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筑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机理,构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11—2020年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评价。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稳步上升,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呈现出大湾区东岸>大湾区北岸>大湾区西岸的空间分异特征;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类型2011—2015年以体育产业滞后为主,2016—2020年以旅游产业滞后为主;体育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但总体耦合协调度等级不高,基本上处于中轻度失调阶段和过渡阶段;城市群内部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均衡,呈现出以香港、广州、深圳、澳门为核心,由内到外圈层逐渐递减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上述研究,从区域政策协同、空间布局协同、产业分工协同、交流平台协同等方面提出系列建议,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和协同发展。     

旅游制度创新能否推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来自“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的例证

研究将“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视为旅游制度创新的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19年中国重点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对旅游制度创新能否促进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政策对于各试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正向影响,表明旅游制度创新能够推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2)旅游制度创新对于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和规模适用性特征,其更有利于北方城市和普通地级市旅游经济发展;(3)旅游制度创新可以通过壮大旅游产业规模、完善基础服务设施、旅游扶贫共建共享富民、创新旅游资源观念和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等路径促进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据此,提出积极推动旅游制度创新、优化先行区创建单位的空间布局、积极发挥旅游制度创新政策的示范引领作用等举措,以更好地推动各地旅游蓬勃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网络空间结构及其优化策略分析

从智慧经济、智慧生活、智慧技术和智慧治理4个维度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测度模型、修正引力模型等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网络空间结构。结果发现：(1)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空间集聚明显,以香港、深圳、广州和佛山等为珠江东翼城市枢纽,中山、肇庆、江门和珠海等珠江西翼城市为重要节点。(2)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联系强度逐渐增强,协同网络呈现出多核心、网络化、一体化的演变趋势。然而,受制于体制机制障碍,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网络疏密程度不同。(3)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的相互作用强度呈梯度分布特征。基于研究结果,粤港澳大湾区应依托现有的智慧城市联系网络,以核心城市为增长极,在合作统筹协调机制的建立、规划引导的强化、合作平台的搭建等内生作用和外生作用的共同影响下,分级分类稳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宏观经济金融因素、能源价格与澳门旅游业的风险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和不对称性系数

旅游业作为澳门的支柱产业,是澳门经济的风向标,研究其与宏观经济金融因素及能源因素之间的风险溢出,对完善澳门经济的风险预警机制,提升澳门旅游业的风险抵御能力至关重要。通过建立溢出指数模型,探究宏观经济金融因素—能源价格—澳门旅游业这一系统内部的静态和动态风险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该系统的全样本静态溢出指数为55.57%,动态溢出指数在48%—74%之间波动,表明系统存在较高的风险溢出效应;(2)澳门旅游业市场在静态溢出效应下为风险接受者,而在动态溢出效应下,除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为风险溢出者外,其余研究期间皆为风险接受者,动态溢出效应分析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3)该溢出网络系统存在不对称性,并且在动态中,除在新冠疫情期间外,系统对正向消息的冲击更加敏感。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强化对澳门旅游业的风险监测、打造多点支撑的经济增长格局、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联动、推动澳门旅游业差异化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西北五省(区)入境旅游合作路径研究——基于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廊道北大核心

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成功对我国入境旅游区域合作意义重大。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2000—2019年西北五省(区)入境旅游市场现状,探讨其区域合作路径。结果表明:①西北五省(区)中各省(区)的入境旅游发展极不均衡,客流分散;整体入境旅游的客源和客流稳定,更具竞争优势。②西北五省(区)整体入境旅游处于起步阶段,适合采取“增长极”和“点—轴”相结合的路径。③当入境旅游迈入成长阶段时,高级别“增长极”采用“梯度网络”路径不断开拓和外延市场,低级别“增长极”则运用“点—轴”路径辐射带动旅游经济发展。     

区域大气污染的城市网络关联分析--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

选取2013—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11市大气主要污染物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对粤港澳大湾区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大湾区城际大气主要污染物的空间关联均呈现出较典型的网络结构特征。②城际大气污染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和空间溢出,各城市空间联系越来越密切。③大湾区大气污染空间网络具有稳定性特征,PM2.5和SO2的空间溢出得到有效控制,而PM10和NO2的空间溢出具有长期稳定性。④珠海、佛山、惠州、中山在大湾区城际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⑤各城市在大气污染空间网络中存在明显的非均衡地位。     

