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雾霾污染

近年来雾霾天气的频发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严重不协调,深入挖掘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有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雾霾治理对策。文章从财政分权与政府创新偏好这一全新视角研究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法开展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政府创新偏好均能缓解雾霾污染,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却加剧了雾霾污染;时间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促进转为抑制,且抑制效果明显高于促进效果;政府创新偏好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则由抑制转为促进,存在环境回弹效应;二者之间的交互项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这可能是由于生产技术进步对雾霾治理的影响由正外部效应逐渐转为负外部效应所致;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以及二者交互项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基于上述研究事实,研究认为,中国要从根本上遏制雾霾污染,需要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优化财政分权体制和加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相结合的雾霾治理模式。     

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影响

雾霾污染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政府形象,也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健康,使人们承受着"无法呼吸的痛"。商业健康保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公众对雾霾污染影响健康的关注增加了对健康保险的需求。研究雾霾污染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关系对制定治霾政策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已有文献仅从微观视角研究空气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忽视了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偏误。因此,本文基于2004—2015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Durbin模型实证研究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原因在于公众对雾霾污染影响健康的主观认知具有时滞性,只有公众充分认识到雾霾污染影响健康,才会产生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决策,进而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产生直接影响。通过分阶段识别雾霾影响,发现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直接影响在2010年以后显著,这契合了中国雾霾污染的演进历史。②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有正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地区雾霾污染的加重,会促进本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③从空间分布来看,中部和东部地区的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大于西部地区。为解决日益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立区域间"联防联控"的协同机制,构建统一的环境污染监测平台,实行区域环境信息共享机制。此外,需要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相关政策,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助推"健康中国"建设。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是区域分工的高级形式,探究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对于促进城市群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阐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基础上,利用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引致的城市功能专业化增强对区域雾霾污染有显著抑制作用,提高城市功能专业化程度不仅有助于降低本地区的雾霾污染水平,对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也有抑制作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减霾作用在中心城市组、非中心城市组、非G60科创走廊城市组的检验中均成立;相对于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提高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更大。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劳动力禀赋效应降低区域雾霾污染。最后从构建功能互补发展格局等方面阐述了政策启示。     

城市化对雾霾暴露的贡献——基于对中国城市群的时空分解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伴随着雾霾暴露水平的非线性变化。为分析城市化的不同内涵对雾霾污染的贡献程度,文章对中国九大城市群2001—2018年的雾霾暴露指标进行分解。其中,雾霾暴露侧重于衡量雾霾污染对人类活动和健康的危害程度,也是世界银行衡量空气污染的主要指标之一;影响因素上主要考察人口集聚、人口密度、城市扩张、经济增长和排放强度,分别用于衡量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城市污染治理;方法上选取了时空LMDI分解法,以便更有效地对分解结果进行跨城市群、跨时间段和城市群内部的多维度比较。研究结果发现:(1)2001—2018年期间,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主要导致城市群雾霾暴露上升;人口密度和排放强度主要促使城市群雾霾暴露降低;人口集聚因素的贡献主要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为正,但2016年后在长三角和京津冀变为负。(2)2013年"大气十条"发布后,排放强度对降低城市群雾霾暴露的积极影响在增大,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减小。(3)在城市群内部,人口城市化在2013年以前提高了长三角和京津冀中心城市的雾霾暴露,体现出这些城市极强的人口吸引力;2013年后人口集聚降低了一些中心城市而增加了外围城市的雾霾暴露,体现了后者的人口疏导作用。(4)一些中心城市开始实现绿色的土地和经济城市化,而外围城市仍存在粗放的土地扩张;排放强度的促降作用在外围城市明显增大,城市群协同减排取得显著成果。为此,建议在城市群层面,继续推进"大气十条"等大气污染治理计划,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完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城市之间在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和治理经验上的合作交流;在城市群内部,针对外围城市的人口、土地和经济三方面城市化,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绿色宜居的卫星城市,加强新城区环境治理,改造完善生态工业园,发展清洁生产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京津冀雾霾合作治理演化博弈分析

