度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量;适度发展区应重点提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保障作为代价性损失的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用地需求。     

基于适宜性分区的规划用地协调性与合理性评估

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简称“两规”）是我国目前主要空间规划,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建设用地的扩张,“两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深。空间适宜性分区的提出,缓解了“两规”矛盾的升级,极大促进了“两规”之间的联系,也为其协调提供基础依据。从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方案评估出发,探索基于空间开发适宜性的规划协调评估方法,并以无锡为例开展实证研究。评估结果分析表明：无锡远景规划在环境敏感地区建设用地增长较快,适宜开发地区增长缓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不能满足未来用地需求,约束建设用地扩张,不符合无锡现实发展情况     

中国建设用地扩张的变化路径识别

在耕地库兹涅兹曲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设用地库兹涅兹曲线假说,并选用1999-2008年期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建设用地库兹涅兹曲线的存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单调递增的关系,本文所构想的建设用地库兹涅兹曲线假说没有能够得到我国经验数据的支持;无论是否将相关变量纳入到回归模型之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目前都处于建设用地持续扩张的阶段,这将为经济发展和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保护的权衡带来两难选择,而西部地区具体情况的识别则有待后续的深入研究;耕地资源禀赋、土地财政、土地违法及土地市场发育等相关变量对建设用地扩张发挥着不同程度和不同作用方向的影响。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急需改变现阶段严重依赖自然资源投入,特别是土地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缓和"吃饭"与"建设"之间的尖锐矛盾。     

发展循环农业的重点工作

（1）节约能源。强化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导向，加大农业节能力度。（2）节约用水。继续推进农业节水灌溉，推广农业节水灌溉设备应用。推广旱作节水农业技术，扩大节水作物品种和种植面积。支持农村水窖建设。开展农村生态卫生旱厕试点。（3）节约土地。修订和完善建设用地定额指标，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规模。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基于多情景分析的中国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目标选择

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目标的选择关系到土地利用规划与土地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单一目标导向的建设用地规模预测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基于国家土地宏观调控需要,本文统筹考虑经济发展、粮食安全、生态安全3类基本用地需求,构建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多情景分析框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碳平衡分析等方法构建土地基本需求模型,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与目标设定模型参数,分析预测不同情景下2020年中国建设用地总量的变化数量及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202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量相对于2005年减少率低于40%时,可行情景的个数为0,土地资源无法同时满足3类基本需求;当2020年全国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3 305.75×104hm2~3 325.10×104hm2之间时,经济发展、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土地需求可以协调并基本得到满足。情景分析表明,中国远期建设用地供给形势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度。如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用地冲突将难以调和;如果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显著进步,土地资源可以满足3类基本需求,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资源支撑。在现有发展阶段,中国应基于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实行更加有力的建设用地总量倒逼机制,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建设用地多情景分析框架能够反向检验不同发展战略目标设定的合理性,综合分析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及潜力,可以应用于国家层面土地调控与规划管理实践。     

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

市场机制引入是否可以提高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优化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实施"地票"交易政策,尝试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重庆市为典型区域,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通过构建以Logit模型为基础的"地票"指标流转模型,利用重庆市2008—2012年38个区县的"地票"交易数据,定量分析"地票"指标市场化流转行为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从而探究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与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存在正向的作用关系,而与"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存在负向的作用关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上的"地票"指标主要由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提供,而"地票"指标最终流入了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相对较高的区域,从而拉平了区域之间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为此,认为伴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重庆市逐步形成了一种计划配置为主、市场配置为辅的混合型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这种配置体系极大地增加了指标供给的弹性并优化了指标的配置效率。因此,我国应积极尝试在现有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地方政府从"增量"、"计划"的用地理念逐步向"存量"和"市场"的用地理念过渡,最终形成以区域资源禀赋和实际需求为导向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益评价

