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革回顾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回顾.对其中一些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有:首先自建国以来,我国南方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总体上表现了产权公有程度的倒U字变化的规律.产权公有化程度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最大.在此之前,公有化程度不断加强,而在此之后,公有化程度则不断减弱.其次,自1950年以来.我国南方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是比较频繁的.但是不同的阶段其变动的特点以及频率也不尽相同.大体可以以"大跃进"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大跃进"之前,林权制度变动频率相对较小,同时明显地朝着公有化的方向发展.在"大跃进"之后,林权制度变动的频率开始进一步加大,变动方向更加不确定.再次,林权制度变迁的进度和程度园林木种类和地区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最后,我们发现公有化程度与林业管理绩效之间呈现出了负相关关系.     

林农合作组织建设和发展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我国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林农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健康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博弈过程。本文在充分考虑林农合作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个体对群体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林农合作组织形成和发展中的博弈行为。研究发现,由于各参与方的理性程度不同、林业收益长期性和林业生产的外部性明显,只有保证林农的长期收益、提高对长期收益的认可程度,更要保证林农的当期收益时,合作才能形成,此外,林业的外部性问题是影响合作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应丰富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以确保林农的当期收益;加强对林农大户的培训,提高合作组织规范管理的水平;同时加强宣传以提高对长期收益的认可程度,从而提高长期收益;搭便车现象难以避免但应正确对待;各种能降低风险的措施均有利于合作。此外,在合作组织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应提高政策支持和监督的力度。     

资源型地区集体林权改革需重视的问题

集体林权改革是继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的又一个重大改革,承载着"林业发展、林区和谐、生态良好、资源增长"多重任务,山西农村集体林业大多数是保持生态平衡的公益林,生态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如何因地制宜创新改革思路至关重要。国家林改政策和学术界的研究大都基于我国南方地区的实情,很少关注北方,尤其是资源型地区。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要求其改革应有独特思路。基于山西地域特征的实地考察,认为山西省在生态环境因煤矿开采遭受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其集体林权改革不能盲目照搬南方"确权到户"的林改方法。资源型地区应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优先注重林业的生态效应,确保其林改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统一。应在充分调查民意和尊重农民合理意愿的基础上,激发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农民护林防火的责任和能力,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生态基础。     

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     

基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林业政策协调与合作研究

林业作为环境与发展的纽带,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覆盖了政治承诺、国家发展规划、缓解贫困等复杂政策问题,林业政策也越来越成为一项公共政策。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林业政策制定过程日益重视部门间的协调与相关利益主体的合作。本文阐述了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的内涵,综合Scharpf的负向协调和正向协调理论,以及Metcalfe对部门间政策协调等级的划分来构建分析框架,将林业政策协调分为"自主决策、信息通报、意见咨询、避免冲突、达成共识、上级裁决、设置红线、明确优先目标、整体战略"九级,并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例,评估我国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的水平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发现在中央层面,林业部门已经认识到了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的重要性,林业政策协调位于第三到第五层级,处在负向协调到正向协调的过渡区间,林业部门也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利益相关群体展开了某些合作,但是政策合作的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在基层,林业政策协调则多位于第一层级,基本处在无协调状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也较为欠缺。林业系统内部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位于第五、第六等级,基本实现了林业政策的正向协调,而非林业系统内部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位于第一层级,基本处于无协调状态。在林业部门与非林业部门之间,非林业部门上下级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仍然有待加强,林业部门应该允许更多利益群体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关注弱势利益群体的政策介入能力建设,加强与非林业部门的协调与合作。     

