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

基于传导机制,该文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交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使用联立方程和情景模拟的估计方法,分析了该传导机制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直接传导机制以及收入和政策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工业污染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污染减少:此外,工业外资在中国区位选择时的确将污染排放量视为重要的要素禀赋,这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相符,但现实中,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往往高于内资工业企业,较高的新技术研发水平与较低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对应的,这意味着外资企业"污染密集型逆转"现象是存在的.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长期以来,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深入是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重要动因,而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是有效控制污染排放,进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必然选择。基于2000—2017年我国29个省级行政单元工业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SFA模型测度了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深入探究环境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2000—2017年我国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呈逐年上升态势,全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平均值从2000年的0.165提高到2017年的0.309,但总体水平仍较低,并呈现出自西向东不断增强的空间格局。②在工业污染治理过程中,财力投入和物力投入的增加有利于改善工业污染治理效率,而人力投入增加的效果不明显。③全局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具体体现为东部地区高-高集聚及西部地区低-低集聚,且存在较为稳定的路径依赖特征。④环境规制对本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改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其他周边地区也同样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这体现出污染治理的策略互动性和协同性。据此,从优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结构、建立要素市场流动机制以及强化国有企业环境责任意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推动地区联合治理污染提供政策依据。     

中国区域污染与经济增长实证: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

考虑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双向作用机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8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6类区域污染物指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验证,探讨区域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仅工业粉尘、工业SO2与GDP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工业废水、工业固废与GDP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与GDP存在负的线性关系,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区域污染问题就会得到全面解决。②人口规模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政府环保管制未能有效控制区域污染排放;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排放影响有正有负;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③工业烟尘、工业SO2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反作用。现阶段,我国区域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反馈机制较弱,给我们敲醒了环保警钟。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路子是我国今后的必然选择。     

基于环境约束的工业行业结构优化研究

工业系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但中国工业的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约束,工业系统内部的行业结构和各行业污染水平是影响工业污染的主要原因。本文选取陕西省进行实证研究,在对陕西省工业经济发展现状及污染物排放趋势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工业废气等8种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标,运用综合评价法,对陕西省2001-2006年34个工业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进行综合评价,得到不同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综合评价指数;然后,采用K-means聚类算法针对"工业行业对GDP贡献率"和"工业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综合评价指数"两属性进行聚类分析,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环境负荷因素,将工业行业划分为高经济贡献率高环境负荷、高经济贡献率低环境负荷、低经济贡献率低环境负荷、低经济贡献率高环境负荷4个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点发展、优化发展、引导发展、限制发展四种不同的结构优化策略,从而为工业行业结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公众参与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2006—2017年间公众环保来信、环保来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四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方式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并通过引入环境规制作为中介变量,检验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对污染物排放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以环保来信和来访表征的公众环保参与对污染物排放没有显著影响,而以人大代表建议及政协委员提案衡量的公众环保参与则对污染物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环保信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可以通过环境规制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污染减排产生正向影响。另外,尽管公众环保信访无法直接影响污染物排放,但可以通过影响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间接对污染物减排产生积极效应。研究认为,促进污染减排,政府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众环保参与体系,畅通公众环保参与渠道,更加积极主动回应公众环保诉求,充分发挥公众合理环保诉求对污染减排的作用,为环境规制与环保执法提供借鉴依据。此外,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大、政协在推进地方环境立法和监督中的有效作用,使有关环保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不仅可以体现公众的环保意见和诉求,推动环保立法,还可以直接为有关部门提供环境规制或执法借鉴。     

“双控”目标下产业智能化的节能降碳减排效应

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产业智能化是“双控”目标下实现节能降碳减排的重要路径。运用2011—2021年275个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产业智能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影响及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产业智能化应用产生规模扩张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三种效应的相互作用将决定产业智能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该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运用工具变量、GMM动态面板、外生冲击检验和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确保基准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1)产业智能化不仅能够减少能源消费和工业污染排放总量,而且可以降低能源消费、碳排放和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实现节能降碳减排。(2)经验证据显示,产业智能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和工业污染排放的总量影响小于对其强度的影响。产业智能化主要作用于“能耗双控”,对“工业污染排放双控”作用较小,但未能实现“碳排放双控”。(3)机制检验得出,目前产业智能化所推动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是产业智能化未能实现“碳排放双控”的根本原因,采用智能化技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由“能耗双控”向“排放双控”转型的重要条件。...     