从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出发。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多角度对现阶段我国各省（区、市）城市建设用地的综合利用效益进行了定量化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土地利用效益偏低的省份为18个，占60％，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利用效益较高的省份为7个。主要位于东部沿海等地。本研究方法克服了以往单因素评价方法的不足，即片面追求经济总量不一定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高效利用。同时，为从空间角度调控土地利用效益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开发建设适宜性的国土开发强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运用特尔斐法、线性拟合预测、Kaya分解模型和多要素空间叠置分析等方法,测算未来各地市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开发建设适宜性的可承载国土开发强度,进而识别影响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限制性因素。结果表明：（1）不同资源环境要素对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的约束作用呈现显著差异,水资源对国土开发的承载水平总体稍高于环境承载水平,而碳峰值承载水平为三者最低;（2）“不适宜”开发区主要分布在湖泊湿地和沿海滩涂地区,“适宜”开发区则以苏锡常环太湖一线、宁镇扬盐沿长江一线和滨海沿线为轴带集聚分布;（3）各地市未来可承载国土开发强度呈现地域性、时间性和结构性差异,苏南地区主要面临环境和碳排放的双重约束,苏中和苏北则受水、环境和碳排放的交替约束。国土开发强度承载水平预测可为制定区域差异化的用地规模调控与生态保护政策提供理论与数据支撑。     

长三角大都市带人口容量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建设

为推动长三角都市带人口稳定扩容,寻求提高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的途径。基于国外已经成熟的大都市带,认为产业集聚规模、资源支撑条件、环境承受能力是影响大都市带人口容量的主要因素。根据预测,长三角都市带未来的人口规模为107亿~117亿。通过对支撑长三角都市带经济-人口容量的资源环境要素分析,认为扩大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容量,关键在于提高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的支撑能力,认为未来经济发展所需各类用地保障程度的高低、战略性矿产资源供〖JP2〗给能力的强弱以及区域环境容量的大小是影响长三角都市带人口容量大小的关键因素。建议在国家层面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提高长三角大都市带各类功能用地的保障能力,通过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制度等方式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能力建设,同时在长三角大都市带地区率先实施循环经济战略。     

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

从土地代谢理念出发,构建了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的测评指标体系。根据该指标体系,以"加权和与加权积的混合算法"和"因子障碍度测算"为模型基础,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土地生态利用水平进行了综合测评。研究结果表明:①浙江省11个市的土地生态利用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整体上浙东北部较高,西南部偏低;②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关,但并不意味经济社会越发达,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就会越高;③土地污染物的高排放是影响浙江省城市土地生态利用的最大障碍因子,其中单位面积废水排放影响最大;④对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的测度根本目的不在于区分排名的先后,而在于找到差距和改善的方向。通过因子障碍度检验,发现构建科学合理的障碍因子管理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行清洁生产,开展土地生态文明教育是提高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的重要路径选择。     

重庆市江津区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差异研究

针对重庆市江津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本底和土地利用特点,从承载强度、承载效益、承载潜力3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江津区2007～2016年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引入障碍度模型得出各乡镇土地资源承载力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2007～2016年期间,江津区的土地资源承载力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土地资源承载力仍然偏低,各乡镇土地资源承载状态均未达到良好状态,仍需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区域差距近年有所减小,空间上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2)各子系统对承载力的贡献大小不一,承载强度贡献最大,承载潜力次之,承载效益贡献最小,承载效益是提高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关键;(3)江津区土地资源承载力的主要障碍因素是单位建设用地产出、林地占比、人均生态用地、环保投资指数、人均耕地面积、水域占比、水土流失率、未利用地占比、单位农用地产出,各乡镇障碍因素差别较大;(4)障碍因素不同的区域,应采取不同的措施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主要城区和工业园区所在地应适当控制人口数量,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应大力实施耕地休耕和退耕还林政策,促进农民生计方式转变;经济发展受生态保护限制的地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     