关于集体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问题辨析

集体建设用地成为城市扩张的主要"储备",在"入市"过程中,"同地同权同价"则是集体建设用地公平入市的基本准则。本文运用文献统计分析、定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建设用地在流转过程中土地产权及市场制度进行对比梳理,探究我国集体建设用地"同地不同权不同价"的内因,结果表明要实现我国集体建设用地公平入市,必须以科学的用途管制为基础,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和坚持市场机制引导等,最终实现土地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来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社会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理论命题和政策困惑,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对增长、公平、贫困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有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日趋加剧和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三个基本假说,采用结构方程中的MIMIC方法测算了2004-2011年1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水平,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和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制度异质效应,稳健性检验也进一步证明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发现:全国层面的社会资本呈现出较稳定的上升趋势,在地区分布上,东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后;社会资本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治理,尤以社会信任和社会沟通的效应最为明显;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之间确实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越大,改善政府质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环境治理效应更高,目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社会资本不足所导致的社会机制不全的困境;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越大越好,特别是当所处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部门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的"需求"时,社会资本反而会引致环境治理的低效;但是如果政府部门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自身的运行效率,引导和沟通机制顺畅,实现与社会资本的匹配,会更有利于提升环境治理绩效。本文建议,重视社会机制尤其是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发挥政府质量和市场机制在形塑和提升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中的作用,促进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的匹配与衔接。对社会资本不同类型地区而言,各自侧重点和关注点应该有所差异,对于社会资本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而言,重点应努力增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相对适度的东部中等城市,应同时兼顾社会资本和其他制度因素的同步推进,对于社会资本相对过度的地区而言,应该将重点放在制度环境的改进上。     

新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分析

健康水平的提高对于农民贫困的缓解、增加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健康权被看做是一种重要的人类"可行能力",在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保障这项最基本可行能力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有效运行,将有助于合作医疗制度秉持公平和保障最基本健康的制度理念并保证包括少数民族农民在内的全体农民健康的实现.而在当前新疆民族地区存在来自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制度运行约束,阻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平稳、有效运行.该文全面分析了这些制度运行障碍,详细阐述了新疆农村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卫生设施落后、农民健康保健意识差、农民收入增速缓慢、民族之间语言障碍等因素,并提出了发展民族医药、重视预防保健、改革补偿模式、加强双语教育、探索新时期赤脚医生制度、完善医疗救助制度6项对策.     

汉、藏、回族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比较——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北大核心CSSCI

社会资本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本,已引起学术界与决策层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区,从网络、普遍信任、制度信任、规范等维度出发建立了社会资本测量量表,基于入户调查资料,对比分析了汉、藏、回族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研究发现:①甘南州农户的社会资本总指数最高、临夏州次之、张掖市最低,与其他维度相比,张掖市与甘南州农户的普遍信任度欠缺,而临夏州农户的制度信任度欠缺;②临夏州农户的网络水平高于张掖市与甘南州,张掖市农户参与率最高的协会/组织为医疗合作组织,而临夏州与甘南州为宗教协会;③甘南州农户的制度信任度远高于张掖市与临夏州;④甘南州农户的普遍信任度与规范水平均最高,临夏州次之,张掖市最低,且三个地区农户对同质群体的信任度均高于对异质群体的信任度,农户的互助水平均高于奉献水平与和睦程度;⑤农户户主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社会地位、与外界交流强度、生活满意度以及地区民族属性均对农户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指出了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研究中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西部地区促进农民工就业的产业选择

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存在大量返乡农民工和就地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工亟待"就业"与企业亟待"用工"凸显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矛盾和产业结构偏差。西部地区调整产业偏差,进行慎密的产业选择,成为必然。通过构建农民工产业供求模型,对农民工产业流向进行理论分析,表明在区域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的过渡期以及在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和高端技术产业对资本和技术的偏好,限制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通过运用比较分析法,考察西部产业选择的宏观与微观条件,透析出西部的资源特点、产业发展现状、城镇化水平、非农产业收入状况、非农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在理论模型推导和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选择思路和选择结果,即西部地区应重点发展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旅游和旅游服务业和公益事业。     

藏族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社会资本是继"人力资本"后另一个解释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重要工具。为了深入解析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需要研究不同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基于入户调查资料,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该区农户的社会资本存量,分析了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并解析了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社会资本总量为3.42;②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农户社会资本得分最高的是信任维度,最低的是社团参与维度;③影响信任维度的主要因素有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区内农户的异质性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影响社团参与维度的因素主要有户主受教育程度;④在影响社会资本的因素里,宗教信仰对社会凝聚力维度、政治赋权维度和网络维度有重要影响。     