宏观经济动态性视角下的环境政策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空气污染已成为当前政府和公众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选择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为此,本文通过引入空气污染排放变量和环境政策变量对经典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行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两个视角并结合数值求解法对限额排放、强度目标制以及污染排放税等三种环境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长视角下,污染排放税政策优于限额排放和强度目标制政策;在减少经济波动视角下,限额排放政策应是优先选取的政策机制。与此同时,环境政策的选择还受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来源的影响,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技术创新时,限额排放政策为优选政策;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政府消费支出或货币政策调控时,三种环境政策间无明显差异。政府应致力于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植入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中,考虑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即环境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做到环境政策决策基于宏观经济,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目标和现状恰当的选择环境政策工具,以优化环境政策实施效果。     

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

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被认为是减少污染排放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经济政策之一。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将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通过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达到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的分析

地区差异化环境税政策为污染企业通过跨区转移回避环境成本提供了空间,由此带来了污染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显然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增加了环境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难度。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强度也会影响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应,忽略政府环境监管因素,有可能对污染减排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作出不恰当的推断。文章构建政府环境监管、环境税与地区绿色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5—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政府环境监管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了环境税对邻地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税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均呈现倒“U”型特征,且政府环境监管通过提升环境税的创新补偿效应、降低政府官员的环境规制俘获概率,进一步增强了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税绿色创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明显,本地环境税绿色创新的非线性特征及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适用于东部地区。而邻地效应中,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在中部地区显著,而且显著增强了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果;人力资本跨区流动与污染产业跨区转移是造成环境税“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空间特征的重要因素。环境税高税率地...     

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与中国工业减排——基于环境效应分解模型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污染排放量仍在持续增加,环境质量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但由于环境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污染排放的增长幅度已出现明显减缓的势头.为了定量评价这两种作用的影响,本文引入环境效应分解模型,对1998-2008年中国工业S02减排的动态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98-2008年中国工业减排的环境净效应中,环境技术效应贡献了环境净效应的-97.76%,而结构调整效应对环境的改善并不大,仅为-6.33%.从各年度环境净效应的分解结果看,环境技术进步效应在各年度仍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年均占到-90.03%.但值得肯定的是,从2005年开始的"十一五"时期,结构效应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2008年,结构效应更是贡献了-15.98个百分点.本文认为,由于企业边际排污成本可能在增加,技术效应总是有限的,尽管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相对比较缓慢,但在当前两型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加注重结构效应的改善.     

中国城市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灰色关联、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时空关联影响、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具有显著为负的时空关联性,其时序关联强度均值为负,呈"W"型波动变化,且空间关联强度负值城市占比较高.(2)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邻近城市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未发挥促降本地PM2.5污染的积极作用.(3)环境规制促降PM2.5污染的重要中介变量分别是工业生态效率和技术水平,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工业生态效率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达55.69％,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为4.85％.(4)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其并不能有效降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PM2.5污染,而对西部城市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R&D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规制对RD投入影响显著,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和工业废气排放密度表示的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有助于促进企业增加RD投入;同时,RD投入呈现明显的区域效应。     

技术异质下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身体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提高大气污染排放效率,深入挖掘大气污染减排潜力是改善中国大气环境质量,减少和消除雾霾天气发生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生态效率理论,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因素与技术异质性特征,在共同前沿方法框架下科学测算2006—2014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大气污染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分析效率的区域差异,利用"技术差距比(TGR)"这一指标衡量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大气污染排放技术的差距,并从"技术"与"管理"两个维度进一步将各省份大气污染排放无效率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TGI)"与"管理无效率(GMI)",以此定位各省份大气污染防治的薄弱环节,进而构建策略矩阵,将全国各省份归入四个不同排放效率特征的方阵,并给出相应的优化路径与措施;深入揭示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大气污染排放强度效率"这一全新概念并考察其演化趋势;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检验影响我国省际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外部环境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年均仅为0.493,污染减排潜力巨大;2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地区差异显著,无论是大气污染排放效率还是排放技术水平,东部地区都是明显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3中国大气污染的实际排放强度明显高于潜在排放强度,这表明大气污染排放强度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4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创新对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提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煤炭消费比重上升与人口密度过大则对其有显著抑制作用;5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与"污染避难所"假说。     

