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基于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本文通过协整、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环保投资与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环保投资增加1%,拉动GDP增长0.13%,环保投资对GDP拉动效应显著;环保投资与GDP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具有一定的调整力度;环保投资在长期是引起GDP增长的原因,反之不然。因此,需要建立市场化的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拓宽环保投资渠道,吸引和带动民间资金进入环保领域,促进环保投资形成稳定规模,推动经济绿色增长。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能源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政策参数,研究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对于揭示能源效率在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导能源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选取1995-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样本,运用DEA方法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全国以及区域能源效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中国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显著,但总体上各省份之间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将能源效率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运用IV、DIFF-GMM和SYS-GMM方法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存在,能源效率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能源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收敛;运用纠偏LSDV估计方法分区域开展实证检验,研究认为,能源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发达地区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国家能源效率提升战略重点应放在东中部能源消费集中地区,从而通过节能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西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     

自然资源的库兹涅茨曲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运用197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当使用其他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的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这种强烈的非线性关系仍然存在。更进一步,对自然资源作用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期中丰裕的自然资源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对经济结构产生"诅咒";恶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阻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的完善等,从而对政治制度产生"诅咒"。     

条块并存的环境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

环保技术的扩散程度直接关系到环境治理的最终效果,而环保技术作为一种具有一定正外部性的准公共品,其扩散离不开政府的推动。我国长期推行的条块并存的双向环境分权管理体制对环保技术扩散存在着怎样的影响?下一步的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应如何调整?基于此,文章从条块并存双向分权的角度分析了环境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并提出了理论假说,同时选取中国30个省级地区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偏线性可加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环境分权管理体制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稳健性进行了参数检验和非线性检验。研究发现,代表"条领导"的环境纵向分权对清洁生产技术和末端治理技术扩散的影响均呈现倒U形结构,合理划分的环境纵向分权可以促进环保技术的扩散;同时,代表"块领导"的环境横向分权对两种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均呈现U形结构。要促进环保技术的扩散,需要地方政府对环境横向分权进行统筹,强化省以下区域环保的横向分权,这也从理论上支持了中央2016年推行省以下环保监督部门垂直管理的合理性。不同环保技术的扩散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税收负担、企业技术类型、投资开放度、出口依存度、城镇化以及市场化水平对不同类型环保技术的扩散都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能源持续利用、环境治理和内生经济增长

能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快速增长，就必须维护环境质量。避免能源耗蝎。本文把能源和环境引入生产函数。建立了一个在能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借助该模型讨论经济可持续增长和能源持续利用的条件。研究环保投资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我国环保投资和能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在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下，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环保投资效率及其对改善环境质量的贡献率，降低能源强度并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因此。只有建立能源节约和再利用的循环经济。依靠技术进步支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我国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财政压力会降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吗——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尽管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环保考核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重发展,轻环保"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了公共价值冲突。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环境联邦主义理论,采用我国206个地级市2012—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压力、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关系。本文使用DEA方法中的Super-SBM模型测量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和Griffin公式测量并计算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公共价值冲突程度,最后使用Bootstrap方法对所提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压力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财政压力越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越低;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在于公共价值冲突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即财政压力首先诱发地方政府出现了公共价值冲突,使地方政府陷入了一个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公共价值困境中,进而负面影响了其环境治理效率。研究同时发现,环保垂直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公共价值冲突在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中介作用,若地方政府实施了环保垂直管理,则公共价值冲突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可以得到有效弱化。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打开公共价值"黑箱",分析公共价值冲突的来源和作用机理,探索公共价值冲突的应对策略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为中央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支持性证据。     

中国区域污染影响因素:基于EKC曲线的面板数据分析

在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等区域污染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造带有三次项的环境-收入简约模型,利用1998-2007年间我国30个地区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弃物污染在内的5类区域污染指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导致我国区域污染恶化的主要区域污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贸易开放水平对区域污染排放的影响有正有负;人口规模和政府环保管制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率低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指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加大环保科研投入、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对FDI的环保规制、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是促进我国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排污补贴视角下的养殖户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苏、浙生猪养殖户的调查分析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增强养殖户参与,鼓励他们自发进行环保投资,而政府补贴对于具有外部性的生产投资活动均具有刺激作用。为了量化分析影响农户环保投资行为的各因素的作用程度,特别是政府补贴的激烈效果,本文运用调查结合实证的研究方法,在农户模型的分析框架上,以沪、苏、浙地区39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有序logit模型验证排污补贴、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环保需求特征对养殖户环保投资的作用。研究表明除了政府补贴会刺激养殖户的环保投资外,养殖规模对环保投资有激励作用,而养殖年限却会抑制环保投资。养殖户的个人特征,对污染的认知及参与污染治理的意愿也对环保投资水平有正的影响,但作用效果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合理制定和推进排污补贴政策,以"离牧补助"等形式促使养殖规模和环保要求不符的养殖户退出养殖业,加大畜牧业污染危害的宣传力度以及政府加强对污染处理技术的研发投资,从而降低处理成本等政策建议。     