制度嵌入、绿色技术创新与创业企业碳减排

"双创"的蓬勃发展以及"建设美丽中国"时代背景下,创业企业成为承担社会环保责任、实现碳减排目标、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主体,如何提升创业企业的碳减排担当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基于制度理论和嵌入理论,结合中国第10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的2 703家创业企业调研数据,在将制度嵌入划分为政治嵌入、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探索三种类型的制度嵌入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影响,并同时分析企业内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制度嵌入中的政治嵌入、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均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在投资方面的碳减排担当,且创业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嵌入比政党身份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市场嵌入比政治嵌入和行业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2)制度嵌入中的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在费用方面的碳减排担当,且市场嵌入比行业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3)创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的碳减排担当。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和拓展了碳减排担当领域的研究情境,凸显了碳减排制度多主体参与的特征,且为探讨企业的碳减排责任问题提供了整合性的研究框架。在实践上对于理解中国情境下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影响因素,打开外部制度嵌入以及内部绿色技术创新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作用机理"黑箱",探索提升创业企业碳减排责任和担当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社会资本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实证研究

我国尚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鉴于此,本文基于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基于其"集体行动"与"利他主义"属性,应用T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3个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对农民环境保护投资意愿的影响冲击。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得到了多数农民的认同,68.3%的受访农民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具有投资意愿,且意愿投资水平为8.46-12.39元/月;2社会资本变量中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贡献度大小排序依次是制度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人际信任互惠规范;3人力资本中的文化程度、物质资本中的家庭纯收入、控制变量中的是否兼业、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均表现出积极的作用;4要缩小私人投资与社会最优投资之间的差距,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上的统一,需要政府或宏观经济管理者在制度安排上向其倾斜:通过强化政策支持或舆论引导提升农村的社会资本水平,增进农民对"信任互助"、"团队合作"的认知;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改变民众对法规持有的"法不责众"态度;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地区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     

中国交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准确把握交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交通运输业乃至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利用基于理想决策单元参照的交叉效率模型对中国省域交通碳排放效率进行科学测度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中国省域交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期间中国省域交通碳排放效率已形成较为复杂的、多线程的网络关联关系,但其网络关联结构仍较疏松,且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等级梯度特征。(2)中国交通碳排放效率关联关系在空间上形成了以区域为边界的"条块分割",派系结构较为明显。其中,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联系较为紧密,与西部和东北地区联系一般;中部地区则主要表现出与东部和西部地区较强的连接状态,与东北地区的联系相对较少;而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的联系较弱。(3)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天津等发达省份在交通碳排放效率关联网络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对交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性的影响显著;而黑龙江、吉林、新疆、青海等东北和西北偏远省份在网络中则处于绝对边缘位置,对交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性的影响较弱。(4)省区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交通运输强度差异和交通运输结构差异对中国省域交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节能技术水平差异则对其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交通能源结构差异和环境规制差异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其响应机制和响应效果仍有待完善和增强。     

基于污染权角度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及应用

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重点,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将现有的研究方法划分为费用分析法、机会成本法、支付意愿法和水资源价值法等,分别评述了各种方法的特点、优劣以及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研究应用中的主要结论,在此基础上,基于污染权角度,采用机会成本法和水资源价值法,构建了一个基于计量经济学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其核心在于强调了流域上下游居民均有适当的"污染权",即便在上游地区达标排放的前提下,由于下游地区对水质的较高要求,借助行政手段对上游地区采取了较强的环境管制,在缺乏足够生态补偿的情况下,上游地区由于环境管制而放弃了部分"污染权",也即是其为了更高的环境标准而放弃的机会成本,这部分机会成本可以视作下游需要向上游支付的生态补偿金额.以浙江飞云江流域为例,利用该模型测算出下游温州市每年应向上游文成县提供3.24亿元的生态补偿,用于购买文成县为保护温州市"大水缸"所放弃的污染权.     

