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采用1996～2004年的统计资料,分析了湖北省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研究发现全省耕地大幅度减少,其次是未利用地和牧草地;林地则迅速增加,其次为居民点及独立工矿、园地、其他农用地、交通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随后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以湖北省76个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单元,进一步对湖北省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驱动因子进行了统计分析,定量诊断出各驱动因子对湖北省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贡献作用的大小。结果显示,湖北省土地利用结构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关系可以用4对典型相关变量表示,耕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林地、交通用地、水利设施用地的发展变化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社会经济驱动因子。     

过犹不及:土地资源资本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在经济转型发展战略背景下,探讨土地资源资本化及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同于已有研究均质化地理解土地资本化,该研究从"度"的视角切入,认为土地资本化存在适度与过度之分,由此分析了不同程度土地资本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予以实证考察,最后讨论了中国当前土地过度资本化风险与原因。研究表明:(1)土地资本化存在限度,限度范围内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越过限度则抑制实体经济增长,两者呈"倒U型"关系,该结论在多种模型设定下均保持稳健;(2)当土地资本化越过最优限度,将激起全要素成本快速上涨,导致利润空间收窄,引致实体经济萎缩;(3)从工业企业大样本微观数据估计出的"倒U型"拐点来判断,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已面临较严重的土地过度资本化问题,东中西部相继进入过度资本化高风险状态,这可能损害实体经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4)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式分权造成的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可能是土地资本化持续深化乃至过度化的重要原因,调整政治激励方式应是寻求土地过度资本化理性回归的着力点。研究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土地资本化是一把"双刃剑",趋利避害的关键是把握"度"的原则;中国必须通过深化政绩考核、土地市场和土地税制等多方面协同改革来纠正土地过度资本化偏向;面向高质量发展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主动转变土地资本化支撑方式,改革土地资本收益支出结构,加快支出重心向新基建、科教部门和民生部门转移。     

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该文在分析土地市场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运用我国31省(市、区)2001 - 2008年的面板数据,估算土地市场发育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全国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2001-2008年间,我国土地市场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就能提升1.276 5亿元/Km2.进一步地将我国31省(市、区)划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成熟期和后期4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省(市、区)土地市场化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向有着较大差别.工业化初期阶段省(市、区)的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弹性系数最高;工业化中期、成熟期阶段的省(市、区),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促进作用显著,应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工业化后期的北京、上海、天津土地市场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弹性系数小于零,说明体现土地资源、资产属性的土地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应更加重视土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属性.     

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

已有文献对土地开发、土地收入与城市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但未能揭示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尤其是没有区分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是土地开发收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效应,间接影响包括土地开发收入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构建了反映土地收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的结构方程模型,利用285个城市2000—2010年以及2011—2013年的差分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土地开发收入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2000—2010年间,土地出让收入每增长1个标准单位,城区GDP将增长3.09标准单位,其中土地开发收入的直接影响为0.35标准单位,间接影响为2.74标准单位。土地开发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产业集聚和常住人口吸引力的间接效应远大于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直接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吸引产业集聚的影响大于吸引常住人口的影响。不同类型城市土地开发收入对城市GDP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程度不同。     

