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最优耗竭量问题研究

本文从分析区域矿产资源最优耗竭量的影响因素入手．建立了三个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充分考虑到可能存在强约束因素作用的基础上，建立了具体的数学评价模型。并就河北省矿产资源的量优耗竭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实证分析．为合理规划和调整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提供了有益参考。     

环境资源配置低效率及自然资本"富聚"现象剖析

根据技术效率、经济效率、自然效率、社会效率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四个效率背离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丧失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福利损失问题。在分析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的基础上，探讨了市场失效和价格背离现象。进一步指出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着自然资本富聚现象，并进一步分析其根源。包括：政府有效干预不足、现行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效率实现以对自然资本的低成本占用、机会导向型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本的价值取向、对经济财富以及单一行为人的效率追逐、产权缺位等。强调需要强化环境管理的公共管理属性，并对环境资源的权益主体的权利、责任和利益进行有效的界定和实施，通过制度和政策变革，干预和规范市场运作，促进资源的高效和公平配置。     

我国矿产资源利用的环境问题及对策

矿产资源利用过程中靠成的环境问题是我国经济建设速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全面地分析了矿产资源利用对环境影响的各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矿产资源环境问题的一些特点，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阳新县矿产资源现状优势评价及资源承载力分析

矿产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支持和保证工业生产部门发展的物质条件。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阳新县是湖北省的矿业大县,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但随着开发程度的不断加强,资源危机日趋严重。为了充分了解新阳新县的矿产资源形势,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规划,我们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阳新县矿产资源的现状进行了定量评价,从３０余种矿产中筛分出８种优势矿产,其优势排序为铜,钨铅,锌,膨     

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测度与评价——基于30个省会城市的实证研究

城市开发要追求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对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和评价可以为城市开发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以中国30个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模型和方法,对其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和评价。研究指出:从总体上看,我国省会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有19个城市处于无效状态;大部分省会城市处于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的状态;投影分析表明省会城市开发中存在资源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现象;从省会城市的区域分布上看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省会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和多个投入产出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多元因果关系。城市开发应加大技术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控制城市规模,要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     

湖北省金属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对湖北省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用区位商指标分析湖北省金属矿产资源产业经济基础和结构，从产业集中度、市场占有率及产品结构方面分析资源产业的市场结构。主要结论是：①金属矿产资源产业经济基础规模较大，钢铁工业具有相对优势，需确立金属矿产资源产业的经济基础地位；②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集约化生产，重点发展钢铁和有色金属加工业；③优化产品结构，提高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增强产业的竞争力；④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保障金属矿产资源的需求与供给；⑤加强环境保护，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⑥开发新的金属矿产资源和非传统矿产资源产业，形成金属矿产资源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分析与展望

本文全面地介绍了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及资产评估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系统地总结了在矿产资源价值、矿产资源资产评估、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资源耗竭—补偿、资源核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云南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主要环境问题

云南省矿产资源丰富，随着矿产资源开发规模的增大，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环境资源破坏和矿山地质灾害日益突出。环境污染多出现在岩溶地区，以水污染为主；环境资源的破坏以露采区最为严重，对土地资源、植被、地貌景观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对地质灾害的发生都有深刻影响；矿山地质灾害的发生，地质地貌背景是诱发的潜在因素，不合理的开采方法是诱发的主导因素，降雨和水文条件是激发灾难发生的直接原因。云南矿产资源开发中最常见的地质灾害主要有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地裂缝等，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比较突出。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在使用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不同采矿方法的矿山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也不尽相同。采用实例来阐述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引发的主要环境问题，对云南矿山地质灾害的现状进行分析。     

技术进步、效率与矿产资源耗竭

技术进步是矿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从新时代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出发,运用Cobb-Douglas动态生产函数,阐述了我国矿产资源行业技术进步、效率与矿产资源耗竭的关系和特征,并得出技术创新效率不均衡、相对滞后的论断。最后,指出我国矿产资源行业发展要以技术进步为基础、技术投入为支撑,提高矿产资源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土地资源错配及经济效率损失研究

