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养老保障需求的影响研究

作为影响养老保障需求重要因素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动,为了揭示养老保障需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间的依赖关系,本文首先运用微分代数方程理论诠释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养老保障需求的作用机理;然后在离散状态下,分别构建人口年龄结构测算模型、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测算模型和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的养老保障需求测算模型;结合陕西省相关数据资料,对城镇和农村养老保障潜在需求、预期需求和期望需求进行现实模拟。研究发现,2009-2050年,陕西省城镇养老保障需求将增长670.15%,年均递增5.11%;农村养老保障需求由2009年的493.85亿元增长至2027年的1 298.63亿元,后下降至2050年的945.35亿元。为了满足陕西省养老保障需求,本文建议当前养老保障基金支出应等于期望需求,养老保障基金积累应等于预期需求,参考潜在需求数据进行未来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规划。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冲击与趋势探讨

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政府针对中国人口现实情况不断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调整,尽管有可能缓解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短缺及"未富先老"等社会问题,但人口政策调整的长期效果却有待验证。为此,本文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和Leslis模型等方法,对"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冲击和波动趋势作出预测,并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对生育率及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展开分析,对2016—2050年的出生率、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作出预测,最终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促进人口结构相对优化,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和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为防止落入人口超低生育率陷阱,适度抑制老龄化快速增长趋势,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必须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完善,短期内,应积极出台配套措施,全面贯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长期内,应逐步过渡到自主生育政策,形成人口自然生长的均衡发展长效机制。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GMM分析

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以及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使得人口因素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极其复杂,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口对能源消费会产生不同影响。文章通过将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3个指标引入扩展的STIRPAT模型,基于我国30个省市区1996-2013年的面板数据,利用GMM法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总抚养比、前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等因素对我国能源消费均具有显著影响,老年抚养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暂时不显著,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其影响会逐步显现;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与能源消费反方向变动;前期能源消费对当期能源消费存在显著正影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与能源消费同方向变动;在所有影响能源消费的因素中,前期能源消费的作用最大,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已超过经济增长,正逐步成为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文章提出应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纳入相关政策视野,适时调整完善人口政策,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不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快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力发展节能技术,逐步提高能源利用率等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背景下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和需求分析

2015年底,我国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势必对我国的人口总量和增长态势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影响我国的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在采用队列元素法预测全面放开二孩后我国总人口及各省(市、自治区)人口的基础上,运用城乡人口比增长法预测未来城镇化水平,本文依据这两种预测结果系统探讨人口政策变动对我国资源消费、环境污染的定量预测和具体影响。假定未来的人均资源环境消耗量保持现状不变,按照预测的未来人口总量和增量,得出人口增长对我国资源环境的需求变动。通过计算新增的资源环境需求量,对比需求总量与我国的资源环境供给能力,进一步分析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大小。研究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我国的粮食、生活用能源、生活用水、城乡建设用地的需求量和生活污染物排放量均逐年递增,但变化速率有所差异。为满足未来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需求,粮食和能源的自给率明显降低,未来将需要更多地依赖进口。全国的供水能力和保障水平急需提高,其中北京、河南、江苏、青海、四川的现状供水能力与未来生活用水需求差距较大。各省建设用地需求差异明显,吉林、湖北、山东、四川、江苏、湖南、新疆、广东、黑龙江、贵州等省市的城市建设用地新增需求量将快速释放,但已有的建设用地储备无法满足预测需求。生活污染物的治理压力加大,环境保护与治理能力应该继续加强。     