桂林市区游客酒店住宿的区位特征与形成机制——基于旅游流轨迹的实证分析

酒店等住宿设施是体现旅游城市形象和服务水平的重要窗口,对其空间分布特征的现有实证研究中,鲜有基于游客需求侧维度的系统解读,亟需一个能对多元结论提供合理解释的分析框架,以明晰不同结论的场景约束条件和应用价值边界。以携程旅行网上发布的桂林游记作为数据来源,提取游客旅游轨迹中的住宿信息,运用聚类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句法等方法解读桂林市区游客酒店住宿的空间特征,并从“旅游地—旅游流—酒店”三元关系的视角解读游客住宿空间分布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桂林市区游客住宿空间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表现为多节点的分布格局;(2)酒店等住宿设施的集聚节点可分为“邻近交通门户”“邻近目标景观”“位于交通便捷区”三大类型,表现为至少具有“便捷旅游交通”与“邻近景观资源”两大空间特征之一;(3)酒店等住宿设施的集聚受旅游流空间集散的影响,而旅游流空间集散受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影响,“旅游地—旅游流—酒店”间的关联脉络构成游客住宿空间分布机制的解析框架;(4)“旅游地—旅游流—酒店”的分析脉络可以将传统研究中因侧重不同视角而得出的多元结论纳入同一框架并给出理论解释。     

协调视角下京津冀地区交通与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研究北大核心

交通是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桥梁,交通网络演化对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旅游发展较不均衡地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分析了2007—2019年区域内交通与旅游的演变特征及二者关联耦合,揭示了区域旅游一体化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交通可达性水平以中心向南北两侧递减,并由“京津”核心演变成以“京津廊保”为核心。②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呈网络化趋势发展,且具有显著的空间近邻规律;联系总量空间差异显著,但差异不断缩小。③交通网络对区域旅游经济联系及区域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演变有较大影响,二者关联耦合作用逐渐增大;区域旅游一体化历经了核心集聚模式、核心边缘拓展模式和多中心辐射发展模式。④区域整体耦合协调水平一般,交通可达性对旅游发展作用未完全释放。提升中心城市两翼次区域的交通建设,加强政府主导与合作创新,增强中心城市的引导辐射和建立多元化旅游协作方式,将有利于京津冀区域旅游一体化向动态均衡模式优化。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利用演化经济地理思维构建旅游酒店空间演化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2001—2019年凤凰古城旅游酒店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及影响因素,揭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受历史、社会和经济变化“三轮驱动”,旅游酒店空间辐射作用由一级集聚中心向邻近次级集聚中心靠近,对城市边缘区的扩散力尚弱。(2)凤凰古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呈现显著集聚特征,热点区域所在街道单元为沱江沿岸的历史街区,呈现由沱江中游向上下游扩散的趋势,形成“首尾疏、中间密”的格局;旅游酒店空间演化过程经历了萌芽阶段（2001—2007年）、发展阶段（2008—2012年）以及涌现阶段（2013—2019年）。(3)在历史选择基础、城镇用地限制、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等因素的共同约束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结合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实现生态空间景观化、生活空间商用化和生产空间旅游化,改变旅游酒店空间格局。     

高速铁路与城市旅游发展研究——以武汉市武广高铁旅游发展为例

我国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将深刻影响城市旅游的市场辐射能力与转型.2009年末开通的武广高铁兼具快速交通和全新旅游产品的功能,为武汉市带来了难得的高铁旅游发展机遇.武汉市高铁旅游发展以珠三角市场的客流输入为主,行程以“三日游”居多,客源层次高、消费高、要求高,但武汉市的高铁旅游在城市旅游产品、产品布局、城市环境和旅游接待水平等方面存在不足.为了实现武汉城市旅游与高铁通道资源协调发展,必须加强武汉市城市旅游产品开发,提高城市旅游综合供给能力,强化高铁与城市旅游的协同能力,强化武汉高铁旅游的目标市场营销,构建武汉市在华中的旅游集散中心地地位.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推动县域旅游经济发展了吗？——来自山西省的实证检验

县域作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主要阵地,对于全域旅游发展十分重要,探索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对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山西省30个县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方法评估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旅游经济效应,并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县比未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县具有更高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2)山西省晋北地区的县以及经济规模一般的县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旅游经济效应更显著;(3)旅游经济效应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扩大涉旅投资规模、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提升旅游资源价值以及完善公路交通路网等途径来实现。据此,提出山西省县域应继续坚持走全域旅游发展的道路,因地制宜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在投资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旅游交通等方面持续投入。     

