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动态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多维贫困更符合贫困的本质和走向,本文利用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平衡面板数据,运用Biprobit模型基于个人层面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分析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结果表明:农村人口年龄、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受教育程度、绝对收入、社会地位及相对收入等均对农村人口持续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年龄、相对收入、户籍和绝对收入均对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农村人口从事农业活动的时间越长,持续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高,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东部、中部、西部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较高,而东部、西部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较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越高,农村人口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相对收入较低的农村人口易于陷入多维贫困,然而相对收入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作用不明显。社会地位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产生消极作用,却对陷入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显著。主要研究结论:打破"持续多维贫困"恶性循环应从"小处"着手,以"输血"为主,"走进去"识贫,"走出来"脱贫;防范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应从"大局"着眼,把发展和消除不平等作为解决多维贫困的根本途径,引导"脱贫"和防范"返贫",提能力避返贫,新思路促扶贫。精准扶贫机制要建立在契合贫困本质的贫困标准上,找准"贫根",寻共性扶贫,诊特性脱贫。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1)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2)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3)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4)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中国相对贫困测度与城乡差异

中国在2020年完成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以发展差距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通过降低不平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来治理相对贫困问题,对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该研究研究地区发展差异和不平等对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构建的影响,并对不同地区层次和不同贫困标准下的中国相对贫困分布状况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对贫困标准构建框架,最终使用Shapley分解和Fairlie分解两种方法对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相对贫困与不平等密切相关,但最终决定于各地区具体的收入分布形态。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对相对贫困线的设定和相对贫困的分布都具有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和不平等程度均高于城镇地区,不论是使用全国统一的还是城乡分设的相对贫困线,农村地区将依然是中国未来扶贫的主战场。收入、工作、生活质量、户主教育和省份是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和工作解释了2018年城乡相对贫困差异的49.88%,生活质量和户主教育分别解释了10.41%和9.28%。但是不平等和生活成...     

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基于安徽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农业生产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地区由于本身的抗灾救灾能力弱．受到的自然灾害影响也更加严重。甚至会导致贫困的发生。目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定性地研究过农业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但是缺乏定量的分析。本文旨在弥补以前定量研究的空白，选择安徽省的59个县（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农业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与农村贫困发生率量负相关关系．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同。文章的最后．依据实证结果对正确认识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构建农村自然灾害舫御体系．增强贫困地区农民的抗灾能力提出了政策建议。     

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动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要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任务依然艰巨。在传统扶贫政策的效力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我们亟需探讨扶贫政策的新方式,也需要更深入挖掘政策能有效作用于贫困人口的传导机制和途径。本文认为,邻里效应是一种通过影响贫困者行为进而影响贫困动态的传导机制之一。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1-2011年共8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非线性的两阶段面板Probit模型,研究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变迁。结论显示,邻里效应对个体的流动决策与贫困的动态变迁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力,即村中人口流动状况对个体决定是否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只有当村流动人口比例超过某个临界值时,个体才会选择流出,且人口流动会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村级或家户的贫困程度越高,个体流出的可能性越低。进而,邻里效应传导作用下的低人口流动和高贫困之间的相互影响导致了地区贫困的持久性与贫困聚集现象。因此,政府在实施传统扶贫政策时,需要充分利用邻里效应的作用,将贫困者行为选择纳入到一个正向的循环加强机制中,使得个体走出持久性贫困和地区跳出贫困陷阱。     

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1998-2011北大核心CSSCI

该项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退耕还林背景下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相对贫困的动态变化趋势、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以人均总资产作为农户年收入和资源禀赋拥有状况的代表指标,以贫困发生率H,贫困缺口指数I,Sen指数,FGT2指数作为贫困状况分析的指标体系对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的人均总资产以及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测算,并通过考察贫困群体内部特征以及吴起农村整体和贫困群体的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动态变化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实施前后,吴起农户人均总资产持续增加、农村产业结构正在改进、农民资产偏好正由持有储蓄转向持有固定资产变化;而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变化趋势,相对贫困的广度、强度和深度也都呈现类似变化;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贫困群体相对人均固定资产产值较低;贫困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吴起农村整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贫困群体内部人均总资产水平过于平均,缺乏发展动力是贫困群体经济难以改善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文章给出了应该适当加大贫困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分阶段实施扶贫计划,提高贫困农户自身能力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建议。     

社会发展、地理条件与边疆农村贫困

区域贫困是世界各国贫困问题的新特征,在我国农村贫困现象主要表现在连片特困区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边疆地区农村贫困在地理和人口的分布上更加突出,就其产生的维度而言主要体现在社会发展落后与地理条件恶劣两大方面,边疆地区特别是与外界接壤区域社会、经济、人口等背景尤其复杂,使得边疆农村社会发展、地理条件与贫困发生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当前统筹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时代特征密切相连。当前中外研究区域农村贫困的文献较多,从内容角度来看更多的是割裂区域社会发展与地理条件之间的联系,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偏重于整体定量分析,本文通过2006-2012年新疆边境贫困县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面板数据,采取面板分位数条件回归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边境县市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贫困发生,研究结果显示:1模型整体分析表明,一线居民守边、农业产值比重等社会发展因素对农民增收和减贫都有显著作用,教育年限、扶贫资金因素显著减缓农村的贫困。平均海拔、人均林地和矿产资源等地理条件因素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和农村贫困,但作用方向不完全一致。2不同分位数点回归分析表明,不同分位数点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譬如扶贫资金在0.75,0.9高分位点对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对贫困减少的作用更大,以及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减贫效应更显著。3从社会发展和地理条件两大维度结合上分析,社会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消除区域不利地理条件的贫困效应。为此本文提出边疆农村的脱贫工作要因地制宜和有针对性,避免盲目性和一刀切,从而跳出"扶贫陷阱"的怪圈。     

