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基于选择实验法的阳光堆肥房农户合作偏好

基于农户偏好设计合理的阳光堆肥房合作模式是促进农户参与合作的关键,也是农村生活垃圾末端分类治理的重要保障。运用选择实验法设计了由参与合作户数、退出合作灵活性、距离、技术支持及政府补贴5个属性构成的阳光堆肥房农户合作实验情境,结合陕西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通过RPL模型估计了反映农户偏好的合作模式。结果表明:(1)政府补贴可以有效提升阳光堆肥房的农户合作意愿。(2)农户偏好于参与合作户数较多、合作灵活性较高、距离村子较近以及相关部门提供技术支持的阳光堆肥房合作模式。(3)年轻、受教育程度高、具有村干部或党员身份、环境关心水平高、社会网络广、社会信任以及社会规范程度高的农户参与阳光堆肥房的合作意愿更强。据此建议:有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通过适当的政府补贴调动农户参与环保公共物品合作供给的积极性。充分考虑农户诉求及偏好,设计合理的农村环保公共物品的农户合作模式。积极鼓励村干部、党员以及文化程度高的年轻骨干带头示范,发挥他们的榜样先锋作用及层级带动效应。依托电视广播、网络微信、墙体板报等宣传手段提高农户环境关心水平,进而提升农户环保事业的合作意愿。借助农村信息交流渠道增强农户交往频率,利用基层组织强化村庄行为规范及道德准则,提升农户之间的信任程度,从而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农村环保公共物品的合作供给。     

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的融资机制与中国角色

气候融资问题最早源于全球环境合作,随着气候治理与全球经济、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协同演化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包括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资源如何用于支持全球提供气候公共物品;如何管理和调控全球的金融市场和机构,为气候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的资金;以及政策、市场与机构如何应对包括气候变迁、极端天气、能源转型、碳价格在内的相关风险三个方面的内涵。本文系统回顾了全球气候融资的发展历程,概括出它在演化过程中表现的三个阶段:由碳融资到气候融资过渡、由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气候风险主流化提速与气候融资体系面临重构。通过梳理最新的与气候资金相关的法律文件、信息通报、文献资料和智库报告,可以发现目前全球气候融资格局具有如下局限:(1)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尚未形成一体化机制;(2)各种资金机制之间的低协同性降低了气候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3)新旧多边发展机构缺乏协同机制与模式创新。本文进一步考虑美国"去气候化"策略对全球气候融资的影响,表明美国政府的退出策略加深了各界对巴黎目标的担忧,气候融资领导力由此进入更迭期。另外,化石能源投资短期内有反弹迹象,但向新能源转型的全球趋势尚未受到明显冲击。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在未来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中角色定位及政策建议,包括推动建立一体化的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完善新兴多边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路径与方式创新以及以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为契机,加强我国气候融资软实力等。     

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1990-2013年农村劳动力供给统计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过剩,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供给存在"相斥"、"反向"关系;个人需求动机是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关键障碍";自然赋予能力对农村劳动力供给增长具有"吸收"作用。为此要适度放宽国家人口政策,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发挥小城镇集聚效应保证劳动力有效供给。     

农村竞争力评价系统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处于弱势地位,如何在WTO背景下,发展自身的区域竞争力,是当前应该重视的问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区域,与东部地区农村区域发展进程比较起来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尝试建立一个农村竞争力的理论框架,探讨其理论基础以及学科性质;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并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农村区域竞争力现实意义所在。将湖南省农村地区作为案例,主要考虑到湖南省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部地区,它的地区发展正处于一个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第三阶段,即从集中到分散化过程。而农村地区作为城市化分散的对象,以及本区域作为东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传承的关键地位,这些因素都足以让中部地区农村竞争力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地位。旨在探讨中国农村地区战略发展的新思路,力求从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将中国农村区域纳入目前全球激烈的竞争行列。     

