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研究——以宜昌市为例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着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在城市层面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显得更加紧迫。但现阶段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分技术上仍处于不断探索与完善阶段。基于此,文章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利用RS和GIS技术,采用"识-评-落-融-分"的技术流程,提出了一套城市生态保护红线体系与划分方法。结果表明:宜昌市生态保护红线体系划分为3个层级: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保护黄线区和生态保护绿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黄线区和绿线区分别占全市面积的48.83%、31.50%和19.67%。     

秦岭北麓(西安段)生态红线划定研究

以秦岭北麓(西安段)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分析秦岭地区生态环境现状特征的基础上,利用ArcGIS软件,重要生态功能区评价指标选取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2项评价因素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划定重要生态功能区红线;根据地方相关法规和规划,划定禁止开发区红线。将重要生态功能服务区红线与禁止开发区红线叠加,最终划定秦岭北麓(西安段)生态功能红线。其中,重要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保护红线区面积达2 157 km~2,占全区总面积41.5%;禁止开发区范围面积约2 076 km~2,占全区总面积39.9%。叠加构成秦岭北麓(西安段)的生态红线区总面积3 157 km~2,占区域总面积的60.7%。秦岭生态红线范围的划定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省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实践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

在省级及以上禁止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等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以青岛市为实践区域,与多类规划衔接,划定青岛市省级生态保护红线.青岛市最终划定59处省级生态保护红线区,面积合计1120.65 km2,占国土面积的9.9%.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符合确立"三生"空间和落实"多规合一"的要求,有利于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障人居环境安全,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青岛市市级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及其生态资产变化研究

运用3S技术,基于2000、2010年遥感、气象数据和统计数据等,通过模型评估及处理,确定了淄博市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在对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基础上,评估了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资产价值及变化状况.结果表明:淄博市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为1132.26km~2,占全市面积的18.98%,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部地区;2000~2010年,生态保护红线内土地利用/覆盖类型以林地为主,其面积占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的52.91%(2000年)、54.65%(2010年),林地、湿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均有所增加,农田、草地和水域面积有所减少;10年间,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资产价值减少2313.18万元,减少率为3.60%,表明该区生态保护需要进一步加强,生态服务功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福州市大气环境红线空间区划研究

环境红线划定是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核心内容,本研究以福州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为例,首次提出了大气环境红线的内涵,将大气环境红线分为源头布局敏感区、聚集敏感区及环境受体敏感区三类,并基于WRF/CALMET/CALPUFF模型首次建立了大气环境红线划定技术方法。福州市大气环境红线研究结果表明,源头布局敏感区主要集中在罗源县、中心城区和闽江沿岸地区,红线区面积约312km2,占全市域面积的2.61%左右;聚集敏感区主要集中在闽清县、中心城区至闽江上游沿江带,红线区面积约190km2,占全市域面积的1.59%左右;环境受体敏感区为各区县中心,以及市域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红线区面积约185km2,占市域面积1.55%左右。大气环境红线总体特征表现为:源头布局红线区主要受到主导风向和风速大小影响,集中在城市上风向区域;聚集红线区主要受到地形条件影响,集中在城市山地、河谷等地势低洼、扩散条件差的区域;受体敏感区主要包括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及人口密集区。     

基于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以南京市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功能极其重要或生态环境极为敏感/脆弱的区域,是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以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四期土地利用/覆被和遥感影像等数据资料,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1）2015年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内不同类型土地利用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林地、耕地、水域、人工表面、湿地和草地,其中林地面积最大并逐年增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2）2000—2015年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平均值为53.83,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处于亚健康水平,并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3）陆域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植被覆盖度较大的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指数较高,相反,水域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相对较低。     

泰州市生态保护红线区人类干扰风险评价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开展其人类干扰风险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可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与优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以泰州市生态保护红线为研究区,构建了基于贝叶斯网络的人类干扰风险评价方法。通过人类干扰危险性(风险源)、生态保护红线敏感性(风险受体)、人类干扰易达性(作用途径)和人类干扰风险(风险评价结果)进行风险表达,对比分析了2018年和2020年2个时期不同人类干扰风险源(建筑开发、交通建设和矿产开采等)对生态保护红线区的人类活动干扰风险变化趋势。采用Netica软件中Sensitivity to Findings工具,探究了人类活动干扰风险时空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相较于2018年,泰州市2020年的人类干扰风险有所下降;2)2018年和2020年,泰州市高港区的人类干扰风险最高,应重点监管与防控;3)生态保护红线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为人类活动面积占比和人口密度指标。研究结果可为生态保护红线优化调整、人类活动干扰风险预警与防控提供决策参考。     

新政

<正>海洋生态红线区禁止围填海《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获省政府批复并正式印发,划定了13类、268个海洋生态红线区,确定了广东省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等控制指标。此外,文件还将海洋生态红线划定和严守情况指标列入     

基于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以南京市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功能极其重要或生态环境极为敏感/脆弱的区域,是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以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四期土地利用/覆被和遥感影像等数据资料,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1)2015年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内不同类型土地利用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林地、耕地、水域、人工表面、湿地和草地,其中林地面积最大并逐年增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2)2000—2015年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平均值为53.83,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处于亚健康水平,并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3)陆域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植被覆盖度较大的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指数较高,相反,水域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相对较低。     

生态红线在内河航运规划水环境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在内河航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运用GIS技术,把达州市生态敏感区、水敏感区、社会环境敏感区与内河航运规划布局图相叠加,获得生态红线空间分布图,将规划范围控制在生态红线区之外;并对次生态红线区提出严格环保要求,从战略规划角度保护了达州市的水资源和岸线资源,避免了重大环境影响。     

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保护红线区选划研究

滨海湿地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针对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资源特征,划定区域湿地生态保护红线,对于生态红线制度的落实和滨海湿地开发利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黄河三角洲湿地为例,基于陆海统筹原则,建立滨海湿地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区选划评价指标体系,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实现对湿地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性的评价,划定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并提出分级管控要求.     

