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作为"三化"、"四化"乃至"五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内容,研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对于开创中国未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至关重要。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赋权、变异系数赋权的综合确权法测算城市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二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并划分其阶段类型,研究表明:(1)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排序: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优势排序: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辽宁与吉林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超前于农业现代化,仅黑龙江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农业现代化;(2)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高值区分布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黑龙江省西南、以长春为核心的吉林省中部、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辽宁省中部及南端,农业现代化的高值区分布在哈—大—齐—绥沿线的松嫩平原;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新型城镇化水平居于东北三省前列,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绥化农业现代化水平位于首位;(3)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均强于黑龙江省,吉林省略低;耦合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三江平原、辽宁省的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松嫩平原及以长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小范围圈层区域;仅哈尔滨与沈阳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多数城市处于高强度、中高强度拮抗耦合与轻度、中度失调阶段。     

转型期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变迁与分布

转型期中国农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其中生产率增长扮演了什么角色?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未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使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1978-2005年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的时间变迁和省区分布模式进行实证考察.整个实证表明,转型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显著.从其内部构成来看,这一增长主要由前沿技术进步贡献,效率改善的作用相对有限.从时间变迁模式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五个阶段,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基本是顺周期的.不过从其空间分布模式来看,各省区间的生产率增长差异非常明显.论文最终认为,中国完整的农业科学研究体系在农业R&D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整个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前沿农业技术的适应性改良、扩散方面并不怎么成功,未来中国农业理想的集约型增长模式应该是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并存的"双驱动"模式.     

土地托管影响农业产出机制:投资效率及其解释

现代农业是效率的竞争,是建立在"集约化"和"全程机械化"基础上效率的最大化。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赶超型的发展模式客观决定了我国农业生产采取粗放型投入的增长方式,使得我国农业在增长过程中高耗低效问题日益突出。土地托管作为一种新型经营模式,通过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机械化,适应了当前生产力发展要求。本文利用3省10县267个样本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估计土地托管对农业非投资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我国农业过度投资,即农业投入的高耗问题。实证结果发现,推进土地托管经营模式可以显著抑制农业非效率投资,有助于规避农业投入的低效问题;除此之外,土地托管能够显著抑制农业过度投资,即农业投入的高耗问题,使得农业投资回归最佳水平。因此,本研究从农业投资效率的角度揭示出土地托管影响农业产出的微观作用机制。政策建议为: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同时,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群体和深化土地托管主体帮扶力度,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土地托管监督长效机制和政策体系,针对土地托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类风险要具备预警意识,制定风险处置预案制度;规范各相关部门职责和分工管理,实现土地托管实施效果最大化。     

入世前后中国农业贸易引致的就业“创造与替代”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除了粮食安全、比较优势、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外,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生产部门就业的影响一直令人关注,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带来更多就业创造,还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引致更多就业替代?本文运用1994-2009年数据,对入世前后农产品贸易开放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并对在不同情形下我国未来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替代效应的程度和方式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呈现出更明显的就业净替代变化;同时,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我国未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实际出口增速与平抑就业替代压力的"理想增速"相距甚远,未来土地密集型净进口所产生的农业就业替代量将在较大程度上超过劳动密集型净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我国农业就业整体"净替代"的趋势可能将长期持续。     

环境规制、农业绿色生产率与粮食安全

绿色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粮食安全保障的重点内容,衡量农业绿色生产率有利于判断当前的发展位点,且合理的农业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和解决粮食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本文引入碳排放交易和排污费征收标准,在将考虑了环境成本的农业绿色GDP作为产出运用随机前沿函数模型(SFA)核算中国2000—2015年省级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GMM方法检验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具体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环境规制因素对两者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间全国平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 10%,呈现明显的时序波动性以及地区之间的梯度性特征;②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③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而过度重视粮食安全保障反过来会抑制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增长;④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均产生正向影响,激励性碳排放交易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分别产生了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自愿性环保投资规制仅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精心设计环境监管工具,改善环境规制政策的适度性和适用性,建立强化能够充分调动农民实施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排污交易机制,大力整合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从而构建均衡的"环境规制组合"体系,是提高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和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江苏沿江地区农业产业化地域类型与发展研究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新形势下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90年代江苏沿江地区开始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现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形成了加工企业带动型、流通企业牵引型、专业市场辐射型、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依托型、主导产品推进型和外向型农业导入型等多种农业产业化地域类型,对促进江苏沿江地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实现江苏沿江地区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途径是：构筑农业创新体系,包括完善农村市场组织体制和农业运行机制、建立新型的农业投资机制、创新农业土地流转机制和转变行政、农业科研部门的服务职能;进一步调整与优化农村经济、农业和农产品结构,加快建设区域专门化农业生产基地;加强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建设,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建设适应现代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农业经营理念,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     