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1)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2)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3)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4)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云南省拉市海流域为例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重难点之一。近年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在运行阶段普遍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农户能否以付费形式参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供给,对于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选取云南省拉市海流域作为案例地点,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度农户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服务的支付意愿,并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运行成本讨论农户意愿支付水平的成本有效性。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户有意愿且有能力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付费,低、中、高三种处理效果下,农户的实际意愿支付水平可以覆盖适宜工艺的运行成本;各处理效果下,农户的主体意识、与环境改善相关的收入对其意愿支付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收费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应加快建立起农户付费制度,拓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资金渠道。     

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1)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2)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3)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4)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公共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供给效应研究

近年来,政府在公共投资管理领域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由过于追求项目的净收益到更加关注公共物品或服务所能产生的正的外部性的大小.所以,对公共项目特别是大型公共项目评价的方法、指标、标准开始转向加强从宏观视角的考察.公共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为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两个方面.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乃至未来若干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道路交通等市政基础设施还是公共卫生、文教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即处于长期的供不应求的状况,使其投资的供给效应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提离推动作用是更为主要和显著.公共项目的供给效应是项目完成后,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次转移积累获得的经济效益,量化计算的理论基础是投入占用产出技术.该技术反映了国民经济这个开放的巨系统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复杂联系,能够正确反映项目对长期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一般用感应度系数表示,数值越大表明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推动能力越强.文章最后给出感应度系数计算模型和投资对GDP影响的计算模型.     

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界定与低碳发展策略

后发展地区的低碳发展道路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当前形势下所面临的现实而迫切的重大课题,本文对后发展地区低碳发展路径这一战略问题展开探索性研究。首先,综合各研究文献对地区发展水平界定的指标体系,选取经济总体水平、工业化、城镇化以及资源环境四大类综合指标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发展水平做出评分与界定。从综合指标分析结果来看,全国除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天津、上海6个省市以外,其他25个省市均处于后发展阶段,其中20个省市处于中后发展阶段,5个省市处于落后发展阶段。然后,结合2010年各地区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情况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能源效率等方面对后发展地区的低碳发展现状作出分析,表明:我国各省区市能源强度差异很大,后发展地区单位GDP能源强度普遍高于先发展地区,高耗能工业的比例以及工业单位产值能耗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部分地区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之多,反映出后发展地区经济结构的高能耗化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的相对较低的发展现状。最后,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后发展地区低碳发展的特征做出总结,包括:发展仍然是后发展地区的首要任务,但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能源环境约束明显;高碳产业短期内呈刚性增长,产业结构调整难度较大,资金、技术支撑不足;后发展地区普遍拥有较大的减排潜力与空间,减排成本相对较低;大部分后发展地区还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清洁能源应用空间大。按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结合后发展地区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自身资源禀赋的特点以及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布局,提出建议:后发展地区的低碳发展道路应该按照"高碳产业低碳化、低碳产业支柱化、能源结构清洁化、碳汇资源商品化、区域布局功能化"五个方面统筹发展。     

公众认知与环境治理: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探析

从漠视环境污染到建设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的共赢,公众对于环境生态问题的认知转变代表了国家生态文明程度的提升。将公众认知概括为两种:(1)清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个体无法因其社会贡献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作为公共物品数量的接受者而导致政府是整治环境污染副产品的责任者;(2)清洁环境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个体既是环境公共物品的享用者,也是环境治理进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和监督者,由公众联合提供环境公共物品,成为公共物品数量的决定者而导致合作治理是环境污染的一条有效解决之道。进而用个体偏好及效用函数的不同,来表征两种认知状态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态度与行为差异,在可比场景中推导环境公共物品的治理均衡。结果表明:前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相对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公众的环保认识和参与环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往往以环境公共物品数量接受者的身份观望,等待他人推进环境治理进程,政府此时发挥环境公共物品供给责任主体的作用,将有效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和效率。后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绝对规模之间密切相关,一个适中比例的群体规模,就可以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群体规模不是制约环境治理效果的障碍,公众认知状态及环境治理的成本投入才是影响环境治理均衡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提出加强环保相关科学知识传播,使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使绿色发展投入与公众参与能力相契合;创新环境综合整治举措,使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得以健全和完善等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指明方向与路径。     

