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再就业问题探讨

基于对河北省石家庄市城镇化改造后状况的调研,剖析了城镇化后劳动力就业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提高新型城镇化后再就业指数,政府必须搭建政策平台,社区要不断创新组织形式,社区居民应充分利用好"第一桶"金,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活质量改善有可持续性。此文旨在对城镇化后得失进行反思,作为新型城镇化借鉴参考。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治理策略面临着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并重的转型困境。在这一转型背景下,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每一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激励或制约。本文通过对官员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分析,环境治理合作的群集型网络和松散型网络的探讨,以及对邻避抗争与公民参与的分析,提出地方政府自身环境治理行为的选择受到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彼此权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结果的制约;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地方政府与民众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情况和协商缓解机制建立与否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需要在构建与地方官员治理动机相兼容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间高度集群型协作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以及民众对地方环保政策的参与机制和邻避冲突的缓解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中国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特点是以提升城镇化质量为主导,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心,与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应该把握合理的节奏和尺度,剥离附着在户籍身份上的各类权益和待遇,以市场化方式主导,有序渐进实施。     

三峡库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测度

三峡库区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特殊的地理单元,其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发展是否匹配,直接影响着库区的长治久安。选取库区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社会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测度体系,采用相关性模型对之进行检测,并通过静态协调度模型对15 a间两者的协调度定量分析。测度结果表明:(1)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2)在时间上,库区社会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测度体系协调度呈协调到失调的发展态势;(3)在空间上,库区不同区县差异明显,需结合具体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生活用水研究

目前,我国有关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系统研究相当缺乏。对地处上海市浦东快速城市化区域的8个村庄进行随机入户调查。在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系统研究当地农民的生活用水行为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被访农民普遍认为自来水价格过高。家庭收入水平是决定被访农民对水价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2）自来水价格主要对农户的洗衣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认为自来水价格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用井水洗衣。（3）影响农户自来水用水量的显著变量包括：农户家庭常住人口、自来水价格、洗衣水源和洗澡方式。（4）被访农民普遍具有节水意识,但大都局限于“节约使用自来水,减少自来水水费”这个层面。提高农民的水污染控制和水资源保护意识,正确引导其井水抽取和生活污水排放行为,促进农村污水收集和治理项目的普及和正常运行,以及完善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是现阶段当地保障农村生活用水安全的工作重点     

制度模糊性下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

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冲突频发并呈现出迅速累积和扩散的趋势。制度模糊性为政府和强势集团对城镇化利益进行策略性分配提供了行为空间,成为城镇化利益分配冲突的制度根源。在城镇化进程中,作为主导力量的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获利机会进行城镇化运动的动机,成为积极谋取城镇化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由于委托代理机制的失灵,中央政府对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利益诉求都会落空。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资本投资者等利益主体有着采取策略性行为的动机和能力。由于他们在城镇化运动中存在着狭隘的共容利益,他们更容易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形成非正式的利益联盟,来谋取城镇化收益而转嫁成本。因此,社会冲突的有效治理需要加速制度变迁以促进制度系统与城镇化的有效调适,明晰制度规则以压缩强势集团策略性分配城镇化利益的行为空间,减少地方政府对城镇化的过度干预以促进城乡社会的自然融合,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实现社会冲突的动态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建设用地消耗的趋势初探

为辅助决策部门更加科学地制定土地政策,本文研究了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的消耗趋势。首先,采用逻辑斯蒂曲线的回归方法预测城镇化率与城镇人口的规模演化趋势;其次,采用库兹涅茨曲线拟合了人均建设用地与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到中国建设用地消耗水平先增后减的总体趋势,并据此提出,我国应对建设用地指标增量分配的传统思路进行适当调整,预留未来城镇建设用地精明收缩的弹性空间。依据趋势推演结果,研究认为应从三方面关注建设用地的消耗问题:一是结合实际需求,采取差别化的土地增量供给策略;其次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梳理,提升既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效率;最后还需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积极应对远期用地需求减少的可能情景,创立建设用地减量的规划途径。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和约束日益突出,我国很多规划建设指标的目标值仍然盲目借用发达国家水平,未充分考虑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因素之间的反馈作用。本文通过构建城镇化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城镇化过程中资源、环境、经济、人口的动态反馈机制,结合蒙特卡洛模拟、HSY算法,识别城镇化过程中对资源环境系统影响明显的灵敏指标,并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优化灵敏指标的取值。对比分析美国、欧洲、日韩等不同国家的城镇化发展现状,参照其建设标准,同时结合灵敏指标的优化取值,设定出不同路径的城镇化模式,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情景分析,从而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建议。结果表明:在现有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应规避欧美国家的资源消费水平,至少不超过日韩的集约水平;要显著提升对城镇工业、交通等部门资源利用效率;注重构建大中小各类城市的协同发展与布局;设定城镇建设土地、用水和能耗等指标的"天花板"尤为必要。     