中国农业发展格局的演变特征与趋势

本文从农业经济、农产品生产、畜产品生产和农业多功能性四个方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格局的特征,对未来趋势进行了判断。结果表明,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速度将由以往的"急进式"转变为"温和式",2020年前后中国农业在产值上将进入农牧基本平衡阶段,"以牧为主"的生产格局将最先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中间地带"出现;粮食生产呈现向主产区集中趋势,区域供需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东北地区作为"国之粮仓"的地位将日渐巩固,黄淮海地区由目前的"供需有余"转为"供需基本平衡",长江中下游地区由目前的"供需基本平衡"转为"供不足需";畜产品总体呈现北强南弱态势,肉类、禽蛋生产将进一步向黄淮海、东北地区集中,西南地区的奶业发展有较大的空间;农业的盲目垦殖与化学品的大量投入,导致了生态环境破坏与文化传承功能的全面衰落,尽快建立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是提升农业多功能性的重要途径。     

提高粮食产量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确保口粮绝对安全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基本底线。总结多边贸易体制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取得的成绩及遇到的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TPP协定的成功对我国农业贸易的影响,结合我国"一路一带"战略的推动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机遇,提出我国土地资源整合形成大规模农业、加快农业劳动力资源向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转移、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及推动我国有实力的国有农业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建议,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提供参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低碳农业发展的激励机制设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农业呈现集约化发展,为低碳农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但是其自身没有发展低碳农业的动力。本文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低碳农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为视角,设计政府激励和约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低碳农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促使其兼顾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结果表明由于缺乏评价标准,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方面比经济效益方面的不确定性更加明显,而不确定性程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努力结果的可观测性呈负相关关系,固碳减排效益的不确定因素无限大的时候,其激励强度趋于0;在政府的补贴过程中,成本系数越高、绝对风险率越高和不确定因素越多,则政府的激励契约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强度就越低,需要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方面的激励强度;政府对经济效益的最优激励因子与其绝对风险规避呈正向相关,因此政府在对处于高风险规避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给予较高的激励,而对于风险规避率较低的处于成熟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给予较低的激励。最后对结论进行整理,并作出实际的解释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区域差异下农业用水效率对农业用水量的影响

基于全国30个省份1998~2015年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农业用水效率,并在观察农业用水量、农业用水效率动静态演进特征的基础上,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探究农业用水效率对农业用水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农业用水量和农业用水效率均呈阶段性下降。农业用水效率对降低农业用水量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是降低农业用水量的有效途径;东部农业用水效率促进农业用水量下降,但须警惕"回弹效应";中部农业用水效率抑制农业用水量增长,且作用逐渐增强;西部农业用水效率提高能够快速降低农业用水量,但作用逐渐减弱。另外,提升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绿水足迹、扩大农业劳动人口能够降低农业用水量,而丰富的水资源禀赋促进农业用水量增加。     

国外农作物秸秆主要利用方式与经验借鉴

对国外农作物秸秆利用主要方式的资料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和分析,以资我国借鉴。文献整理表明:秸秆利用的主导方式是秸秆还田循环利用,大部分的秸秆用于直接还田,小部分的秸秆用做饲料;农业发达国家已形成了完备的秸秆收储运技术装备体系;秸秆离田产业化利用以秸秆发电、致密成型燃料、纤维素乙醇等新型能源化利用为主。最后,借鉴国外秸秆利用的经验,提出我国秸秆利用的主要途径:一是引进消化与创新研发相结合,努力提高秸秆利用技术装备水平;二是开展试点示范,探索践行"三可"模式;三是大力开展秸秆还田循环利用;四是建立完善的秸秆收储运体系;五是积极推行秸秆离田产业化利用。     