青藏高原NPP时空演变格局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青藏高原植被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较为敏感。该研究引入重心模型等方法分析和探讨了2000～2015年青藏高原NPP时空变化格局及其驱动机理,并定量区分了NPP变化过程中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相对作用。结果发现:(1)2000～2015年,青藏高原NPP年均值总体上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在年际变化方面,近16年青藏高原不同生态子区的NPP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2)近16年青藏高原NPP重心总体向西南方向移动,表明西南部NPP在增量和增速上大于东北部。(3)NPP与降水显著相关的区域主要位于青藏高原中部、青藏高原东南部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中下游,而NPP与气温显著相关的区域主要位于藏南地区、横断山区北部、青藏高原中部和北部。(4)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青藏高原NPP变化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性,在空间上呈现"四线-五区"的格局。研究成果可为揭示青藏高原区域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机制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养老保险对土地流转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社区及微观个体两个维度的数据,对养老保险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农村地区的农地流转率普遍偏低,且仍有部分农村地区未覆盖任何养老保险制度,而实施新农保或老农保以及对65岁以上老人发放补助等养老保障政策措施的社区土地流转比例较高,因此养老保险等政策对社区土地流转比例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微观个体数据表明农村地区土地流转行为并不活跃,发生了土地流出行为与土地流入行为的比重均在10%左右,但农民是否领取到了养老金无论是在土地流出还是土地流入方面,都是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的。一方面,养老金的收入具有稳定性,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农民必要的货币支出需要,对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具有替代作用,进而促进土地流转供给的增加;另一方面,有养老金的土地转入者家庭生存的担忧又得到有效缓解,又可以促进其大规模转入土地进行开发,促进了土地流转的有效需求,因此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看,养老保险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促进都是十分有效的。农民年龄也是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但对土地转出或转入的影响方向不尽相同。年龄较大的农民一般缺乏技能,非农就业就会较少,相对于青壮年可能不愿意土地流转,但对于那些年龄很大的农民来说,受到劳动能力的限制,可能愿意流出土地,而不会流入土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进一步将社区变量和个人特征变量同时纳入到分层模型内分析可以发现,社区是否对65岁以上老人发放补助对个体土地转出、是否有养老金对个体土地转入都具有正向的显著作用,也表明本文模型分析结果是较为稳健的。基于这些结论,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很明显的,即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有效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途径。     

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从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两方面分别设定空间权重矩阵,构建基于CD生产函数的空间面板模型,考察1999-2008年土地投入对中国和东、中、西三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由于综合考虑了经济增长本身和投入要素的空间相关性,空间Durbin模型分析结果比普通面板的分析结果更加可靠;②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贡献率为36.63%;③土地投入的空间溢出效应远不及资本、劳动力投入的溢出效应,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空间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69,0.337和0.503;④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土地贡献率与经济水平成反比,东、中、西部地区土地贡献率分别为23.21%,51.47%和54.61%。研究结论:①制定土地政策时应优先投入资本及劳动力等要素,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增长;②对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应实行差别化的土地政策:东部地区应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中部地区应严格控制土地投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西部地区则仍需依靠土地投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之初，深圳和珠海旅游发展的内外部条件极为类似，但是20年来两个城市旅游的发展模式却完全不同。本文研究发现：城市旅游发展取决于需求结构和相对优势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基于旅游体验本质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同一类型的旅游城市具有相似的变化规律；不同类型的旅游城市变化规律差异较大。另一方面，城市旅游驱动机制决定了相对优势的变化，旅游驱动机制演变轨迹的不同正是建成各个城市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模式差别的主因。由此可见，城市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用随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需求结构的变化），适时培育和转变驱动机制。     

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推动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核心需求,通过构建EES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ESDA和面板数据模型,测度分析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行政单元EES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EES系统协调发展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度失调型占据发展类型主体,空间上形成"东北高、西南低"的发展格局,高协调区位于长三角及中西部省会等核心城市;(2)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等级化"特征,协调度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型分布,呈"集群化"特征,城市群内城市协调度整体较高;协调度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下游优于中上游,沿江城市优于非沿江城市;(3)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现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H-H型集中,冷点区域L-L型较多,局域关联与冷热点空间格局总体表现出沿海优于内陆、下游优于中上游的分异特征;(4)EES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是EES子系统发展、自然区位、战略与政策、空间邻近效应等因素综合驱动形成的结果。     

实现城市规划和土地市场在土地配置问题上的有机结合

在土地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必须实现城市规划与土地市场的有机结合,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公平的统一。为此,城市规划要实现几个转变。     

山东省建设用地扩展时空动态及驱动力分析

随着我国旺盛用地需求与有限土地供给矛盾的日益尖锐,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展及其驱动力研究成为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文利用ARCGIS9.2提供的空间分析方法,基于扩展速度、扩展强度、分维数相关分析模型,对1990 - 2005年间山东省建设用地扩展的时间特征、形态特征、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揭示了建设用地的扩展规律,探讨了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力.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山东省建设用地扩展迅速,但仍低于同期我国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其中,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最快,农村建设用地与其他建设用地扩展速度基本相当;建设用地扩展强度区域差异明显,但与经济发展水平亦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农村建设用地扩展程度区域差异最大,城镇建设用地最小;各地市间,滨州市扩展强度最高,东营市最低;全省建设用地稳定性指数较低,并总体形态趋于复杂化,稳定性指数呈下降趋势,其中,农村建设用地稳定性指数最高,城镇建设用地最低;期内山东省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因素主要为非农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增加、第二产业增加值等.     