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

利用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效应分解分别计算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①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途径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影响,但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具有异质性。②财政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5.429和-17.572。提高财政收入分权度不仅有利于减轻本省份环境污染,也对邻近省份的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程度分别为-3.345和1.173。提高财政支出分权虽然有利于减少本省份污染的排放,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省际的污染外溢效应,提高邻近省份的污染程度。③从总效应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相关性,影响程度分别为-23.001和-2.172。提高财政分权可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有利于环境质量提升。④通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模型估计是稳健可靠的。根据分析结论,可能的启示与建议有:①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在提高财政支出分权度的同时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权度,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完善绿色经济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污染治理和环境改善的支出水平及效率。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矿产资源配置有关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全面深化改革对矿产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多年来,我国矿产资源配置制度不断规范和完善,市场化配置程度和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调控和监管作用逐步加强。但按照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矿产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理顺。笔者就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监管作用提出了有关对策建议。     

新《环保法》与企业绿色创新:“倒逼”抑或“挤出”?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环保法》的调整旨在加强环境规制水平,但其是否能够发挥“波特效应”存在争议。为检验新《环保法》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有效性,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DID)和手工搜集的绿色专利数据,实证考察新法实施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环保法》能够发挥“波特效应”,即“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其内在机理是:新《环保法》一方面通过引入可供公众监督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隐瞒环境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提高污染成本,进而“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处罚力度直接增强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成本,从而“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利润空间较小的低集中度市场、环境监管力度较轻的中西部地区和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的样本中,新《环保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倒逼”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细化和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从而加强公众监督的可行性。同时,有必要加强《环保法》执法水平,并在监管和执法中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措施,将有限的执法资源向国有企业、低集中度市场、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倾斜,从而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同时降低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本文研究结论不仅证实了新《环保法》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有效性,为“波特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更为发展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的绿色创新体系提供参考。     

新《环保法》与企业绿色创新:“倒逼”抑或“挤出”?

新《环保法》的调整旨在加强环境规制水平,但其是否能够发挥"波特效应"存在争议。为检验新《环保法》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有效性,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DID)和手工搜集的绿色专利数据,实证考察新法实施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环保法》能够发挥"波特效应",即"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其内在机理是:新《环保法》一方面通过引入可供公众监督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隐瞒环境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提高污染成本,进而"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处罚力度直接增强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成本,从而"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利润空间较小的低集中度市场、环境监管力度较轻的中西部地区和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的样本中,新《环保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倒逼"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细化和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从而加强公众监督的可行性。同时,有必要加强《环保法》执法水平,并在监管和执法中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措施,将有限的执法资源向国有企业、低集中度市场、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倾斜,从而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同时降低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本文研究结论不仅证实了新《环保法》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有效性,为"波特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更为发展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的绿色创新体系提供参考。     

财政分权如何影响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需要政府运用“有形之手”矫正市场失灵。在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文章发现：(1)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在借助系统GMM、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地方政府投资偏好效应、重污染产业与外资技术选择的路径依赖效应是财政分权抑制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这种抑制作用在东部沿海地区、老工业基地以及中心城市表现更为明显。(2)在中央政府日益重视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显著缓解了财政分权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相比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弱波特假说”理论。(3)从地方政府互动的角度发现：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经济赶超压力强化了财政分权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党的十八大以后,经济效率赶超与绿色效率赶超有效缓解了这种抑制作用。另一方面,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绿色创新存在显著且稳健的空间负溢出效应,即财政分权不利于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文章提出未...     

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污染天堂效应检验

本文将作为区域特征的环境规制和作为产业特征的污染排放密度加入到区域特征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模型中,来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检验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结果表明,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对污染产业的区位选择产生了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中西部地区进行了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