当前京津冀地区在雾霾问题上面临环境外部性困扰和集体行动困境,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作为雾霾合作治理集体成员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割裂集体行动中收益与损失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纠正环境外部性市场失灵的政府失灵。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京津冀三地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规制行为上表现为私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动态重复博弈。针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执行状况,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视角,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构建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策略的猎鹿模型、拓展模型的演化、随机和动态的博弈过程,探究地方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集体行动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博弈主体行为演化特征和演化稳定策略,采用数值仿真方法分析不同情形下系统演化轨迹及演化均衡状态,考察随机因素对系统演化均衡状态的影响以及实现区域环境合作联盟的动态演化均衡机制。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在区域整体中的环境偏好系数和搭便车收益与集体行动收益的比值。因此,中央政府要健全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为京津冀地区建立一致的区域环境质量标准,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在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收益,以立法的形式对约束地方政府承担环境治理责任的强制和选择性激励措施加以确定。此外,将雾霾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实现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责任落实的帕累托改进。     

雾霾天气的成因

本文从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雾霾的成因。我国大范围雾霾的形成有气候方面的"天灾"因素,尤其是2013年的雾霾受静稳天气的影响,但是从本质上源自于"人祸"。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工业排放污染物是雾霾形成的直接原因、机动车尾气对雾霾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及其破解思路

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是破解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是倒逼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途径。由于雾霾污染具有更强的空间溢出性和空间关联性,依靠单边治霾和局部治霾难以从整体上、根本上解决区域性雾霾污染问题。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加快形成"以地区联动为要义、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公众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格局成为彻底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根本路径与必然选择。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结合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探究了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和逐底竞争困境的形成根源与破解思路。研究发现,在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的形成根源层面,地方政府的自利性、空气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与治霾集团的规模是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利益的推动作用和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是逐底竞争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逐底竞争困境是集体行动困境的进一步恶化。在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的破解思路层面,本文提出需要解决区域边界设定、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和协同防控政策三个突出问题。具体而言,一是建立贯穿南北、联通东西的八大治霾联动区,打造八区联动的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网络;二是构建全民共治格局,不断创新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体系;三是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的协同防控政策,将责任和考核"向上落实一级",将环境执法权和监管权"横向隔离一级"。     

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雾霾污染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民生与环境问题。基于改进产出密度模型,运用地统计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2015~2017年雾霾污染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雾霾污染存在季节性变化特征并且各城市雾霾污染状况逐渐好转。（2）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局域集聚特征和空间异质性,杭州、宁波和台州呈现低－低集聚特征,而滁州、扬州、镇江和泰州为高－高集聚型,污染区域集中于省界处,污染程度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城际空间正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城市雾霾污染对本地区会产生负影响。（3）长三角城市人口集聚、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工业烟粉尘排放及城市建设均对雾霾污染产生正向影响,对外开放、能源消耗以及降水等因素对雾霾污染产生负向影响;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经济集聚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组合、共享治污基础设施等,形成雾霾污染抑制作用。     

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雾霾污染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民生与环境问题。基于改进产出密度模型,运用地统计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2015～2017年雾霾污染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雾霾污染存在季节性变化特征并且各城市雾霾污染状况逐渐好转。(2)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局域集聚特征和空间异质性,杭州、宁波和台州呈现低-低集聚特征,而滁州、扬州、镇江和泰州为高-高集聚型,污染区域集中于省界处,污染程度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城际空间正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城市雾霾污染对本地区会产生负影响。(3)长三角城市人口集聚、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工业烟粉尘排放及城市建设均对雾霾污染产生正向影响,对外开放、能源消耗以及降水等因素对雾霾污染产生负向影响;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经济集聚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组合、共享治污基础设施等,形成雾霾污染抑制作用。     