耕地资源流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正确协调“吃饭”与“建设”的关系，处理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选择深圳、东莞、上海、无锡、武汉五个城市作为研究区域。搜集上述城市近20年来耕地资源流失量及人均GDP统计数据。分析耕地面积减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规律。研究结果表明，耕地资源流失量最初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当越过某一个阈值后。就开始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降低。虽然这样的演化规律受政策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有所波动。出现阶段性变化。但基本上仍吻合库兹涅茨曲线的一般特征；耕地资源流失量下降的阈值受城市经济、消费水平的影响，有所差异，上述五城市的阈值在5192元至17751元之间；相应地，二、三产业在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相应所占的份额基本在86％～97％之间变动。     

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制:理论与实证

在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核算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制分析框架,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1990-2006年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呈现增加的趋势,主要分布在人口众多、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②农业面源污染形成的一般机制是:经济发展导致农产品需求结构、农业结构的变动等都会对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环境因子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农业面源污染产生量的差异;对农产品消费数量的增多和对耕地的消耗增大,农业生态系统面临更大的生产集约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农业面源污染;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公众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增多,环保意识也大大提高,为农业面源污染管理政策提供了有效执行土壤,另外,经济增长也为加大环境投资和先进技术的应用提供基础,可能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压力;③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演化、技术进步、环境管理制度等方面是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因素,应是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政策创新的重点。     

政府调控、市场机制与城市发展

深入探究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有利于解决目前中国大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城市病频发,而中小城市发展潜力不足,对人口吸纳能力有限,城市发展规模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从探究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入手,通过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中国属于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尤其是城市科层制的层级结构直接决定了城市规模大小,政府财政分权行为更加剧了城市规模两极分化趋势。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作用方向和效果明显依赖于政府调控水平,且科层制的城市等级结构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影响效果的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对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效应不同。市场机制在东部城市产生涓流效应,而在中西部则发挥着聚集极化作用。市场机制在特大和大城市已产生涓流效应,加之政府"抑大崇小"的城市发展战略使得这种效应愈加明显,中等城市则处于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更替中,小城市则表现为更多的聚集极化效应。为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的城市体系,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政府应指导城市发展方向,为其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市场则应在微观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议根据城市发展和市场经济需要,对现有的行政区划进行适时调整和变动。调整公共资源在特大及大中小城市传统分配政策,实现公共资源由按行政级别配置向按照人口规模配置转变。同时,建立跨区域的相应的协调机制,以市场力量突破行政界限探索城市健康发展。     

泰安市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特征及驱动力研究

研究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特征及其原因。对合理利用耕地资源、控制耕地资源的快速减少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泰安市1997—2004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对该区域耕地资源的动态变化进行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泰安市耕地减少的四大驱动因子：农民人均住房面积、第一产业GDP、非农业人口和公路里程。并针对不同驱动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对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理论思考

我国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已经初步实现,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却基本上没有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呈现逆向运动.其体制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初步建立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改变传统经济体制的反生态性和不可持续性的根本缺陷,必须向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转变.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当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从理论上看,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石;从实践上看,构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不仅是我国国情和发展现实的客观要求,而且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实现由非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变,是非常宏伟的系统工程.     

江汉平原耕地数量变化驱动机制分析--以仙桃市为例

江汉平原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保留一定的耕地数量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研究其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使具有实际意义。文章以仙桃市为例，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AS，运用主成分析分析方法，分析了其1990-2002年耕地的数量变化及其驱动因子，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了仙桃市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北京市丰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

近十年来．北京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建设用地不断向外扩展。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异常明显。丰台区作为北京城市边缘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具有典型性，在分析丰台区12年间土地利用的类型变化、数量变化、程度变化和区域变化特征基础上。对形成这种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从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了剖析，并在统计软件SPSS的支持下对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指数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大。土地利用程度增加；耕地、园地和未利用地净减．而建设用地和林地净增．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驱动力主要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并且这些因素的驱动力指数是逐年增加的。政策的干预作用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