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家公园的建设与管理及其启示

借鉴美国经验,英国国家公园在建设和管理上走出了符合国情的新路,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强化规划引领、构建伙伴关系、注重繁荣社区和追求四位一体。在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应学习借鉴英国国家公园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努力协调好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实现政府、社会与市场三种力量的有机整合。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实践及理论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的国家公园试点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管理体制不顺畅、建设目标偏移、国家公园的公益性被弱化等,利益冲突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国家公园建设中的利益冲突是相关利益主体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利益失衡的反映,必须予以理顺和化解,才能保障国家公园的有效推进。     

青海三江源国家综合试验区生态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建设探讨

区域生态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建设是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有机组成。针对青海三江源生态监测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着眼于三江源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构建由生态监测指标系统、生态监测系统、综合评估与预警系统和运行保障系统构成的青海三江源综合试验区生态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为区域生态保护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基础支撑,提升生态环境监测公共服务水平。     

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与经验研究

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是实现自然资源资产合理使用和有效保护、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优势、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提炼三江源国家公园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典型实践,梳理其改革经验与启示,为探索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内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积累"青海经验"、做出"青海贡献".     

乡村绿色振兴的重要路径——基于浙江仙居国家公园经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为新时代"三农"工作和美丽中国建设都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以及路径。要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率先实现乡村绿色振兴,第一,要形成绿色治理模式,使全民参与保护并能共享保护成果;第二,要形成与保护互促的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的技术路线。对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浙江仙居国家公园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龙头带动社区参与保护、共促发展方式转型,构建了以绿色公约、绿色资产清单、绿色货币为标志的"三绿"治理机制,与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一起初步实现了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使乡村振兴的绿色化道路初露端倪。     

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突破口

建立生态文明八项基础制度进展缓慢,原因是传统发展方式惯性强大、相关改革不配套、高层级政府在"权"和"钱"方面对基层的支持力度不够等。完整建立生态文明体制,更适合从资源价值较高、建设需求迫切、改革难度较小的区域起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就是这样的区域。考虑不同试点区土地权属、保护需求、人口密度、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生态文明制度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配套建设需要分类展开。各试点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从重点领域("权"和"钱"相关制度)率先突破,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土地管理、生态补偿、绿色发展融资机制等方面体现出自己的特色,中央应对地方难以解决的机构编制、土地权属创新和指标调配、资金等方面予以特别支持。     

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为保护好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多年来,国家对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给予了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的支持,使工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文章对青海省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情况的主要做法和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展望。     

我国生态补偿机制问题探析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生态补偿试点,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由于国家体制机制方面的弊端,生态补偿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生态补偿的管理体制不合理,部门色彩较重;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不健全,责权利划分不清;生态补偿的政策不完善,全局性规划较少;生态补偿的市场不发达,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生态补偿的意识淡薄,公众参与不足等。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研究——以张家界市为例

<正>加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是国家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张家界市为代表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提供生态产品的当地居民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中央和省级财政进行补偿为主、流域内横向补偿为辅、结合生态农产品认证等市场化补偿,扩大补偿范围,加快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促进贫困地区扶贫攻坚,为同类地区生态补偿提供样本。     

生态补偿助力脱贫攻坚：协同、拮抗与对接

中央政府提出的“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标志着生态补偿扶贫正逐步成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途径之一。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生态补偿如何有效助力脱贫攻坚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以实践与政策为导向，运用文献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在厘清生态补偿扶贫理念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解析生态补偿与脱贫攻坚之间存在的协同效应和拮抗效应。研究发现生态补偿与脱贫攻坚在地理空间位置、实施主客体、标准、方式和途径等方面相耦合容易产生协同效应，在价值诉求、农户资源禀赋、政府部门工作等方面矛盾产生拮抗效应。生态补偿有效助力脱贫攻坚的关键在于构建对接机制以强化协同效应、弱化或去除拮抗效应。为此，通过建立精准的瞄准制度、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政府部门内部生态补偿扶贫协调机制等举措，构建生态补偿与脱贫攻坚的对接机制，以促进二者高效协同发展。     