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实践与管理策略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是山东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文中介绍了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背景、组织形式、划定原则、划定范围和方法以及划定结果,分析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之后的管理策略,总结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经验,提出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体系构建建议,为其他省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理思考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写入《环境保护法》,标志着中国将以强制性法律手段实施国土空间管控体系建设。本文介绍了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原则、划定类型和方法,分析了划定实际推动过程中存在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构建生态红线体系的思考。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从已有法定保护区域入手,将现有法定空间管控范围进行梳理和归纳,以维护云南生态系统完整性为目标,按分区分类的原则进行划定,完成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一张图",再将工作向纵深推进,在县市开展"多规合一"工作阶段落地。同时,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制度创新,应建立一套综合管理体系,以划定范围为管控基础,建立红线区切实可行管控办法,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渠道和补偿机制。通过生态红线政绩考核体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终推动国土空间管控体系的制度创新。     

广州南沙新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分与管理体系

以广州南沙新区为研究区尝试建立城市尺度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分和管理体系,在对南沙新区生态资源特征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进行评价,明确研究区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以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结果为基础,结合土地利用、城市规划建设、生态保护现状等实际情况,将南沙新区划分为红线区、黄线区、蓝线区和绿线区4个级别的生态保护红线体系,根据生态服务功能等级分别划分对应的各级别区域范围,明确各划分单元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提出各类区域的生态保护和环境管理要求。     

基于InVEST和MCR模型的南方山地丘陵区生态保护红线优化

优化生态保护红线,是顺应新时代多规融合趋势、推进国土空间高效管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以南方山地丘陵区典型县奉新县为例,基于InVEST模型进行生境质量评价以识别生态源地及其缓冲区,采用水土流失敏感性修正基本阻力面,运用MCR模型构建奉新县生态安全格局,定量衡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生态安全格局进行有效性评价,继而提出奉新县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方案。结果表明：（1）生态源地及生态源地缓冲区面积分别为144.42 km²、354.01 km²,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76%与21.47%,并识别出19个生态节点;（2）识别出关键生态廊道76 km,一般生态廊道315 km,与生态节点、生态源地、生态源地缓冲区共同构成研究区生态安全格局,面积共498.43 km²,占奉新县总面积的30.23%,集中分布于研究区西部山地丘陵区;（3）经有效性评价证实生态安全格局较生态保护红线更具生态优化意义;（4）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补划区与生态保护红线储备区,共为生态保护红线调整优化预留了199.34 km²的高质量后备资源,形成研究区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方案。研究成果可为南方山地丘陵区生态保护红线的评估优化提供科学参考。     

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湿地保护制度创新的探讨

湿地保护不仅是生态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文章分析了我国湿地利用的形态、不同利用形态的基本特征,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制约湿地保护的因素涉及消费、城乡湿地环境管理差距、湿地所有权不公平机制和传统城镇化模式等,提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从生态消费、产权、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第三方治理和生态环境规划等角度创新湿地保护机制。     

平天湖湿地生物多样性特征及其保护对策研究

为了更好地保护湿地资源,综合分析了安徽池州平天湖国家湿地公园主要动植物资源分布和湿地生境特征,探讨了影响平天湖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因子,提出了具体的保护对策与建议:一是修复与完善平天湖湿地生境,控制周边农村面源污染;二是拓展海绵城市建设成果,限制城市污水排放;三是创新湿地生态补偿制度,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四是依托《安徽省生态保护红线》,完善最严格的湿地生态管控体制机制。     

生态保护红线构建路径思考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深化生态保护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是对人民群众优良生态产品需求的切实响应,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需要从国家和省级政府层面出台管控政策措施,统筹国土空间整体开发和保护管制,加强监测执法和生态补偿力度,在财政投资、产业发展、土地安排、人口转移等方面统筹安排;加大生态保护红线资金投入力度、因地制宜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同时持续开展宣传教育,让生态保护红线成为领导干部和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并采取决策、生活消费的基本思维,形成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政策合力,确保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     

区域尺度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将京津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采用遥感和GIS技术,选取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3类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土地沙化、水土流失2类典型生态问题,建立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开展区域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定量揭示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明确的地块边界,确定生态保护红线边界.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6.68万km²,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0.9%,主要分布在北部燕山山地、西部太行山山地和冀北坝上高原等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森林、草地二者面积比例比红线外高55.7%,红线范围内的植被NPP平均值比红线外高23.5%,划定结果符合“以较小面积获取较大服务”原则,适于作为京津冀地区最重要、最需要严格管控的生态空间.     

基于成效评估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实现途径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自然生态保护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当前生态保护红线已经由划定阶段转入严格管控阶段。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维护和提升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迫切需要。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围绕“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监管目标,定量评估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本文梳理了成效评估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的关系,从成效评估目标、内容、应用导向、工作机制等方面,探析了基于成效评估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实现途径,以期为推动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