人口年龄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通过人力资源和人的各种需求而联系起来.通过推导出含有年龄结构系数M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教育人力资本和干中学经验资本及就业效应共同体现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以山东省140个县域单元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构建空间经济计量模型,研究发现:①增加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和考虑空间效应,可以显著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在现实中应重视年龄结构和空间溢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②所有劳动适龄组均刺激经济增长,但以15-29岁年龄组的影响最显著;③除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性,山东省区域经济增长显现出条件β-收敛;短期看人口增长和储蓄率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④鼓励30-44岁劳动力提高干中学经验效应以促进区域经济运行和缓解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家庭消费升级是我国目前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微观基础。本文利用5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少儿抚养负担对高层次消费的挤出效应远大于老年抚养负担对高层次消费的促进效应;家庭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能够正向调节家庭老年抚养比提升的消费升级效应,同时弱化少儿抚养比提升对消费升级的抑制效应,即在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更好的家庭,老年抚养比的提升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愈发明显,而少儿抚养比的提升对家庭消费升级的挤出效应则不明显;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乡家庭消费升级的作用效果上看,农村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并且老龄化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调整,也将扩大城乡家庭的消费差距;从分地区的研究看,中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到老年抚养比提高带来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而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少儿抚养比提高带来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对此,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扩大消费以及消费升级产生的不同影响,决策部门应在调整产业结构、规划公共资源配置时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通过先进的金融手段和金融产品降低“老龄化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并出台针对家庭消费的“减负”政策,降低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家庭的抚养负担,最终通过破除城乡和地区分割的体制障碍、提升落后地区居民福利水平等手段实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消费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人口与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的分析模型与实证

从消费压力人口视角探讨碳排放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气候变化压力的人文因素,以及人口与消费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学机制.本文通过对STIRPAT模型的扩展,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人口、消费及技术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对我国1980至2007年碳排放情况的统计实证结果表明,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中国国情有较高的解释力.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城市化率、人口规模三个因素对我国碳排放总量的变化影响明显;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口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力已高于人口规模变化的影响力,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等人文因素的变化有可能成为我国碳排放的新的增长点;技术进步因素在此模型中对我国该阶段碳排放的解释力有限,表明我国未来通过技术进步减缓碳排放的潜力巨大.     

生育政策、人口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带来了人口走势在时间维度的变化,而跨区域人口流动则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分布,二者叠加导致的人口时空变化将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更加复杂的冲击,因此,模拟分析生育政策和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该研究将世代交叠模型纳入动态一般均衡的分析范式,构建契合国内现实的理论模型,分别模拟生育政策调整和人口流动在长短期的异质性影响,并结合经验数据对全国和地区经济增长和风险冲击做出初步预测和判断。研究表明：从生育政策调整的时间维度看,高生育率的增长效应更加明显,但也存在一定滞后期;同时,短期内年轻居民负债水平回升明显,加之储蓄稳步增加带动企业负债上升,由此带来的杠杆率上升会造成短期风险冲击。从人口流动的空间维度看,人口流动的产出效应直接且显著,而且不会带来杠杆率巨大波动的风险,因此与生育率调整相比,既节约了等待后代成长的时间成本,又避免了杠杆率大幅上升带来的金融风险,但流入和流出截然相反的作用方向或拉大地区经济差距。进一步,基于全国人口增长数据可以初步判断,生育率的数值更加接近中等生育率情景,因此本次生育政策调整对全国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较弱,且存在较长的滞后...     

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基于生命周期储蓄率模型逆推出居民消费率模型,利用中国199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主要结论如下: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人口性别比系数为正,但稳健性较差,养老保险覆盖率的上升并未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率。因此,政府应继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并在制定长期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将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考虑进来。     