突发雾霾事件应急预案的合法性危机与治理

为了准确把握突发雾霾事件的应急处置情况,本文选择突发雾霾事件应急预案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比较分析和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剖析其发展规律、现实状况、存在问题等诸多因素,描述了其所遭受的双重合法性危机,进而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治理方案。本文认为,突发雾霾事件属突发公共事件的一种,当前对其的应对虽然已"有法可依"但却没有取得应有之效果;从考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发展规律入手,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到一般再到具体的过程,反映在立法上,是从个别或少数法律条款开始,逐步发展至专门立法的制定,继而产生一个专门性应急立法和总体预案与若干典型的具体预案相结合的体系;因此,对于当前出现的突发雾霾事件应急预案,也应当在应急预案的框架中,从"大预案"的角度理性看待;当下之应急预案,形式上统一化、相对单一,内容上同质化、被动应对,于是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包括法律属性不明的形式合法性危机与内容编排不甚科学的实质合法性危机。本文建议,破解这种危机,一方面须规范其形式合法性,将其定性为法规或规章;另一方面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确保其成为多方合意认可的行动方案。总之,要变单一应对为综合治理,重构突发雾霾事件应急预案。     

基于环境承载力的京津冀雾霾治理政策效果评估

雾霾污染治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2013年9月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国十条)"明确提出了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目标,各地区也制定了雾霾污染治理的政策措施。本文旨在环境承载力分析的基础上评估雾霾治理的政策效果。首先,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污染特征,并结合相关文献确定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污染物排放、风力以及相邻地区的传输效应等;其次,将影响PM_(2.5)浓度主要因素进行统计建模,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矫正,大大提高模型的拟合精度;再次,基于大气国十条规定的京津冀各地区的PM_(2.5)年均浓度目标计算各地区的大气环境承载力;最后,在假定风力等气象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大气国十条规定的京津冀地区的污染物排放量利用统计模型模拟2017年的雾霾污染水平,模拟除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以外其余10个地区年均浓度60μg/m~3和70μg/m~3目标下PM_(2.5)日均浓度发生频率的变化情况,评估和讨论大气国十条提出的京津冀雾霾治理目标。结果表明:按照大气国十条减排计划的京津冀地区污染物排放量普遍高于其PM_(2.5)浓度目标下的大气环境容量(邯郸市除外),即大气国十条所规定的减排措施难以实现既定的PM_(2.5)浓度目标;PM_(2.5)年均浓度目标从60μg/m~3上升到70μg/m~3,重污染天气发生频率上升有限,大气污染物的减排量却显著下降。因此,要实现既定的雾霾浓度控制目标,天津和河北需要进一步加大污染物减排力度;雾霾治理应注重减少重污染天气的发生频率,治理重点应转向重度雾霾发生频率较高的冬季污染物排放控制;在科学确定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确定切实可行的PM_(2.5)浓度控制目标,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污染物减排计划。     

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研究

环境质量是影响目的地旅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大范围的严重空气质量问题,雾霾成为备受关注的环境问题,关于雾霾的成因及其影响和防治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旅游城市饱受雾霾的困扰,雾霾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并成为当前旅游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新问题。北京是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学揭示雾霾对北京作为目的地旅游市场需求的负面影响,对于丰富雾霾影响的认识以及深化旅游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问卷星和微信平台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通过滚雪球方式获得了大数量较高可靠性的样本数据,研究了京外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感知及其决策行为倾向,分析了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感知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1在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亲友的口耳相传以及亲身经历等渠道的综合影响下,大陆居民对北京的雾霾及旅游健康风险、旅游体验风险均有十分强烈的感知;2在雾霾的持续困扰下,北京国内旅游需求减弱,市场增长速度放缓,同时也加剧了北京旅游市场的季节波动;3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更加敏感,雾霾严重地区的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感知强度明显大于雾霾不严重地区的居民,雾霾严重地区的居民在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也更加排斥北京。     