旅游偏好是否可以促进国际旅游消费？——基于中国旅游调查的实证研究

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利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旅游部全国性的国民旅游休闲调查数据,分析了旅游偏好与国际旅游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运用最小二乘加权回归模型（WLS）研究了旅游偏好对旅游消费的影响,以及旅游需求在旅游偏好与旅游消费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对于国内旅游,旅游偏好通过旅游需求的中介作用对旅游消费产生正向作用,即消费者对特定旅游活动和目的地的偏好驱动了他们对国内旅游的需求,从而增加了国内旅游消费;(2)对于出境国际旅游,在交易效用和损失厌恶效应的影响下,旅游偏好通过国际旅游需求的中介作用对国际旅游消费产生正向影响作用,但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中国西部城市无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东部城市和中部城市有正向促进作用;(3)男性和女性在旅游偏好和旅游消费上不存在性别差异。     

基于多源数据的夜间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力探究——以昆明市为例

夜间旅游满足了游客的多元需求,为带动地方经济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昆明市夜间旅游为例,构建夜间旅游空间分布模型,揭示昆明市夜间旅游空间分布特征与发展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昆明市夜间旅游资源、游客活力和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呈现出分散和多元化的特点,夜间经济的影响范围超越传统旅游活动的影响范围,游客更倾向于在人流量较小的地方活动;(2)夜间旅游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丰富多样的夜间观光旅游资源和发达的夜间经济;(3)昆明市夜间旅游空间分布主要呈现“以高密度大聚集区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东北—西南”的分布趋势;(4)旅游资源的丰富度、质量、受欢迎程度和知名度以及居民点密度和疫情防护水平是关键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和交互作用,旅游资源质量、知名度以及疫情防护水平对夜间旅游的影响最为显著,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来促进后疫情时代下夜间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游客感知视角下的城市夜间旅游形象结构研究——以广州市为例北大核心

夜间旅游是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以旅游形象结构为理论基础,以广州夜间旅游为例,利用805份游客调查问卷,采用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探讨城市夜间旅游形象结构。结果表明:水上夜游、灯光节庆活动、景观塔夜游、休闲街区夜游和夜市美食游成为游客最喜爱和最常游的广州夜间旅游产品。城市夜间旅游形象结构由“认知形象—氛围形象—情感形象—意动形象”组成,其中:认知形象包括视觉形象、物质经济形象、自然环境形象、人文环境形象、物理空间形象和整体感官形象6个维度,以整体感官形象和物质经济形象最为突出;氛围形象和情感形象以正面为主,表明游客认为广州夜间旅游具有良好的氛围及情感。最后,从完善城市夜游政策体系、优化夜游发展宏观环境、构建夜游多核空间格局等方面提出优化城市夜间旅游形象的建议。     

游客感知视角下的城市夜间旅游形象结构研究——以广州市为例北大核心

夜间旅游是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以旅游形象结构为理论基础,以广州夜间旅游为例,利用805份游客调查问卷,采用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探讨城市夜间旅游形象结构。结果表明:水上夜游、灯光节庆活动、景观塔夜游、休闲街区夜游和夜市美食游成为游客最喜爱和最常游的广州夜间旅游产品。城市夜间旅游形象结构由“认知形象—氛围形象—情感形象—意动形象”组成,其中:认知形象包括视觉形象、物质经济形象、自然环境形象、人文环境形象、物理空间形象和整体感官形象6个维度,以整体感官形象和物质经济形象最为突出;氛围形象和情感形象以正面为主,表明游客认为广州夜间旅游具有良好的氛围及情感。最后,从完善城市夜游政策体系、优化夜游发展宏观环境、构建夜游多核空间格局等方面提出优化城市夜间旅游形象的建议。     

武汉在湖北城市旅游中的独霸性及效应分析

基于城市首位度分析,结合国际政治关系中的霸权理论、经济学中的最小努力原理,提出独霸性概念和测评体系,测定了武汉在湖北城市旅游中的独霸性并分析其独霸效应。研究发现:行业不同,其垄断性指数(LDI)、鹤鸡指数(SWI)各不相同。其中,武汉在航空、铁路、旅游收入、旅游人数方面的独霸性极高,遥遥领先无可替代;在旅游资源、旅游投资、旅行社、宾馆饭店方面为中度独霸;在公路方面的独霸性最弱。独霸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独霸城市发挥龙头带动效应,引领整个湖北省的旅游发展;二是独霸城市发挥辐射带动效应,带动周边城市的旅游发展。     