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模式初探

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是云南省政府批准的云南省建设国家公园的试点之一,近几年逐步建设和完善了公园内的游客中心、标识牌和展品等与环境教育相关的系统,但其环境教育还有很大可提升的空间。通过研究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相关资料和实地考察,对老君山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老君山国家公园应成立专业的国家公园环境教育中心、建设本土环境教育教材库、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的环境教育者、采取多元化的环境教育形式、设计和推广环境教育项目以及建设科学的环境教育评价体系等环境教育发展建议。     

环境时事

正中央深改组召开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方案12月5日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方案》、《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围填海管控办法》等。会议指出,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要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将所有者职责从自然资源管理     

青海国家公园省建设刍议

由于青海省特殊的地理位置,其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国乃至全球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点区域.启动并建立国家公园省,对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意义重大.文章从青海生态地位的重要性、建设国家公园省是生态大省的担当与责任、建设国家公园省战略对策三个方面论述了对推进国家公园省建设的认知.     

国家公园:区域绿色发展的新平台

按照有关规定,旅游景区的外延在相当程度上与自然保护地重合,地方政府也习惯于将自然保护地打造成大众观光旅游景区或旅游度假区。但两者在管理体制、发展理念和目标、具体工作内容上都有明显区别,尤其在中央明确"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后,这种区别将使两者的发展分道扬镳。虽然不是旅游景区,但国家公园可以发展以国家公园体制和国家公园品牌体系为基础、依托国家公园特色小镇的国家公园旅游,采用三次产业的整合和升级将生态产品的价值可持续地增值变现,实现以旅游景区为定位的传统发展方式向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宗旨的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变。     

阿坝州生态补偿实施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

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是调动各方积极性、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央和四川省帮助阿坝州有序推进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深入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等一批生态补偿政策,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对全州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看,阿坝州仍存在生态补偿范围偏小、标准偏低,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成效。因此,为进一步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使生态补偿政策更好的发挥作用,研究深入梳理了阿坝州生态补偿现状,分析了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旨在更好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从而加快推进阿坝州生态文明建设和川西北阿坝生态示范区建设,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自然保护地70年发展历程与成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完善。在生态系统与重要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形成了由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自然文化遗产、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特别保护海岛等组成的保护地体系。在生态空间保护方面,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构建了以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为主体的生态保护红线技术体系,成为我国新世纪一项重大生态保护工程,并开展了生态功能区划、主体功能区划。在保护机制上,于2015年启动了国家公园体制,并开展试点示范。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概要分析了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成效。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效率研究

在水环境保护长期受到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开展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是我国保护流域水环境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多为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补偿资金全部来源于财政资金,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可以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其最大效用。为明确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中的财政支出效率,本文以我国首个跨省界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为案例对象,构建流域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模型,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选取试点在2012—2017年的生态补偿财政支出进行效率测算与效率评价,结果显示,财政支出纯技术效率6年均值处在0.9以上的高水平,总体表现较好,但仍有改进空间;规模效率值较低是造成财政支出效率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生态补偿财政资金的配置规模急需完善。建议提高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有针对性地实施生态补偿项目,建立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流域治理体系。     

国家公园体制中政府间职能的纵向配置——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建立符合国情的国家公园体制,已成为加快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了关于国家公园体制中政府间职能纵向配置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进展,得出仍存在"虽归纳了不同配置类型但并没有解释形成原因"和"虽给出了改革方向但并没有解决具体方案"两大问题。针对问题构建了国家公园体制中政府间职能纵向配置的研究框架,给出了政府间事权划分与政府间支出责任界定这两大政府间职能纵向配置重要构成内容的研究思路。     

基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三江源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文章从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当地文化、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以及生态环境教育普及等方面,分析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对三江源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三江源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法制研究

生态综合补偿的提出表明国家对生态补偿关注的重点从资金的来源转向资金使用的效果，其中转移支付法制是影响生态综合补偿效果的主要变量。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立法来看，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立法从维护公平正义提供倾斜性补偿资金，转向促进“绿色发展”“绿色减贫”的生态补偿整体性效益建设。然而，整体上，相关法制建设尚显不足，如贫困地区利益未充分表达、补偿资金使用自主权未能充分发挥、整体性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在于，扶贫政治思维淡化了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法律制度的属性，覆盖面难以普及；不同利益诉求造就了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制度约束；行政放权的非制度化影响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整体性效益。应以实现可持续的自我发展权新理念加强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的法律制度化建设，明晰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中转移支付的重要地位，夯实基础性财权，同时构建适应生态综合补偿的整体性考核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