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健康视角的耕地休耕空间配置研究——以贵州省松桃县为例

耕地休耕制度是落实“藏粮于地”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立足于探索耕地休耕空间配置的内涵和技术方法,以此解决因休耕地错配而导致休耕的效率和效益受损问题。以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国家第一批休耕试点的贵州省松桃县为例,采用基于休耕目标的耕地健康综合评价法诊断识别休耕地,并按照休耕要求优选休耕地。结果表明：(1)广义上的耕地休耕空间配置的内涵本质,就是将休耕规模、休耕区域、休耕时序和休耕技术模式进行优化组合,实现对休耕地的“定量、定位、定序、定术”宏观调控。(2)休耕区域空间布局的重要基础是基于耕地健康综合评价的休耕地诊断识别,耕地健康程度由耕地质量目标和耕地产能目标共同决定;休耕区域空间布局的核心内容是空间约束,以集中连片作为主要约束条件。(3)松桃县耕地健康程度一般,休耕潜力较大且旱地明显比水田休耕潜力大,适度休耕为主、优先休耕为辅。(4)水田休耕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部、西部和南部乡镇,旱地休耕区域全县皆有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乡镇。     

农地非农化中不同利益主体博弈行为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加剧扩张和建设用地需求的不断增长而带来的农地非农化在近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已经严重影响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因此,从决策主体行为出发,研究农地非农化问题,对于我国城市化的正常推进以及农地的有效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应该加大给予地方政府和农民进行耕地保护的奖励以及提高违规的惩罚力度,抑制农地非农化的速度,遏制违法占用,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减少耕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缩小城乡土地价格差异,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逐步建立公正的补偿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3)地方政府应进行土地利用制度和模式的创新,注重力拓土地后备资源,盘活存量资源,减少建设占用农地,不仅能有效地解决经济建设和耕地保护的两难困境,而且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合理利用.     

论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建国以后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变迁过程，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现行农地制度的某些缺陷又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效率性、功能性、市场性制约。为此，我们应当立足于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构建农地财产权新框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培育起以农地承包权流转为主体的市场运行机制，有效地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区域农地利用变化强度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以原锡山市为例

在提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农地利用变化强度及其测算方法的基础上，以无锡原锡山市为例。进行了农地利用变化强度的实际测算。并在对原锡山市农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该区域农地利用变化强度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特别引入了邻近城市(上海)辐射、耕地保护政策变化两项指标。运用主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在理论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农地利用变化强度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城市(上海)辐射、人口、耕地保护政策变化、农业集约化，以及城市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以前3项因素的作用为重。研究还表明，农地利用变化强度标准的引入是可行和有实际意义的。最后总结了区域农地利用变化的特点，并从土地资源保护、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决策等方面，就区域农业土地可持续利用管理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我国耕地资源流失原因的深层剖析与政策建议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且农业人口占70%的国家,保护和利用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替代的耕地资源意义十分重大。本文分析了我国耕地资源保护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分别从农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管理体制、农村土地市场等方面揭示了耕地大量占用的深层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与政策建议。     

基于数量视角的耕地保护政策绩效评价

耕地保护政策的绩效评价是我国粮食安全及土地调控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数量保护的视角,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评价了我国2000-2007年的耕地保护政策绩效,测度对象主要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执法监管政策。研究结果显示,耕地保护政策在数量保护上具有总体效率高(2002年除外)、规模效率递增或保持、纯技术效率高的表征,但是,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与总体效率不能很好拟合且三项效率的综合具有分层性,只有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达到了最佳产出。进而得出结论:2000-2007年,耕地保护政策取得了耕地总量平衡、耕地基本数量维持、建设占用耕地趋缓、耕地违法减少的显著效果,然而,耕地保护政策绩效的年度差异、政策时滞及体制等影响因素的复杂、投入和产出的部分饱和亦表明绩效的不充分。为促进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绩效的提升,提出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用、建立耕地保护责任制度等建议,并对进一步研究作了展望。     

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分析

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经济效应的影响,为农户权益保障提供参考。采用二值选择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农户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利用Match模型评估农地流转行为给农户家庭带来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比重、受教育程度、人均耕地、农田生态环境等资源禀赋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地规模经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能够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3)农地转入或转出对农户家庭经济效益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农户根据家庭实际选择恰当的农地流转方式才能有效提升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建议着力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借助市场力量实现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切实尊重农户意愿及保障农户权益。     

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的影响

完善农地产权制度是减少农户耕地抛荒的有力举措,然而相关的实证研究目前依然相对匮乏。文章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2017年和2019年两期面板数据,以新一轮农地确权为例,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有助于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已完成新一轮农地确权农户的耕地抛荒概率要比未完成确权农户低3%左右。(2)农地产权稳定性主要通过促进农地转出和增加长期投资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施加影响。农地转出使得耕地得到重新利用,减少不必要的闲置,而长期投资将增加土壤肥力,减少边际耕地的抛荒。(3)在考虑新一轮农地确权前的农地产权稳定性之后,新一轮农地确权主要对先前没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产权证书的农户有积极影响,而对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产权证书的农户甚至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4)为精准识别新一轮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既需要区分农地确权时间,也需要考虑以往农地产权稳定性。如果不区分农地确权时间,新一轮农地确权的作用就可能会被高估;如果不考虑过往农地产权的稳定性,新一轮农地确权的作用也就可能会被低估。基于以上结论...     