New roles for farming in a differentiated countryside: the Portuguese example

Throughout Europe, the role of farming as the private provider of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increasingly valuated by society is today generally acknowledged. Furthermore, in the turn towards rural development concerns, multifunctionality as an attribute of rural space has emerged, justifying the territorial approach of farming. The situation fac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y demand is nevertheless not the same in all European regions, which by all means is getting strengthened in the transition towards post-productivism. In some regions, there is a productivist orientation and production has a dominant economic role, while others will need to be supported on other functions to survive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or may be best suited to environmental functions alone. The vocation of the rural territories is different, and thus also the functions they are able to suppor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rural areas, and defines a possibl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ward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areas in Europe, bas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ideal typ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elected indicators. The empirical applic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for the Portugues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iming at assessing the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s of the Portuguese rural territory. Analyzing data from 1990 and 2000, at municipal level, three dimensions have been considered: the land cover,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Combining the three analyses, it was possible to identify different vocations of the rural space, and the role that farming could have in the future for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territory. Accordingly, the municipalities have been grouped in types, pre-defined as ideal types. This was a first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ural territory in Portugal. For decision-making it should be further developed. It nevertheless shows that there is clear differentiation concerning the possible landscape functions to be developed between regions and a possible way to assess. It also shows that a territorial approach to agriculture may be the ke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ector in many areas where production by itself, as it has been know until now, may be severely threatened.     

基于网络分析法的旅游产业空间格局优化与空间拓展——以大连市为例

基于旅游产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相互作用关系，对旅游产业发展基本要素进行调控，进而找到最优的产业要素配置方案，释放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潜力。依据中心地理论、Gunn的旅游目的地地带理论以及旅游产业要素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采集大连市旅游产业发展相关数据，基于交通网络数据集，利用GIS网络分析法提取旅游节点与旅游通道，构建各级旅游区，优化旅游产业空间组织格局。结果显示：优化得到5个一级旅游节点，12个二级旅游节点，10条一级旅游通道、12条二级旅游通道，在此基础上构建5个一级旅游区、17个二级旅游区总共22个域面，旅游节点、旅游通道与旅游域面有机结合构成大连市旅游产业空间组织网络，重铸大连市旅游发展轴线，拓展旅游业发展空间，优化旅游产业空间格局，实现旅游活动温冷区产业要素的高效利用。拓展乡村旅游发展空间，促进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浅谈生态公益林的补偿

补偿是生态公益林外部性内部化的核心问题。从生态公益林的经济学属性出发，阐述了生态公益林产生的外部性及其公共物品的属性，并对生态公益林对所在地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负外部疚及补偿问题，做了重点的讨论。提出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学应局限于单纯的经济补偿，应该为利益受损的群体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和发展空间，引导地区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     

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路径研究

使用1996—2014年我国民族8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模型及产业发展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对区域产业发展、经济增长、产业资源相对承载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民族地区三次产业综合资源相对承载力约为32 784.7万人,状态均小于0,呈富裕状态,平均富裕人口约13 817.53万人,平均富裕率高达72.82%。其中第一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对区域综合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平均贡献率为46.18%,第二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平均贡献率为44.38%,第三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平均贡献率为9.43%;第三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增长速度最快,增长率高达32.68%。产业发展初期,第一产业经济拉动效果最为显著。从产业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来看,第一产业发展呈"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第二产业发展呈二次曲线正相关上升部分关系;第三产业发展呈"U型"曲线的关系。基于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视角,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应当遵循如下发展路径:第一产业应当在保证粮食等必要初级产品供给安全的前提下,调整结构,以特色资源为引导,进一步扩大产业特色资源的规模效益;第二产业必须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要任务,走集约发展路线,以产业资源承载能力及生态承载力为红线,保持产业适度规模;第三产业发展应当以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提升产业资源承载能力为主要任务,充分释放产业资源的资本化能力,推动经济发展。     