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建设用地扩张的关联评价

水是流域空间管理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要素,流域不同区段的水敏性差异会对建设用地扩张形成不同的限制性影响。从流域空间综合管理的视角出发,尝试从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4个方面构建流域水敏性分区评价指标及方法,以太湖流域为例开展基于小流域单元的水敏性评价,并采用1985、1995、2007、2017年4个典型年份的土地利用数据,刻画了过去30余年太湖流域建设用地扩张与水敏性之间的关联关系。研究表明：（1）1985~1995年间,太湖流域建设用地扩张与水敏性基本上没有关联,高水敏区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最高;（2）1995~2007年间,空间扩张与水敏性的关联性增强,建设用地扩展强度随水敏性增强而下降,扩展强度较大区域以低水敏区域为主;（3）2007~2017年,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显著提升,拓展空间主要布局在低水敏区域,水敏性对空间扩张的约束性在增强;（4）虽然太湖流域水敏性对建设用地扩张的限制作用在提升,但二者关联度还不够高,水敏性还没有成为建设用地扩张的关键约束。研究结果可为协调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制定适应水敏性的空间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水资源循环经济发展与创新体系构建

循环经济是针对持续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压力而提出的一种发展理念、经济制度和技术范式相结合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以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当前我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循环经济是实现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措施,是我国水资源新战略的理想选择。水资源循环经济力图使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既符合水循环自然规律,又遵循社会经济规律,实现水循环与经济循环的和谐统一。水资源循环经济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我国发展水资源循环经济虽然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但必须改革现有机制和体制,建立长效机制,构建水资源制度、技术和观念创新的体系。     

贵州坝子土地利用显性和隐性转型实证研究

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是当前研究热点,坝子是以高原山地为主的贵州省人类活动最为显著的区域,探讨贵州省坝子以耕地为主的土地利用转型与功能演变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1966～2016年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结合实地调查,建立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体系,以贵州典型坝子涟江坝子为例,进行了坝子土地利用显性和隐性转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1966～2016年,坝子经历了土地利用的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耕地转型与功能演变相互协同耦合变化阶段特征明显,其实质是坝子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转型下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主导而成。案例研究表明贵州坝子土地利用转型总体可分为粗放式阶段、粗放式向集约化过渡阶段、逐步集约化阶段和集约化增强阶段。"个体、政府和市场"3个层面和"文化、制度、社会经济、人口技术区位"4个重要因素是坝子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控制系统。     

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如何处理好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效益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该文利用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超效率SBM模型对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和生态效率进行测算,试图揭示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1）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逐步递增趋势,增长幅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2）生态效率逐年增加,增长幅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3）2016年,7个（23%）省市达到协调发展类,4个（14%）省市属于濒临失调类;19个（63%）省市属于失调衰退类。其中,上海和宁夏属于生态效率滞后型,其他省市均属于土地集约利用滞后型。此外,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有较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但集聚程度逐渐减弱,空间分异愈加明显。     

浙江省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变化及生态风险评价

基于1990~2015年浙江省6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构建生态风险指数,对不同时期的浙江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浙江省土地利用变化表现为耕地大量减少而建设用地剧增;土地利用转移方向主要为耕地、林地、水域向建设用地转移;其中以2000~20005年和2010~2015年土地利用动态度最高;（2）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中生态风险区是区域的主导类型,较高、高生态风险区向外扩张,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杭州湾附近,沿海区域,杭州西南部、衢州和金华三市接壤区域。低等级生态风险区分布在相邻高等级生态风险区的周围,大致成圈层状向外扩散;（3）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转换差异较大。生态风险转移主要是由低向高等级转换,且其生态风险等级年均转换速率呈上升趋势,生态风险转换主要发生在城市、沿海区域如杭州湾附近、温州、台州沿海等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4）浙江省各地级市生态风险值时空分异较大。各市生态风险值主要呈上升趋势,宁波市生态风险变化最大,衢州市变化最小。空间分布上,杭州市生态风险值最高,远大于其他地级市,舟山市生态风险值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