长期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资源配置模式为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同时也伴随着土地制度和政策不完善引致的土地资源配置扭曲,不同用地单位之间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较大,不同用地单位之间的土地资源错配致使总体经济效率损失巨大。调研组通过实地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获取了四大产业不同类型的607个样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投入产出数据,基于C-D生产函数理论,构建土地资源配置及经济效率损失测度模型,测算不同类型企业的土地资源要素错配程度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测算结果显示,环保、生物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土地资源要素投入的相对扭曲系数都大于1,光电子信息产业系数小于1;土地资源错配造成光电子信息产业总体上经济效率损失达10.23%,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达13.82%,生物产业和环保节能产业都超过了20%。研究表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土地资源要素投入对企业总体经济产出的贡献率存在显著差异性;同类型企业的土地资源要素配置的相对扭曲系数不同,即土地资源的错配程度不同;从用地规模大小角度分析,同类型企业用地规模大的土地资源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要明显高于用地规模小的企业,用地规模越大土地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从土地资源错配造成企业经济效率损失测算结果来看,土地资源要素投入相对扭曲系数越大的企业,土地资源错配导致总体经济效率损失越大;在各类型企业的技术和规模效率不变的条件下,不增加资源要素投入,通过纠正企业的土地资源错配,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率。     

发展资源再生产业是中国资源战略的一场革命

中国已经成为资源消耗大国，实施再生型资源战略，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的必然选择。资源再生产业与“循环经济”取代“线性经济”、经济全球化形成“国际大分工”和“国际大循环”的发展趋势同步，是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资源再生产业是一座“富矿”，没有“资源再生”就没有中国的“环境保护”。中国资源再生产业的发展为什么步履艰难？它和进口渠道不畅。国民对资源短缺认识不足、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来自国内外“利益集团”的阻力，以及政策不刭位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提出中国发展资源再生产业的对策和建议：①在经济相对滞后、交通便利的地区建立“资源再生加工区”；②建立畅通的全球物质回收“绿色通道”；③建立“国际再生资源交易市场”；④成立“国际资源再生促进会”；⑤改变“线性经济”背景下的传统观念。     

基于资源丰度指数模型的石家庄市农业资源研究

选用资源丰度指数模型对石家庄市19个县市区农业资源进行横向比较，综合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因素选用10项代表性指标，分析研究各地农业资源的相对数量、匹配程度及高效利用状况。结果表明：石家庄市68.4％的县市水资源量低于平均水平；73.68％的县市我均耕地面积不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PD和人均纯收指数，市区远高于西部山区，地区之间贫富差距明显。利用AreGIS做出各地资源空间分布图，直观的看出农业资源配制最优的是石家庄市区和平山县，靠近市区周围的县市农业资源处于中等水平。说明社会经济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的大都市高于其他县市区，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信息基础。     

论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法律制度的再协调

2014年11月,国家财政部发文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费率降为零,在实质上"取消"了这一费种。从财政部的本意来说,此举是为了清费利税、减轻矿产开发企业负担。但从性质来说,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国家让渡所有权的对价,其费率降为零将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且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是由《矿产资源法》所规定的,财政部变相取消全国人大立法确定的费种,这一行为缺乏法理基础,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资源税费的定位混乱是这一问题发生的根源。笔者通过法理分析和历史沿革考察发现,长期以来,由于立法者没有意识到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价值内涵,错误的将其划归行政事业性收费序列,导致其在整个资源税费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进而使得长期以来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偏低,无法充分体现国家利益。而资源税的定位混乱也是其在实际运行中偏离了其级差调节和生态补偿的既定轨道,这具体体现在资源税的计征方式与税收收入使用的不合理上。在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被降为零后,资源税的税收收入作为地方政府的一般预算收入无法发挥矿产资源补偿费专款专用的效果,这一举动势必对生态治理造成不利影响。资源税改革刚刚拉开大幕,笔者建议在未来的资源税改革法律路径上应当构筑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法律规范确定二者的应有地位,同时改革二者的计征方式,将回采率系数纳入资源税征收的考量因素中,并将资源税收入作为省内财政收入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矿产开采地的生态治理。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矿产资源补偿费为核心的资源税费体系,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     

国家资源安全战略视角下金属资源税改革的影响

使用修正后的使用者成本模型核算金属资源的耗竭成本,测算出金属资源税理论税率区间,即金属资源从价计征改革的税率应该在5%-20%之间;然后,构建动态递归CGE模型,模拟分析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国民收入、行业、金属资源进出口、金属资源消耗量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金属资源税征收数额低,变化比率大约在0.1%-0.5%区间,远远低于本文测算的5%-20%,金属资源价格对资源配置作用失灵。在对宏观经济影响上,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金属资源税改革对重工业影响达到-1.73%,远高于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3%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社会福利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根据这些影响,本文认为在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初期应将税率设定在8%-10%的范围内,以后再逐步提高;并且建议利用资源税替代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等政策措施,通过增加金属资源上游矿产品的供给成本,提高金属矿产品出口价格,这样在达到与金属资源配额和关税政策同等效果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资源领域的贸易纠纷,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此外,政府应该创新金属资源价格与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金属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金属资源绿色税制,使价格更好地反映金属资源的稀缺性,通过资源税实现金属矿产开发的代际安全。     