Global trends and development of energy services industry in China

Energy servic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energy conservation by market mechanisms, including energy saving services, energy procurement, supply of many varieties of energy, supply of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energy-related consulting services, risk management, etc. China is a major energy consumer but energy is in short supply, and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use is low. China’s energy service industry has expanded rapidly, in terms of both the number of new Energy Service Companies entering the market and amount of capital invested in 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 projects, but the energy service sector in China is still at an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Developed countries began early in developing the energy service sector and their energy service market is mature, and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shows that energy servic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advancing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China needs combine energy services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ake following measures to accelerate China’s energy services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long-term aspects of policy planning, energy-saving core technology, finance and capital investment, public sector reductions,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o on.     

经济发达城市人口承载力预测及其经济合理性评价——以无锡市区为例

在经济发达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经济发展转型背景下,开展人口规模预测研究对协调人口、资源、经济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以无锡市区为例,核算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与不同时间阶段经济合理人口规模,分析土地资源人口承载量与经济合理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解析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锡市区人口仍将稳步增加,外来人口仍将是常住人口增量的主体,但增速趋缓;2015、2020年经济合理人口分别约为404万和434万人,逐渐超出土地资源承载力所确定的402万人的合理人口规模;经济增长引起的就业人口的需求增长是导致人口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未来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生产率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手段调控人口发展,以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和保障经济发展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背景下的政府规制研究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启动了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民营资本特别是外资流向自来水供给、污水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收集与处理、燃气供应等行业。私人部门的介入激活了公共产品供给市场,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但也招致了诸多问题。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完全退出,政府始终负有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原始责任,民营化只是在提供的形式上完成了向私人部门的转移,政府应完成从公共产品直接提供者向规制者的角色转换。本文以城市生活垃圾产业为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有效的规制应建立在真实的规制环境上,在城市生活垃圾产业民营化的规制中,面临着现有规制者与合约方一体、规制机构与企业信息不对称、政府部门承诺有限等规制约束。基于目前的规制环境,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业在推进民营化的同时,应建立起独立的规制机构,加强监管,逐步纵向一体民营化以降低交易成本,在合约中采用指数化价格分享企业租金。     

江苏省城乡空间融合的形态演化研究

选取1980~2010年5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作为数据源,获取江苏省近30a的城乡建设用地变化数据,在空间分析和景观分析等方法支持下,分析城乡空间形态的演变特征,揭示城乡空间融合的过程和动力机制,并归纳不同类型的城乡空间融合模式。结果表明:(1)城镇空间扩展方面,数量变化呈先平缓后急剧增长特征,空间形态变化首先以外部扩展为主,然后进入斑块边缘间的填充扩展的循环过程,苏锡常地区城镇空间的扩展最为密集;(2)农村地域变化方面,总量呈小幅增长态势,江苏北部沿淮河地区农村建设用地分布较为密集,沿江地区逐渐形成农村建设用地的次级密集区;(3)城乡空间融合过程方面,城乡空间开始由离散扩展逐步向粘合扩展过渡,城乡连通程度逐步提高,苏南地区城乡粘合扩展最为明显;(4)城乡空间融合的动力机制和地域模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开发区和新城区的快速建设是江苏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依据空间形态变化特征和主要动力因素,江苏省具有3种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类型:枢纽链接模式、集聚吞并模式、融合扩展模式。     

21世纪前期湖南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对策研究

湖南是我国中部农业精华地带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受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国家政策导向和原有基础等多重影响，形成了传统农业发达而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经济。21世纪前期，为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和区域经济质量的提升，追赶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湖南提出了工业化带动的区域经济战略。由于现阶段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加之在科技发展、资源结构和区域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较大的差异，湖南的工业化必须在对原有传统工业化战略有所扬弃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战略的基本点表现为：(1)将优势传统农业产业进行工业化改造，实现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2)打破城乡户籍隔离体制，依托城镇化的率先突破，带动工业化发展；(3)高度警觉工业化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分类推进，实现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