土地托管影响农业产出机制:投资效率及其解释

现代农业是效率的竞争,是建立在"集约化"和"全程机械化"基础上效率的最大化。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赶超型的发展模式客观决定了我国农业生产采取粗放型投入的增长方式,使得我国农业在增长过程中高耗低效问题日益突出。土地托管作为一种新型经营模式,通过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机械化,适应了当前生产力发展要求。本文利用3省10县267个样本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估计土地托管对农业非投资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我国农业过度投资,即农业投入的高耗问题。实证结果发现,推进土地托管经营模式可以显著抑制农业非效率投资,有助于规避农业投入的低效问题;除此之外,土地托管能够显著抑制农业过度投资,即农业投入的高耗问题,使得农业投资回归最佳水平。因此,本研究从农业投资效率的角度揭示出土地托管影响农业产出的微观作用机制。政策建议为: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同时,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群体和深化土地托管主体帮扶力度,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土地托管监督长效机制和政策体系,针对土地托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类风险要具备预警意识,制定风险处置预案制度;规范各相关部门职责和分工管理,实现土地托管实施效果最大化。     

环保投资与宏观经济关联分析

环境保护投资是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近年来,环保投资总量不断增大,但总体而言缺乏硬性投资渠道,环保投资难以与经济增长同步.基于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关联性与环保投资弹性系数两个方面,本文分析了环保投资随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缺乏关联性;从长期而言,与财政收入增长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两者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环保投资弹性系数波动较大,近年来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环保投资相对于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未能实现环保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同步增长;环保投资增长率长期滞后于固定资产投资,环境污染治理的压力日趋升高;环保投资缺乏随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机制.基于此,为保持环保投资逐年稳定增长,实现环保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本文从建立环保投资随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机制、拓宽环保投资渠道、完善优惠政策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失真问题分析与建议

在对“十五”期间中国环保投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环保投资结构与环保投资的重点。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口径偏大、投资方向与需求不匹配、投资结构不合理是影响环境效益的重要因素。若以最直接相关的污水处理投资和垃圾处理投资替代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口径．将使同期全国环境保护投资缩水50％左右。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量的迅速增加和环保投资口径的虚化。已经掩盖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不足的严峻现实，环保投资的失真现象严重。为确保投资效益与环境效益相协调。建议明确环保投资概念．修改现有的环保投资口径。在进一步加大环保投资力度的同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强化污染治理效果。     

中国环境保护的政策框架及其投资重点

本文分析了中国环境面临的严峻挑战 ,论述了中国环境政策框架的演变和完善过程 ,介绍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投资重点。     

基于空间替代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效应研究

由于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区域性是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之一。一个大的经济体内部差别化的环境保护政策容易导致环境敏感型产业在地区间的迁移,这一过程将引致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变迁。相对发达地区实行更加积极的环境保护措施,在产业的选择上限制污染型产业的发展,这势必将对原有污染型产业产生影响,加大环境保护投资、转行或者外迁是该区域内企业可能的选择。在环境政策不够严厉,产业的选择更为多样的地区,宽松的环境政策甚至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优惠条件,则污染型产业是其发展的可能选择。本文通过对2003—2012年中西部19个省份11个污染型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例结构的变迁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有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空间效应,存在对污染型制造业西迁的促进作用。区域差别性的环境政策确实突出了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得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向西迁徙,实现了污染产业从中国东部向西部的空间替代。从空间的整体上看,也更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的产业升级现象。如果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通过环保规制差异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不是严格按照功能区进行分类环境保护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产业结构变迁也是不健康的,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的要素替代作用,尤其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无疑就会被夸大。看似中西部地区可能重新步入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受到污染损害的仅是国家的另一片地区,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属于环境脆弱区和重要的水源上游,最终受伤害的将会是我们整个国家。     