幸福的资源效率指数

2006年,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F-New Economy Foundation)与另一个名为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的组织,首次发布了"幸福星球指数"(HPI-Happy Planet Index).HPI对全球178个国家与地区进行了排名.这个指数发布后,在世界(包括我国)有较大影响,但国内的一些介绍不够准确、全面,有些是误解了这个指数,从而推出一些错误的结论.本文试图全面系统地介绍HPI的计算公式、构成变量、数据来源、处理方法、理论内涵及其政策指向.HPI以人类幸福作为最终目的,资源消耗作为基本投入,从而确定发展的目标是在公平和合理的资源消耗的限制下获得高水平的幸福.幸福星球指数肯定了对地球资源低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肯定了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效利用资源"的国家或地区,倡导节能和循环经济,不断修正和推广这个指标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探讨

水是生命之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是水资源可持续高效利用的重要基础与支撑条件.本文指出水资源价值实现和增值的关键是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的前提条件是水资源生态资产,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的约束条件是生态水权,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的支持条件是生态资本技术,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的保障条件是生态资本市场;并从水资源生态资产评估、水资源生态产权制度建设、水资源生态资本技术内生化创新及水资源生态资本市场培育等方面探讨了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的可行性.     

我国自然资源的承载力分析

发展与资源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依赖关系，这种实际存在的关系并不像目前流行的知识经济所设想的那样，可以通过开发技术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可持续发展不是不消耗资源。不是使发展完全摆脱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和依赖，而是要将发展保持在资源环境可承载能力的限度以内。又不能使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总体分析我国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表明：①生态空间严重不足，全国大范围出现生态赤字，但把不可再生资源计算在内的生态承载力还有巨大空间；②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人口数量规模在水资源人口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但一些地区表现出水资源人口严重超载：③我国土地的人口承载力略有剩余，保持长期稳定的温饱具有自然资源保障基础：④我国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石油矿产长期短缺已成定局。石油能源承载能力明显不足；⑤总体上我国人口和经济发展还没有超出自然资源的承载力限度，但部分地区和部分自然资源严重超载。因此。对于目前我国资源环境的总体状况，我们既不能过分乐观也不能过分悲观的估计。总体上我国人口和经济规模还没有超越自然资源所能承载的限度。     

湖南省汨罗市再生资源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再生资源产业作为根本解决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汨罗市再生资源产业历史悠久，已经初步建立起再生资源回收系统、再生资源加工利用系统和废弃物资无害化处置系统．呈现出产业集群发展雏形。针对目前汨罗市再生资源产业集群存在的产业链条短、产品加工度不高、附加值低等问题。必须通过再生资源产业价值链技术创新、链核延伸和链条辐射。实现汨罗市再生资源产业集群的动态升级。加速汨罗市再生资源产业集群区域品牌的形成。为其他地区和城市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经验借鉴和发展启示。     

Management Model of Resources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among Overlapping-Generations

Abstract

The 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s the western scholars have designed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to address different kinds of issues do not reflect Chinese emerg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and cannot be entirely and blindly applied to Chinese practical situ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endeavor to incorporate some 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results into their own research findings to present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theory in a new perspective through establishing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theory on population including articulation of concepts and theorems of biological generation, economic generation and social generation and the overlapping periods in biological generation and two overlapping periods in economic generation among three generations. This management model with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 wealth includes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length model (δ), equilibrium transfer model (?) and a complete model on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among generations (δ-?). The model provides quantitative basis for the cre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and fills in a theoretical gap in this discipline in China. Besides, it furnishes a new methodology and manipulate tool for Chines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nk for many sectors such as economic trade, popul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human resource, 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forestry, industry, mining and energy.     

Management Model of Resources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among Overlapping-Generations

The 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s the western scholars have designed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to address different kinds of issues do not reflect Chinese emerg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and cannot be entirely and blindly applied to Chinese practical situ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endeavor to incorporate some 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results into their own research findings to present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theory in a new perspective through establishing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theory on population including articulation of concepts and theorems of biological generation, economic generation and social generation and the overlapping periods in biological generation and two overlapping periods in economic generation among three generations. This management model with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 wealth includes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length model (6), equilibrium transfer model (θ) and a complete model on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among generations (δ-θ). The model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