对外开放、人口增长对我国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

环境问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议题。对于我国而言,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外开放和人口增长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利用我国2000年—2008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综合考察了FDI、出口和人口增长对我国SO2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增长、FDI和出口对我国SO2排放均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人口增长对SO2排放的影响最大,FDI次之。尽管我国商品的出口也促使了我国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然而,与人口增长和FDI带来的影响相比,却显得相对较弱。因此,就保护环境、减少SO2排放而言,我国当务之急则应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引导FDI运用统一的环境标准,减少对我国的环境污染,让外资真正在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生态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江苏省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将人口结构因素纳入STIRPAT模型,利用江苏省1982~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对影响碳排放的人口总量、人口城市化、老龄人口比重、家庭规模、人均消费额、碳排放强度等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素中,老龄人口比重弹性最大,其它依次为人均消费额、人口总量、人口城市化水平、碳排放强度。在考虑人口结构情况下,碳排放的人口规模弹性小于1,缺乏弹性,说明人口总量对江苏碳排放的影响开始放缓;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逐渐显现,特别是老龄人口比重已经超过人口规模,成为促进碳排放的第一驱动因素;人口城市化进程和人均消费额直接加剧了碳排放,以碳排放强度表示技术进步对抑制碳排放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显著。针对分析结果,探讨了江苏省未来低碳发展的应对之策     

中国行业隐含能源消费及其强度的变动与影响因素

与传统生产侧的能源消费和能源强度不同,使用2012、2015和2017年可比价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从需求侧对我国各行业的隐含能源消费和隐含能源强度进行了测算。基于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编制了行业间能源消费、增加值和能源强度转入转出平衡表。最后分别使用加法SDA和乘法SDA将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的变动分解为能源效率效应、增加值率效应、生产结构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并使用归因分析将全国层面的各个分解效应归因至行业层面。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传统高耗能行业的隐含能源消费并不高,而建筑业是隐含能源消费最高的行业,这是由于采掘业、制造业和能源工业超过30%的传统能源消耗都是因满足建筑业的最终需求导致的。第二,传统能源强度较高行业的隐含能源强度往往也比较高,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说明这些行业无论生产侧还是需求侧均带来了以过度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第三,2012—2017年各行业能源效率变动和生产结构变动促进了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下降,而增加值率变动和最终需求变动大幅增加了能源消费总量,其中建筑业和其他服务业对能源消费总量上升的贡献最大。第四,2012—2017年除了增加值率效应外,其余三个效应均总体上降低了我国的能源强度,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导致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行业。因此,促进能源节约高效利用的各项政策应从仅关注生产侧高耗能行业的生产导向模式向同时考虑生产侧和需求侧的多行业综合治理模式转变。     

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中国1996-2009年的碳排放进行分解,定量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据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预测,估算了2020年之前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减排的贡献。基本情况是,1996-2009年中国碳排放增长464 678万t,其中,经济总量效应531 337万t,产业结构效应49 887万t,能源消费强度效应-223 940万t,能源消费结构效应107 395万t,诸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114.3%,10.7%,-48.2%和23.1%。产业结构变动驱动了碳排放增长,尽管它不是最主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耗能产业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所对应的CO2排放量增加或减少2.2-2.9亿t。依据对高耗能产业结构变动值的预测,到2020年,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约为-5亿t,占期间碳排放增量的-15%。这表明,与此前产业结构变动导致碳排放量增加情形相反,未来产业结构变动将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以及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影响能源消耗及其效率的主要因素。通过理论研究,我们认为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以及能源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来看,经济结构与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的短期内,技术进步是提升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源价格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长期而稳定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综合利用1990-2006年省际、四大区域、13个主要工业省区面板数据,以及工业行业数据,实证估计这些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几个估计结果综合显示,这三大因素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意味着当前节能减排的政策重点必须立足于长期,谨慎采用单纯的节能降耗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短期策略,重点采用基于激励机制的治理策略,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耗能技术结构,引导节能环保型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人口变动对干旱区生态环境影响的定量评估模型的应用--以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为例

本文在简单回顾与述评有关定量研究人口在生态环境中作用程度所采用的方法的基础上，认为无论是通常采用的统计学模型或是其他固定函数模型等，都有较大的弊端。而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来研究这类问题，具有较好的优势与可行性。为此，本文以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为例，建立了该流域人口变动与生态环境退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在对模型进行有效性检验的基础上，演示了该流域近20年来源流段、上中游段和下游段各种不同人口变动条件下下游出现的各种生态环境后果，并与实际的生态环境现状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     