中国枢纽城市航空通达性与经济带动效应耦合协调实证研究

航空通达性是影响城市经济带动效应的关键因素,两者耦合协调发展是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在测度中国39个枢纽城市2010—2019年航空通达性及经济带动效应基础上,就两者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枢纽城市航空通达性呈现“纵向整体改善,横向两极分化”格局,且国际枢纽城市通达性水平明显高于区域枢纽城市;(2)枢纽城市经济带动效应同样呈现“纵向稳步提升,横向两极分化”态势,国际枢纽城市经济带动效应显著优于区域枢纽城市;(3)枢纽城市航空通达性与经济带动效应耦合协调度呈现“纵向波动上升,横向梯次分布”格局;(4)“经济带动效应领先”型和“航空通达性领先”型是两者耦合失调的主要类型。因此,未来应进一步提升枢纽城市间航空运输市场联系强度、扩大腹地市场规模,协同推进航空通达性与经济带动效应耦合协调发展,从而实现枢纽经济与区域经济深度融合。     

“湛茂阳”区域滨海旅游多维生态位及竞合发展策略研究

构建湛江、茂名、阳江3市和谐的滨海旅游竞合关系是粤西滨海旅游协同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与实现途径。基于2012—2017年“湛茂阳”区域滨海旅游相关统计数据,构建了滨海旅游生态位测评指标体系,运用旅游生态位理论模型综合测评了“湛茂阳”区域滨海旅游生态位宽度、扩充度和重叠度,深入分析了“湛茂阳”区域滨海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竞争态势与竞争程度。结果发现:①“湛茂阳”区域滨海旅游生态位宽度呈现“水平低、均衡化”的结构特征,3市滨海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与影响力弱,旅游综合竞争力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为湛江、茂名、阳江。②“湛茂阳”3市滨海旅游综合生态位扩充态势不明显,扩充度水平整体呈现均质化特征,局部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异。③“湛茂阳”区域滨海旅游生态位重叠度高,旅游竞争激烈,旅游协同合作发展水平与效应较低。最后,从区域滨海旅游生态位的协同、错位、扩充3个视角科学提出了“湛茂阳”区域滨海旅游竞合发展策略。     

大连港和营口港空间效应变化预测分析——基于太平湾港口建设

太平湾作为大连港距离东北腹地最近的港区,其建设将对营口港和大连港的腹地空间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从港城可达性、港城引力、港腹潜力三大空间指数,探讨太平湾港区建设对营口港和大连港的空间效应变化。研究结果发现:1太平湾港区的建设将进一步提升东北腹地城市与大连和营口各港区的空间联系,各空间指数提升幅度均呈现由南向北依次递减的趋势。2太平湾港区建设将进一步巩固大连港在东北腹地优势区的竞争优势,同时降低营口港在东北腹地优势区的绝对优势,在加剧大连港和营口港腹地竞争的同时,使营口港和大连港在东北腹地市场划分中呈现新的局面。随着大连发展重心向太平湾港区的转移,这种空间效应变化将更加明显。3太平湾港区建设加剧了大连各港区之间的内部竞争,容易造成港口资源浪费,因此大连在合理开发太平湾港区的同时,要注意内部港口之间的协同合作。     

贵州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差异及政策匹配研究

基于促销政策视角探究贵州旅游网络关注度动态演变、空间差异对制定旅游促销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利用百度指数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季节集中度指数和引入旅游舒适度、出游半径及阻尼系数参考值，对贵州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差异演变特征及原因进行研究，并采用IPA模型分析网络关注度与促销政策的匹配效应。结果发现：(1)贵州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年际变化总体呈增长趋势，月度分布集中在4—10月。(2)门票和过路费优惠促销政策显著拉高了年际网络关注度。旅游旺季促销加剧了季节性，淡季“大力”促销有“平衡”季节性作用。(3)贵州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异呈现“本省、周边省份和经济发达省份关注度高”的特征，1500km半径内距离阻力是主要影响因素，1500—3500km半径范围外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因素，优惠促销政策首次推出有明显促进效应，连续推出对经济发达省份会产生疲劳效应。(4)IPA矩阵的优势区分布于本省和周边经济发达省份，改进区以周边不发达省份和个别经济发达省份为主，机会区以偏远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为主，意外区分布于距离稍远的经济发达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