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阶段性特征研究——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检验

利用Eviews 6.0软件,基于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自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具体表现为:(1)互为因果(1952～1978年),这一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耕地的产出在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2)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1978～1992年),此阶段耕地资源投入量顺应了经济增长的要求,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3)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1992～2008年),耕地资源作为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的低质量增长,由此产生了重复建设、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因此,关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均衡关系,发现其中的规律,掌握其中的因果变化趋势,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是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发展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探讨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构建了影响效用实证模型,以鄂西16个贫困县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发生的具体原因,并针对各县市实际发展情况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贫困山区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科学参考。结果表明:(1)耕地利用转型从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两方面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其中功能形态包含作物生产、生活保障、生态保护三种形态,空间形态包含景观格局和数量分布两种形态;(2)耕地利用转型在一定时期内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长期来看,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3)实证发现,房县、长阳县、建始县、来凤县等4县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促进效用而空间形态转型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郧县和咸丰县则是空间形态转型存在促进效用而功能形态转型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4)郧西县、竹山县、丹江口市、秭归县、恩施市和巴东县等6县市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均存在促进效用,竹溪县、利川市、宣恩县和鹤峰县等4县则均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验证了机理分析的正确性。论文还从利用地租地价杠杆和土地工程技术、完善耕地政策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与管理的政策建议。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发展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探讨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构建了影响效用实证模型,以鄂西16个贫困县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发生的具体原因,并针对各县市实际发展情况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贫困山区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科学参考。结果表明:(1)耕地利用转型从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两方面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其中功能形态包含作物生产、生活保障、生态保护三种形态,空间形态包含景观格局和数量分布两种形态;(2)耕地利用转型在一定时期内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长期来看,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3)实证发现,房县、长阳县、建始县、来凤县等4县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促进效用而空间形态转型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郧县和咸丰县则是空间形态转型存在促进效用而功能形态转型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4)郧西县、竹山县、丹江口市、秭归县、恩施市和巴东县等6县市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均存在促进效用,竹溪县、利川市、宣恩县和鹤峰县等4县则均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验证了机理分析的正确性。论文还从利用地租地价杠杆和土地工程技术、完善耕地政策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与管理的政策建议。     

耕地细碎化对农地整治中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

权属调整是农地整治项目的一项重要环节,是农地整治治理细碎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试图改变农户承包地零散的现状,可使农户分散的承包地集中于一处,便于经营管理。利用湖北省江夏区等区县农地整治项目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耕地细碎化对农地整治中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块数量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承包地面积、农户对权属调整后果的担心程度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农地整治中,应充分重视耕地数量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促进作用,通过与其他农户置换土地,进而归并平整,减少地块数量,同时达到增加地块面积和减小地块间的距离的效果,最终减轻耕地细碎化程度;并高度重视农地整治权属调整政策的宣传以及权属调整方案的制定,广泛征求农户意见,打消农户对权属调整的顾虑。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偏好研究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需要统筹区域发展多元目标以增强对区域发展的指导力和约束性,因此全面了解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政策目标偏好,能为优化规划技术方法和改革规划管理体制提供政策参考。鉴于此,本文在分析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多元目标及其关系的基础上,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进行词频挖掘构建目标偏好测量维度及体系,进而对两轮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文本进行目标偏好的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多目标规划,通过内容分析法可以构建由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目标构成的目标偏好测量体系;(2)从目标偏好排序来看,三大目标中社会目标始终是两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首要偏好目标,生态目标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次要偏好目标,经济目标排在最后;同时相比上轮规划,本轮规划耕地保护子目标次序提前,土地整治子目标次序推后;(3)从目标偏好程度来看,社会目标的首位偏好程度有所下降,但其中耕地保护子目标的首位偏好度明显上升;生态目标和经济目标的首位偏好程度基本不变,总体而言本轮规划三大目标偏好程度的差异缩小。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始终坚持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社会目标偏好,符合其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主导的部门规划的定位;虽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目标的偏好程度差异缩小,但其若要在空间规划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通过优化规划技术和改革规划管理体制进一步均衡经济、社会、生态目标,以承担起统领全区域空间发展的要求。     

制度变迁框架下的耕地生态环境变化研究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考察耕地生态环境．通过设计关于农业发展和耕地生态环境的相关指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我国建国以来历次制度变迁对农民行为和耕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认为土地制度和其他制度决定农民对“用地”和“养地”行为的选择。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制度安排对我国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变化呈现出不同效应,地权的稳定性和其他制度会影响农民的用地行为．从而影响耕地生态环境。所以．保护耕地既要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量。又要设计适宜的农地产权制度和其他制度以促进农民主动养护耕地。     