雾霾治理的经济基础：动态环境规制的适用性分析

在新古典理论的鞍点路径上,文章构建了包括雾霾污染损失和企业治污机制的理论框架,刻画以要素投入为主的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以及雾霾污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动态过程,将经济增长内生化,从动态环境规制政策的视角,分析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关系的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88个城市2007—2018年期间雾霾治理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发现,渐进递增的动态环境规制适应了经济增长路径上经济结构特征的内在变化,避免了由于环境规制造成生产投入要素的大幅度波动,保持了均衡投资额和能源消费量的平稳增长,提高了鞍点路径上消费增长的平滑性,实现了鞍点路径上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同时,企业逐渐加大治污投入,雾霾治理的效果开始呈现,动态环境规制政策是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存在着"倒U"型关系的主要影响机制。实证研究支持了动态环境规制政策是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关系的内在影响机制的论述。此外,实证研究还发现,全国雾霾污染持续蔓延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各地区之间的雾霾污染程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滞后效应,并且空间溢出效应突破了相邻地区的区域限制,这意味着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现象比较突出。值得肯定的是,三大经济区域雾霾治理效果初步显现,这对于坚定政府污染防治的战略定力和制定新一轮的环保税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政府应进一步强化雾霾治理的战略定力,一方面要不断加大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通过提高环保税额,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推动企业加大治污投入;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关注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问题,协调好产业转移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中国网民的环境意识现状研究——基于雾霾天开车与否的网络调查数据

雾霾天气严重影响着我国公众的身体健康、日常生活。本文根据网民对"雾霾天,是否开车"调查所表达的意见,分析我国各地网民的环境意识现状。结果表明,亲身经历过雾霾等环境污染事件的人,对该类事件的关注度越高;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几乎不关注。我国大多数网民对于自身参与雾霾治理不重视、对雾霾成因不了解、牺牲自身利益不愿意。我国网民个人参与雾霾治理责任感较差,大多数人认为雾霾治理应由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来进行。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受经济水平影响,但并不完全由其决定。北京、上海网民的环境意识水平与其经济水平不符,有待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雾霾(PM_(2.5))污染的时空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了1998—2012年中国241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对中国雾霾污染和FDI的区域分布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经验考察,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采用了Moran’s I和Geary’s C指数对中国FDI与雾霾(PM_(2.5))污染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全域和局域分析。结果发现:(1)雾霾(PM_(2.5))污染与FDI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了雾霾(PM_(2.5))污染空间的溢出效应以及FDI的辐射效应的存在。同时FDI高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高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低值集聚区,表明一个地区的引资效果和雾霾(PM_(2.5))污染在地理上的集聚密切相关。雾霾(PM_(2.5))污染表现出显著的"叠加效应"和"溢出效应",说明中国雾霾(PM_(2.5))污染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以及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交叉、累积、持续的演变特征。(2)全样本下,FDI对雾霾(PM_(2.5))浓度的影响表现出增促效应。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1%。(3)分地区样本下,东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01 9%;中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8 3%;而西部城市FDI存量对雾霾(PM_(2.5))浓度影响不显著。上述实证结果说明中国雾霾污染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区域异质性,FDI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增促效应。     

雾霾污染的城市间动态关联及其成因研究

面对严重的雾霾天气以及雾霾污染边界不断扩张的严峻挑战,加快创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体系以形成跨区域协同治污合力势在必行。本文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中游等五大地区96个城市2015年的空气质量指数(AQI)以及PM_(2.5)、PM_(10)、SO_2、CO、NO_2、O~3等6种分项污染物的逐日数据,从时间序列数据"预测能力"的视角,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识别雾霾污染的城市间动态交互影响效应,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二次指派程序从分项污染物视角考察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关键诱因,并利用双变量Moran指数揭示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普遍的动态关联关系且呈现出联系紧密、稳定性强、带有明显特征的多线程复杂网络结构形态。不论在地区内部还是在全部样本城市当中,均不存在孤立的城市节点,这意味着面对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独善其身,均受到来自地区内部和地区以外其他城市以及它们构成的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在六种分项污染物中,PM_(2.5)的空间关联是导致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最主要诱因。城市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尤其是城市人口密度、投资强度、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基于上述结论,中国应当加快构建以防控PM_(2.5)为重点的跨区域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并将其融入城市群发展战略以及区域发展战略之中,最终实现包含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在内的全方位的区域协同发展。     