环境财税政策的治污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和门槛效应视角

首先参照投入—产出比,利用环保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之比对各区域环境财政政策治污效应系数进行测算,按系数值域把中国30个省(市)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包括北京、甘肃、贵州等19个省市,区域2包括上海、浙江、福建等11个省市。其次分析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收政策和中国式环境分权的治污效应并分区检验,最后对中国式环境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财政政策治污效应显著,区域1财政政策取得了更好的治污效果,中国目前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及排污费等"近似"环境税种总体治污效应不显著,中国式环境分权与污染物排放显著正相关,中国式环境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政策的治污效应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中国式环境分权度低于-0.164、经济发展水平低于4.174时,环境财政政策具有更好的治污效果。样本期内以中国式环境分权为门槛变量时,有安徽、广西等15%的观测值位于低门槛区域,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有贵州、云南等10%的观测值位于低门槛区域。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和工业结构是加剧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高污染和高排放。鉴于此应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提升环保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单独开征环境保护税种,中央政府适度地环境集权,全面提升环境质量。     

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及其关键影响因素

在系统地归纳了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以环境治理投资总额作为投入指标,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在水、气、固体等方面控制绩效作为产出,建立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DEA方法的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再以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为母因素,以各评价指标为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模型,通过《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0》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收集2009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投入产出数据,得到我国各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及其关键影响因素,证实控制关键因素--环境治理投资总额,能够有效地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评析中国现行环境保护投资体制

本文通过对我国近15年环保投资相关数据的分析,揭示了现行环保投资体制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结构上失衡,在环保投资中没有体现环保设施运营费用,直接影响了环保投资的效益,其次,一些指标的设计严重偏离了现实,影响了环保投资的有机构成,也导致环境政策的失效,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初步的改革设想。     

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分析

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环境污染问题愈发凸显,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税收竞争是影响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学术界研究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较少。本文按照污染物属性将其划分为外溢性污染物和非外溢性污染物,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生产者、消费者、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在税收竞争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效率对不同属性污染物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当污染物具有外溢性属性时,税收征管效率对该地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改变本地及周边地区资本存量渠道实现;当污染物具有非外溢性属性时,降低税收征管效率通过增加该地区资本存量而提高了环境污染。文章首先使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2007—2014年中国28个省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征管效率,并将其作为税收竞争的衡量指标,然后运用系统GMM法证实了所提的假说。研究显示: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增加了本地区的资本存量;税收竞争是将本地资本存量作为其推高外溢性污染物(二氧化硫)及非外溢性污染物(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一个主要渠道,邻近地区资本存量则是推高外溢性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次要渠道。这意味着,要想改善环境质量,中央政府应规范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尽快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绿色GDP评价体系;完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应针对各个地区的污染及经济发展情况利用财政激励手段引入环保、绿色的资本项目;地方政府应减少不利于环境改善的地方财政支出,增加环保投入比重。     

环境政策边缘化现实与改革方向辨析

本文认为由于中国现行环境政策的设计、执行和实施不能有效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决策过程的主流。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因而呈规出边缘化特征，表现在环境政策的末端管理特征、尚未建立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公平与效率准则未纳入政策设计过程、缺乏综合绩效评估、环境投资总量不足与低效率等。从政策的设计、作用环境、作用对象、作用范围的变化分析了边缘化的产生原因以及所导致的中国环境保护的误区和问题．包括技术、经济．生态、社会效率的分离．环境资源的区域配置低效率、近动式管理以及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目标的偏离等。本文提出改变现存问题的突破点在于构建基于环境权益以及全成本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并分析了需要解决和突破的关键性理论和实践问题。     

西部开发中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思考

社会实践的需要是推动法律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状况 ,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大决策。由于西部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及其在全国生态环境中的重要性 ,使得“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西部唯一的发展模式选择 ,突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的良性循环 ;必须制定一套适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法律体系 ,并最终实现“立法的生态化”。     

中国银行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构建现状分析

银行投资行为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可能给银行带来环境风险。环境风险控制是实现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银行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由四部分组成,其中环境信息收集和传递是环境风险控制的基础,环境风险管理部门建设是环境风险控制业务的保障,环境风险动态评估和管理是环境风险控制的关键,借鉴国际经验和加入国际准则是提升环境风险控制水平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我国全国性商业银行在环境风险控制领域的举措进行分析,总结我国银行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构建的现状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