构建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须破解的难题及路径选择

发展绿色农业逐渐成为新常态下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性选择,但内外资金困境成为制约绿色农业发展的巨大难题,绿色农业发展的资金困境呼唤着尽快构建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本文对绿色农业发展面临的资金困境进行了成因梳理和分析,指出绿色农业的内生性资金供应不充分是资金困境的内因,绿色农业的外部性资金供应不给力是资金困境的外因,而财政支农资金作用受限、金融支持资金供给不足、社会投入资金增长有限的三大资金困境的外化矛盾加剧,进一步凸显了构建投融资机制的紧迫性。本文还对绿色农业发展的资金外化矛盾的原因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具体归纳为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弱化了资金增长的导向性,绿色农业认证和信用体系缺失弱化了资金风险的可控性,绿色农业内在效益显现不足弱化了资金投入的增长性。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梳理分析,本文提出应实施双轮驱动,从内外两个方面着力解决绿色农业发展的资金困境。从内部讲是要增强绿色农业的内生收益性,提高内部资金循环的自供能力;从外部讲是要增强绿色农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健全基础性体系建设,提高外部资金供应的增长能力。构建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是破解绿色农业外部资金困境有效的重要措施。对照形成外部资金困境和外化矛盾的原因,提出了破解资金难题,构建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的路径选择。在路径选择上,应加强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快绿色农业认证体系建设和绿色农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财政、金融和保险"三位一体"的功能作用,从而构建有效的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增加绿色农业资金供给,推动绿色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农户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研究

农业面源污染作为一种主要的环境污染形式,历来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立足于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的现实,在充分考虑农户"二元身份"性质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农户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湘赣苏三省水稻种植的经验证据予以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兼业的挤出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会导致兼业农户的农地利用方式和短期投资发生改变,在考虑兼业综合影响效果的情形下,兼业农户的农业面源污染水平显著高于非兼业农户。(2)剥离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不同影响路径可以发现,兼业对家庭劳动力的挤出会造成留存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为避免产量损失,兼业农户普遍存在增加短期资本投入以弥补劳动力投入的不足,从而造成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加重。但是由于"一家两制"的存在,兼业挤出效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于出售的粮食上,而对于自留粮食,兼业所带来的收入提升会增强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从而减少其在自留粮食耕地中的农资要素投入,有利于减轻农业面源污染。(3)作为弥补农业劳动力投入不足的有效手段,社会化服务的嵌入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兼业挤出效应的负向作用,但无法完全抵消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不利影响,且组织性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效果要优于个人社会化服务。未来在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生产以及农村生活环境,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农产品流通市场的检测监督机制,并积极引导社会化服务在扩大作业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对家庭农场中新型雇佣制度的思考

在家庭农场发展的不同时期采用的雇佣制度有所差异:初建阶段,主要是临时雇佣农工,以年薪制付给报酬;发展阶段,可以采用人身顶股制的做法;高级阶段,主要采用以"顶身股"为核心与临时雇工相结合的雇佣制度.文章重点论证说明了家庭农场中新型雇佣制度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①从雇佣性质上,农场主是活跃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民营"企业主",是新的社会阶层的成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②雇佣的原则是长期稳定.③雇佣制度有一般的雇佣制度和以"顶身股"为核心的新型雇工制度.④选择农业生产经验丰富、与农场主的利益关系相对一致的一家一户的雇工.⑤雇佣的形式主要有"带地佣工"、"二八种地"、"种地头"等.     

中国农资生产企业中是否存在“以污染换取增长”现象?