基于TPB框架的农户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农地流转作为在农村广泛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模式,在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行为意愿是行为响应的前提,研究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认知维度分析农户的农地转出认知对其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武汉、鄂州两市农地转出典型地区的287个调查样本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证实:(1)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形成过程遵循"认知→意愿"这一路径形式,其中,行为态度是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观规范是重要影响因素,知觉行为控制是有效影响因素;(2)农地转出所能带来的好处中农户最看重流转的租金收益;(3)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最大外在压力来自亲朋邻里的农地转出行动,当亲朋邻里转出农地时,农户会产生"跟风效仿"心理;(4)相比于家人与亲朋邻里,农户对村委会的农地转出主张缺乏信任;农地转出所需支付的时间成本与可能存在的流转纠纷是农户关注的重点问题;(5)由于农地转出普遍存在村集体统一代理,降低了农户对流转政策和渠道的掌握程度以及自主决策能力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调研实际,得出要制定体现农地价值的流转租金标准,加强对村委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土地流转代理过程监管,建立并完善流转纠纷处理机制,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化运作等政策启示。     

土地税费政策的耕地保护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以湖北省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为例

土地税费政策是解决因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农地城市流转失序的重要工具。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是土地税费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从耕地保护管理主体——地方政府视角出发,通过调动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促进耕地资源保护。以新增费为例,初步尝试将新增费缴纳、新增费分配过程有机结合,视为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据此考察以新增费为代表的土地税费政策的耕地保护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采用湖北省县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和引入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①以新增费为载体的县际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有助于实现耕地保护外部性内部化,进而调动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促进耕地资源保护,然而其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②通过进一步深入挖掘发现,新增费分配效果不显著是导致以新增费为代表的土地税费政策绩效不高的根本原因。③结合湖北省四大分区可知,新增费分配不科学、不合理是制约分配制度有效发挥的深层次原因。结果显示新增费分配倾向于经济相对发达的鄂东沿江平原区和受政策支持的鄂西山地,而作为湖北省粮棉油生产基地的鄂中平原区和鄂北岗地的新增费分配明显不足。     

土地要素部门间流动对农业环境的影响

本文运用时间系列的省级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分析了土地要素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流动对我国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分析表明:近几十年来土地要索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的流动可从三个方面影响农业环境:首先,在粮食自给率不变的条件下,耕地数量的减少使得农地利用强度加大,而过离的农业外部投入成为一大污染源;其次,非农地向农地的转化降低耕地的总体质量,并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下降;再次,土地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这种双向流动,即农转非和非转农促使我国粮食生产重心转向生态脆弱地区,可能导致环境隐患.据此,文章认为:单纯平衡耕地数量的政策将会给环境可持续性带来不确定性.未来的土地利用和政策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土地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的价格要能够反映农业的多功能性和正外部性.     

基于区域发展视角的耕地保护政策失灵及对策选择

不平衡的梯度发展战略,使得东部地区优先获得扩大农地非农化的权利而率先发展.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西部地区却遭遇到了国家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管制,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矛盾加剧,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失灵.首先从东中西部区域不公平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失灵的原因,然后通过构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主体之间的竞争博弈关系进行理论上的论证.研究表明,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耕地资源非农化指标的不公平配置,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扭曲;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对耕地资源非农化利用的竞争是耕地保护政策失灵的根源.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给出的对策选择是创新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经济制度供给.调整国家公共政策,构建耕地保护区际补偿机制.     

新一轮农地确权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基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南、江西、江苏三省的农户调研数据,采用Ⅳ-mvtobit等方法,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对承包地而言,确权会促使化肥施用减少、配方肥施用增加;促使有机肥施用增加,对秸秆还田影响不显著;确权会促使风险偏好型农户在承包地上增施有机肥,对损失规避型农户没有显著影响。(2)对转入地而言,确权仅促使化肥施用减少,对其他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抵押品效应"是存在的,确权通过放松土地经营权信贷配给的机制,提升了农户对抵押物的投资行为(在转入地上增施有机肥);但是,"控制权偏好"并不存在,因为确权并未改变转入地的租金及交易费用。(3)从技术组合视角看,化肥施用-配方肥施用行为之间呈现显著的替代关系,有机肥施用-秸秆还田行为之间相互独立。确权政策可有效促使化肥减少、进而间接促使配方肥施用的增加,这意味着相关研究不能忽视农地确权通过化肥减量而促使配方肥施用增加的间接效应。(4)从政策组合视角看,补贴、提供测土配方信息卡与秸秆禁烧等政策对相应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实证分析时需要控制这类关联政策。虽然,该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对承包地存在积极影响,但对转入地而言的积极贡献非常有限,这或者能解决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中的极小部分问题。未来,可以尝试建立"生态农场"认证制度,以释放土地确权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正外部性,它将为耕地质量保护提供政策抓手,促进家庭农场实现升级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