煤炭消费与大气环境突出问题浅析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和主要一次能源煤炭的消耗量也不断提高。内蒙古盛产低硫分、低灰分、高热量的优质煤,煤炭贡献量连续数年稳居第一,为国家能源需求和能源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伴随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低效率使用,大气污染问题日渐凸显,SO2导致的二次污染和烟尘污染尤为突出。而煤炭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治理大气污染不能简单地限制煤炭使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才是适应我国国情,破解当前大面积雾霾天气、缓解大气污染的有效途径。     

城镇密集地区雾霾发生与城乡规划相关性的研究路径探讨

城镇密集地区的雾霾已成为当前国内社会广泛关注的环境问题。目前国内关于雾霾防治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多视角、多地域背景下的研究。在对国内外雾霾研究现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从城乡规划视角开展雾霾研究的可行性,并提出其应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随后,论文重点对城乡规划视角下开雾霾研究的路径进行了探讨,提出研究可以从建立雾霾时空分布、城乡建设、规划空间数据库入手,基于空间大数据的比对研究,明确城镇密集地区城乡规划影响雾霾发生的关键空间要素及其作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城乡规划提出空间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雾霾治理评价与政策路径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雾霾污染是目前我国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但当前中国的雾霾治理还缺乏科学的评价工具,单一的政府治理模式也亟待创新。针对我国城市雾霾污染治理问题,本文首先界定了城市雾霾治理指数的内涵,并基于DPSIR模型构建了城市雾霾治理测度指数。在此基础上,选择上海、南京、无锡、杭州等12个环保部重点监测的长三角城市为样本,对其2007—2016年期间的雾霾治理指数进行测度和实证分析。测度结果显示:(1)样本城市中,上海在2016年略大于0.7,达到了优等级,南通、绍兴大部分年份低于0.5,处于差的水平,其它样本城市大部分年份在0.5~0.6之间,处于中等水平,整体治理水平不高;(2)上海DPSIR各维度雾霾治理指数显示,雾霾治理的驱动力(D)曲折上升、压力(P)逐渐减轻、状态(S)稳定趋好、影响(I)力弱化、响应(R)能力亟待改进;(3)从利益相关主体对上海雾霾治理的贡献来看,企业主体和政府主体的贡献稳定上升,贡献大,公众主体在雾霾治理中贡献较小,其他主体的贡献不稳定。以城市雾霾治理指数作为治理工具,从创建雾霾治理指数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测度指标影响路径关系图、明确利益相关主体的治理责任、完善雾霾治理指数运用机制四个方面提出治理政策措施,以创新我国城市雾霾治理模式与路径。     

分权体制下辖区竞争、策略性财政政策对雾霾污染治理的影响

中国的雾霾大爆发与过去30多年粗放型发展方式密切相关,而财政分权体制是这一发展模式的核心。本文以分权体制下的辖区竞争与策略性财政政策为切入点,实证探索财政体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基于2007—2015年26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首先,建立空间滞后模型从税收与财政支出两个方面检验了辖区竞争,结果证明我国辖区间已经存在激烈的标杆竞争,并且竞争的手段已经逐渐从粗放式的税收竞争发展为多样化的财政支出策略竞争。地理位置相邻、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本流动的相似性是辖区政府选择竞争对象的关键因素。其次,利用分位数回归刻画了财政支出偏好的动态形成过程,证明了分权体制是引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失调的重要因素。最后,利用分位数回归揭示了分权体制下策略财政政策对雾霾污染的引发机制主要是通过分权体制-财政支出-雾霾污染的传导通道。因此,面对我国雾霾大爆发的严峻形势,应理顺各级政府间的纵向财政关系,促进环境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建立稳定、可预见的支出分担标准;同时可以通过建立雾霾污染专项转移支付体系对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过多的事权进行财权补偿;推行离任环境审计制度也极其重要,通过改变政绩考核标准阻断地方官员对经济数量型增长的狂热追求,以避免财政支出偏好与环境管制标准制定上的机会主义倾向,打破晋升锦标下的短期行为,为辖区提供高效的异质性环境公共服务,从而改善雾霾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