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9市10个乡镇16个行政村483名农户的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模型分析法,深入分析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宅基地有偿退出意愿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促进作用,且随着农户分化程度深化,其影响效果逐步加强;(2)城镇住房居住效应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财富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总效应为正向促进作用;(3)城镇住房对不同分化程度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纯农型农户向非农型农户转型过程中,城镇住房促进作用逐步加强,但在部分特征样本群中其影响效果存在"瓶颈期".鉴于此,为促进农户参与宅基地有偿退出,应继续推进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同时将住房保障政策与宅基地退出制度安排长期有效匹配,在通过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为农户家庭提供非农经济基础与社会保障条件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和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产业结构调整、减少能源消费、提高能源效率的过程中,技术创新是关键因素。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创新要素,建立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分析框架。通过假设建立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影响的计量模型,运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票表明。专利授权量增加能够节约能源消费,第一产业、建筑业、批发与零售业等能源消耗较少产业的产值比重增加能够减少能源消费。研究结论认为,基于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脱钩的重要途径。     

能源价格变动对中国节能降耗的影响效应

在分析我国能源比价扭曲对能耗强度影响效应的基础上,建立了Bayesian时变动态回归模型,测算了能源价格变动对能耗的影响效果及变动趋势。主要结论为:①能源比价关系的调整比单种能源价格的国际接轨更为重要。相比国际市场的能源比价结构,中国能源商品价格结构的扭曲度提高了中国的能耗强度,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增长。②能源价格的变动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在电力、煤炭、石油三种能源中,电力价格的变动对能耗强度的影响最大。电力价格变化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边际效应在逐年下降,但节能的效果仍很显著。煤电价格联动制约及"从量计征"的资源税偏低使得煤炭价格的上涨反而加大了能耗强度,且1996年以来煤炭价格的提高对单位GDP能耗上升的影响效应还在不断加强,原油价格的提高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作用,但相对煤炭及电力价格来说,石油价格的影响效应最小。2002年以前石油价格的上升对能耗的上升起助推作用,2003年后石油价格的上升对能耗的上升起降低作用且强度逐年加大。     

人口与经济发展对植被的影响研究

植被是陆地表面主要的覆盖物,也是许多地球系统过程的重要变量。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在区域尺度上是显著的。以重庆市为例,使用滑动平均和SG滤波对SPOT/VGT NDVI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结合GDP和人口栅格化数据,从时间序列和空间相关场两个方面分析了植被与人类活动因子之间的时空相关性。结果表明,从1998到2005年,植被的分布和生长状况并没有随GDP和人口的持续增加而增加。在时间序列上,植被覆盖与GDP和人口之间总体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空间上,这种相关关系表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空间相关场表明：较强的负相关主要发生在相对发达的主城区周围,反映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使得植被面积和生产力降低;然而在偏远的山区,由于经济落后同时植被覆盖较少,出现了正相关。     

贵州省人口对耕地、粮食的压力分析

本文先进行国内横向比较,即比较贵州省与其它省份的人口对耕地、粮食的压力。我们规定: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个标准压力,用全国人均耕地面积除以各省的人均耕地面积,商值即为各省的人口对耕地的压力。据统计,1988年我国各省人口对耕地的压力,由大到小顺次排列是:上海3.37、北京2.27、浙江2.11、广东2.05、福建2.02、天津1.70、湖南1.54、贵州1.47、四川1.46、广西1.39、江西1.34、湖北1.29、海南1.27、江苏1.23、云南1.12、安徽1.07、山东1.02、河南1.01、辽宁0.96、西藏0.83、陕西0.77、河北0.77、青海0.67、山西0.65、甘肃0.54、吉林0.52、宁夏0.49、新疆0.40、内蒙古0.38、黑龙江0.34。在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