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被广泛使用,排放出大量有机物和无机物,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然而,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直接污染的分析,较少讨论农业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污染。实际上,农资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往往也会产生大量环境污染,努力降低农资生产企业的环境污染也应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农资生产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农资生产企业的环境污染状况对其未来年平均销售增长率的影响,检验农资生产企业中是否存在"以污染换增长"现象。在文中我们采用农资生产企业被征收排污费的情况来衡量其环境污染程度,采用企业的年平均销售增长率来衡量其未来业绩表现,进而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被征收排污费的农资生产企业中普遍存在着"以污染换取增长"的现象。实证结果表现为,如果农资生产企业被征收排污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越高,则该农资生产企业未来的销售增长率也相应越高。该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农资生产企业排污费征收机制的设计和行业环境规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首先,我们建议环境保护部门和农业管理部门在未来应该适当提高农资生产行业的环境准入门槛,防止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进入该产业,并逐步淘汰部分高污染的农资生产企业。其次,环境保护部门应该进一步优化排污费的征收机制设计,努力降低农资产品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后,建议对农资生产企业的环保技术投资进行补贴。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研究——基于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选择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作为中介变量,采用"双重差分-中介效应"模型和农户调查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不仅对农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效应,而且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对农民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2)相比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更能显著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更能显著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3)地方政府主导模式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而新型农业经营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通过改善生计资本结构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4)通过winsorize缩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证实研究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两型城市"的框架研究

本文从"两型城市"内涵研究入手,建立了包括内涵、目标、测度工具、领域和政策体系的"两型城市"研究框架.在内涵研究方面,确定了"两型城市"的实质就是实现与物质消耗脱钩的城市发展,即实现城市发展的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走出一条新型的低物质化的城市发展道路.在目标设定方面,通过情景分析,提出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适宜目标.在测度工具方面,建立了可以真实反映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脱钩关系的"两型城市"生态效率指标体系,及针对三个关键领域的拓展模型.在领域建设方面,确立城市建设、城市产业、城市消费是实现城市脱钩发展的三个关键领域,建议开展有针对性的土地集约化与城市土地空间的脱钩发展、物质循环化与城市生产领域的脱钩发展、消费服务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的脱钩发展.在对策保障方面,提出依据治理理论创新"两型城市"的政策体系.     

生成机制、个人禀赋与家庭农场主培育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家庭农场主作为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对其成长路径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安徽省九个地区384家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来实证研究中国家庭农场主的生成机制及培育过程。结果显示:家庭农场主主要由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构成,培育机制源于其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1)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赋予他们一种敢于拼搏,勇于创业的精神;(2)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具有较广的人脉关系,能够为他们在土地流转、签订合同、筹集资金等方面减少许多纠纷和麻烦;(3)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具有较多的信息渠道,能够及时了解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据此做出决策和调整。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政策变量后发现,当前的农业补贴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具有普遍性,并没有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考察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与农业补贴的交互作用时,结果显著且二者为正相关,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农业补贴是针对土地所有者而非土地经营者,因此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不能获得更多的农业补贴,而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凭借其信息优势能及时获得补贴。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未来家庭农场主的培养应将个人特质作为关注的重点,政策支持作为辅助手段,来成就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家庭农场主。     

碳标签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在分析总结国际碳标签制度实施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格局、结构与数量现状,结果表明,随着国际贸易中碳标签制度的日益完善,中国未来对发达国家农产品的进口量将增加,对外出口农产品的价格优势将被削弱,出口空间极大压缩。为更好地应对碳标签制度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冲击,中国应尽快建立并完善碳标签体系,发展低碳农业,提高贸易竞争力,对农产品企业绿色转型提供政策支持,加强国际间合作,改善贸易环境,同时发展国内农业,降低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以缓减碳标签对贸易的冲击,改善未来中国农产品的贸易格局。     

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力分析

农业绿色化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数字乡村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探究二者协同互动关系是当前新时代乡村振兴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二者内涵及耦合机理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基于耦合协调相对发展度模型,定量测算2010～2019年中国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并对其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2010～2019年间,中国农业数字化水平呈稳步提升态势,总体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东西部数字化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农业绿色化水平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区域间农业绿色化水平差异正逐步缩小。(2)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数字化是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未来优化的重点方向,绿色化是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未来应重点发展方向。(3)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由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创新水平和经济水平是核心影响因素。基于此,政府应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出台具有针对性的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区域政策,推动数字化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