城镇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渠道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研究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渠道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依托Black、Henderson城市化模型和Stokey污染模型,在最优化框架下推导城镇化、人力资本积累、清洁生产和碳排放之间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都是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城镇化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等渠道来抑制地区碳排放。基于2000-2012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半城镇化率三个城镇化指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三种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样本期间内,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对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但是城镇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技术推广来抑制这种不利影响;其次,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我国碳减排进程,人力资本积累渠道会弱化城镇化对碳排放的正向作用,也即人力资本积累会降低城镇化对碳排放的边际影响;最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清洁生产也有利于我国碳减排进程,清洁生产渠道也会弱化城镇化对碳排放的正向作用,和人力资本积累渠道相比,清洁生产渠道对城镇化和碳排放之间关系的边际影响显著性降低。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强化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技术推广的作用是避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高碳锁定"的关键路径。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在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因素中,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本文首先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思路,探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的构建,力图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其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价,从各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的综合得分发现,全国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各个地区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之后利用主成分分析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等方法反映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发现其内在规律,验证两者的相关性和现实性,研究发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明显优于西部落后地区,这种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最终影响到地区城市化进程,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吸引城市移民,吸引更多的人才加盟和资本流入,这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影响研究

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扩展,应用LMDI将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分解为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收入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四种效应,对我国29个省市2007-2013年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城镇化对我国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促进作用远超非城镇化要素,城镇化已成为推动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的关键因素;且物流业各要素对处于不同城镇化阶段的省市影响并不一致。对成熟城镇化省市而言,收入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是物流业碳排放的稳定推动因素,人口城镇化则是稳定的抑制因素,产业城镇化刚刚由推动因素转变为抑制因素;对初级和中级城镇化省市而言,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和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但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正在增强。从城镇化各要素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贡献来看,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最大,且对广东等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更明显;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最大,且对山东、四川等人口大省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但波动剧烈;空间城镇化对东部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已趋稳定,但对中西部省市的推动作用持续增强;产业城镇化对各省市的作用差异显著,且均较小。研究认为避免"一刀切"的物流业碳减排政策和城镇化规划、引导居民绿色生活和解决职住分离对我国实现物流业碳减排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帮助。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冲突发生机理与过程分析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资源价值结构和经济机会水平发生了重大改变,模糊的制度规则未能及时、有效调整以反映新的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争夺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的社会冲突频发,而地方政府的介入及其凭借强制力对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进行的策略性分配使得冲突变得更加复杂与剧烈。本文用简单的博弈论模型来展示城镇化利益分配的基本情境、利益分割中的不对等博弈以及谈判破裂后的抗争策略选择博弈,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境进行了延展分析。研究表明:关键行为者为获得城镇化利益而展开争夺,他们围绕城镇化利益分配存在着根本性利益冲突。通过利用制度规则模糊性提供的机会,地方政府和强势利益团体,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日益严重地侵犯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权利边界,利益攫取和成本转嫁越来越厉害。在城镇化的利益分割严重不对等和公共权利非均等覆盖的情况下,弱势群体也不愿意忍气吞声,运用"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在制度规则形同虚设的情况下,现有体制鼓励了极端抗争行为和事件的发生,地方政府往往陷入越维越乱的维稳怪圈,社会冲突呈现出燃点低、爆点多、不断蔓延的特征。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速,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之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城镇化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较少有研究者从城镇化影响进城人口环保行为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城镇化对于降低环境压力的正向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年数据,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验证了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由选择性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果支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另外,本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大,而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小。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进行了初步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城后通过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获得更多环境知识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二是农民通过改善了环境关注水平,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正向影响对于降低城市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不断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较低的现状,城市政府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以改善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心水平,也应不断健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参与机制以保障其参与渠道畅通。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必然面临并需要科学引导与管理的重大问题.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转型"背景;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异地转移)和农村城镇化(就地转移)"双重城镇化方向";是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动力驱动下的城镇化;是在制度变迁方面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的"双重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在产业转型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将人口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城镇化机制结合起来,并积极多渠道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中国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的实证分析

人口流动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和城市化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基于我国30个省域2002-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静态与动态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整体上有着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流入人口和流入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都很突出,流入人口带来人力资本集聚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要大于简单人口数据的集聚;净迁移人口和净迁移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与我国的户籍制度存在着一定关系,当前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的迁徙,对城市化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经济力量仍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除继续发挥经济力量的核心驱动力作用外,更需重视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化的作用。     

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人口扰动影响

本文以微观人口结构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对城乡不同年龄段人口扰动趋势的描述及经验分析,提出近三十年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属于以劳动力供给冲击为主的浅层城镇化模式。随着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存量的下降,此模式或不可持续。未来,如何适度调整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供给面向需求面转移是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在此过程中,由历史等原因形成的我国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扰动趋势变化需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农村老龄化及城镇幼/学龄人口扰动加速等。     

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作为"三化"、"四化"乃至"五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内容,研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对于开创中国未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至关重要。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赋权、变异系数赋权的综合确权法测算城市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二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并划分其阶段类型,研究表明:(1)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排序: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优势排序: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辽宁与吉林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超前于农业现代化,仅黑龙江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农业现代化;(2)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高值区分布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黑龙江省西南、以长春为核心的吉林省中部、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辽宁省中部及南端,农业现代化的高值区分布在哈—大—齐—绥沿线的松嫩平原;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新型城镇化水平居于东北三省前列,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绥化农业现代化水平位于首位;(3)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均强于黑龙江省,吉林省略低;耦合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三江平原、辽宁省的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松嫩平原及以长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小范围圈层区域;仅哈尔滨与沈阳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多数城市处于高强度、中高强度拮抗耦合与轻度、中度失调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