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贫困乡城转移的背景下,构建理论模型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对城市化减贫效应的三种机制进行了分解,然后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依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化整体对城乡减贫的影响、核心城市和二级城镇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不同贫困测度指标,分东、西部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的总体贫困和城乡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且随着贫困的乡城流动,空间相关性趋于增强。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避风港",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贫困的差别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城市化的契机实现贫困减缓,需要强调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减贫作用,约束城市化要素集聚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提升等负外部性。同时应在西部地区强调核心城市的减贫效果,着力通过放大要素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对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核心作用。并且,由于贫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未来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中国农村贫困的测度与模拟:1995-2003

本文介绍了基予GQ Lorenz曲线的参数方法测度贫困的基本原理，测算了1995—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重点对贫困的变化进行模拟分析。不同贫困线的模拟分析表明：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的移动具有较商的敏感性，其政策涵义是扶贫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也应当注意陷入贫困风险商的家庭。贫困分解的模拟分析表明：不仅收入与贫困发生率有关，而且分配不合理却增加了贫困的深度和强度，其政策涵义是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贫困人口的收入及其分配上。     

农村竞争力评价系统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处于弱势地位,如何在WTO背景下,发展自身的区域竞争力,是当前应该重视的问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区域,与东部地区农村区域发展进程比较起来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尝试建立一个农村竞争力的理论框架,探讨其理论基础以及学科性质;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并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农村区域竞争力现实意义所在。将湖南省农村地区作为案例,主要考虑到湖南省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部地区,它的地区发展正处于一个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第三阶段,即从集中到分散化过程。而农村地区作为城市化分散的对象,以及本区域作为东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传承的关键地位,这些因素都足以让中部地区农村竞争力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地位。旨在探讨中国农村地区战略发展的新思路,力求从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将中国农村区域纳入目前全球激烈的竞争行列。     

集水型生态农业：西北半干旱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模式

西北地区是中国的主要农牧业区之一,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北地区问题,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是工业的污染,而农业生产活动的破坏,因此,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必须将生态环境的重建与当地农民的脱贫、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采适应地区特点的集水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实现西北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逐步恢复和重建。     

西部特色农业发展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虽然成效显著,但是东西部差距仍在扩大。如何促进西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特色农业是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在简要分析当前西部特色农业发展的必要性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从区域规划、资金扶持、科技支撑、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协调4个方面,提出破解制约因素以及促进西部特色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与措施。     

镇江市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镇江市丘陵区的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利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镇江市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镇江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呈现出十分显著的东西分异特征,整体上镇江市东部地区的乡村聚落规模小、空间分布密集、聚落形态较为规则;而中西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大,空间分布稀疏,且聚落形态较破碎;镇江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受地形、经济、交通、水系、耕地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聚落分布具有低海拔区位取向;经济发达区的乡村聚落景观斑块面积小,但斑块密度大,而经济欠发达区的乡村聚落景观斑块面积大,但斑块密度小;乡村聚落距离道路500 m及水系1 000 m的区域内空间分布最为密集;同时乡村聚落与耕地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趋同性规律     

中国西部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特点与生态调控对策研究

城市是一类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西部城市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铱托。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城市与西部城市的发展概况，在与中、东部和全国城市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城市的城市化特点以及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特点，并运用生态学原理和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了西部城市发展的生态调控对策。     

How can social enterprises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pro-poor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Assisting the Poor” has been an important approach in anti-poverty strategy.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conventional tourism model fails to generate benefits for the poor and to some extent enlarges the gap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which subsequently causes more social problems. Pro-poor tourism (PPT) is regarded as an alternative model. Precisely targeted assistance to the poor is the key to initiating this model, while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re essential to run it successfully and sustainably.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ocusing on social values while adopting modern business philosophy has been introduced recently as an instrument in helping disadvantage popul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Smangus community in Taiwa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enterprises in PPT development. It also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anti-poverty practice in other regions including ethnic areas in China.     

再开发:新时期农村城镇发展新战略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在旧的农村城镇化模式下产生的大量小城镇问题是制约我国新时期农村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解决的途径是实施小城镇再开发战略，以期提高农村城镇化的质量、培育小城镇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文章在提出农村城镇再开发理念和分析了我国目前农村城镇化不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5种不同类型的农村小城镇的再开发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指导意见，提出了通过城镇再开发促进农村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5点政策建议。     

论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建国以后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变迁过程，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现行农地制度的某些缺陷又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效率性、功能性、市场性制约。为此，我们应当立足于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构建农地财产权新框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培育起以农地承包权流转为主体的市场运行机制，有效地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水库农村移民安置区的确定及土地产权问题研究

水库农村移民安置区的土地产权问题是开发型移民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探讨了水库农村移民环境窬一的理论计算公式和常规计算方法，并讨论了据此确定安置区后可能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