城镇化进程中户籍非农化诱发的征地补偿收益分配冲突研究

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民城镇化进程中户籍非农化是必要环节之一。然而,征地补偿收益分配的成员资格标准依赖与农民户籍非农化所引致的成员资格瑕疵,征地补偿内容构成与农地权利体系的不对称性,以及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确定方式"村民自治为主,司法救济为辅"的内部依据标准冲突,致使在征地补偿收益分配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转非"成员处于劣势地位,并诱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各产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发现,在征地补偿收益分配过程中,"农转非"成员要维护自身土地的合法权益,就应克服成员间原子化个体分布的特征,组建土地权益维护联盟,政府应重视并积极应对"农转非"人员的维权行为。同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关联互动,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收益分配关系,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收益分配以"地权"为依据,土地所有权补偿收益分配以"成员权"为依据。     

"三权分置"背景下多元经营主体农地利用效率——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实证经验

随着"三权分置"农地制度改革的深入,更多的非集体成员可以进入到农业生产行业,多元农业经营主体的涌现必将对我国的乡村农地利用、农业生产和社会形态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617份农业经营主体入户调研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从产值、产量两个方面测算了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得到了如下结论:从规模效率来看,产值上资本农场的表现最好,产量上家庭农场则更优;从技术效率来看,产值上传统农户最优,而产量上资本农场最高;从综合效率来看,产值上资本农场最高,产量上家庭农场最高.农地利用效率结果可以得到的政策含义是若我们的政策目标是追求的是产值,则农业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仍是有效的选择,资本农场的效率最高;若我们追求的是粮食产量,则家庭农场是目前最优的选择.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绩效考察

选择"十一五"末期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的战略重点——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增长趋同性研究的视角出发,利用上述三大经济区所涵盖的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样本,采取Onestep-System-GMM方法对动态面板趋同模型进行回归,考察三大经济区在2000-2009年之间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质,并计算出大致趋同速度。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条件趋同特征,趋同速度大约为-3.3%-2.0%,即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缓慢的趋异。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且西部地区投资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的滞后一期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初始经济状态和教育事业费支出对当期经济增长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促进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是未来西部大开发深化推进的关键,而在保持物质资本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教育及人力投资的比重则可以有效缩小西部地区经济差异。     

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检视与完善路径

跨行政区划环境问题的整体性决定了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更强调增强司法协作意愿,更需要整合各区域内的资源,加强合作、综合治理;跨行政区划环境问题的交互性决定了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更强调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司法协作体系,更需要加强立法层面的协调保障与司法层面的统一协作。基于此,该研究采取法规范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对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规范进行分析,对检察机关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改革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出：由特定检察机关集中管辖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将“虚拟治理成本法”量化公益损害制度化的北京模式;省内、省际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采取上级协调协同治理与同级省际之间协商并举的青海模式。这些改革实践提供了现代化的检察机关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智慧,为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成熟制度参考。与此同时,因法律规范供给不足,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设立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层级设置不清的困难;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管辖权仍具属地性,与人民法院的管辖冲突不可避免;检察机关在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缺乏强制力、行使调查取证权的相关保障不足、调查取证存有环境困境;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     

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管理碎片化及整体性治理研究

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扰动使超大城市面临着难以规避的环境风险,碎片化的突发环境事件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应对超大城市环境风险来源多样化、风险因素复杂化和破坏程度规模化带来的挑战。整体性治理在扬弃韦伯式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过程中,主张重塑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价值和责任,通过对治理层级、功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以及信息系统的碎片化进行整合,以跨界、协调与合作的方式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性服务高度契合了超大城市危机治理对政府管理公共性、责任性,协同和整合的需要,是对碎片化危机治理体制的一个有力回应。文章梳理了突发事件治理和整体性治理的国内外文献,试图通过整体性治理理论和"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解剖中国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各种碎片化问题。研究发现,现行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在治理理念上,预防意识不强,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观念淡薄;在治理主体上,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不足,政府一元化治理色彩突出;在治理信息上,信息危机放大危机事件的社会风险;在治理机制上,政府部门职责不清,协调沟通不畅。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和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碎片化的现实出发,文章提出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治理必须进行整体性改革和创新,从培育危机文化,强化危机预防和政府公共责任意识;完善社会资本,加强社会参与;建立统一的治理信息中心及推进组织结构调整与改革等方面构建突发环境事件整体性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