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变化比较研究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一种强烈的地表人类活动过程,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给资源环境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城市化过程的直接表现是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用人口城市化表征城市化水平。中日韩是亚洲和东北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核心国家。以中日韩三国为例,基于面板数据模型框架,对比分析1950-2012年三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和过程,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定量研究三国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城市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化起点不同、发展速度不同、所处阶段不同。中国城市化起步分别比日韩晚80年、20年。中日韩三国城市化水平的发展趋势均呈快速增长,日韩两国在二战后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均远超中国。目前日韩两国均已处于城市化后期,并已经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两国城市化率分别为91.73%,83.47%;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中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城市化率为51.78%。中日韩三国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变化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与土地资源、水资源呈显著负相关,与能源使用量呈显著正相关。中日韩三国城市化率每提高1%,人均耕地面积分别减少24 m2,10 m2,9 m2,人均水资源量分别减少64 m3,43 m3,21 m3,人均能源消费量分别增加42 kg,76 kg,111 kg。借鉴日韩经验,建议中国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环境监管,控制废弃物排放,建设生态城市,实现城市化快速发展、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共赢。     

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效率予以度量,运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在通过两阶段SYS-GMM方法有效控制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实证考察了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表现出强稳定性,资源型产业最优集聚规模为0.891,当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0.891时,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旦资源型产业集聚度超过这一拐点时,产业的过度集聚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由于资源型产业以水平型集聚为主,使得资源型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当集聚类型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化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影响将会凸显出来;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对于不同传导机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四个因素推延了资源型产业最佳集聚规模阈值,降低了由于集聚规模扩大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拥塞效应"的风险;中国48.39%的省份处于资源型产业集聚"规模效应"阶段,集聚规模的扩大会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1.61%的省份大多属于资源富集省份,处于产业集聚"拥塞效应"凸显阶段,若继续扩大集聚规模,过度集聚将进一步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政府公共支出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

在"节能减排"呼声日益高涨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碳排放行业的环境公共支出力度。本文根据1998-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政府支出和碳排放的双向作用机制,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联立方程模型中引入政府公共支出变量,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既具有负向的直接作用,能够发挥减排效应,又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发挥间接作用,间接效应的强弱和方向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在均值收入水平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中正向的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使得总效应为正,不具有减排效应。此外,我们计算得出CO2倒N型曲线的转折点为720元和271 445元,到2011年我国所有省份都处于CO2倒N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人均收入提高会直接增加碳排放,并且离跨越转折高点还有较远距离。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均物质资本、经济开放度和产业结构都对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会加剧地区的碳排放污染;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口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下会增加人们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从而减缓碳排放进程。因此,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亟待实施差异化的公共支出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老龄化与省际经济增长倒U型关系检验

中国进入快速的人口老龄化阶段,对于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如何认识,是值得不断研究的课题。采用面板分位数和面板非参数模型实证检验了老年人口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不同分位数条件下,老年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转折点有所不同。总体上,老年人口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但是效应是逐渐递减的,当超过转折点之后,其效应由显著正向影响变为不显著负向影响。面板非参数估计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经济发展水平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并向负向效应转变,但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转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     

环境政策与经济绩效——基于污染的健康效应视角

文章基于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的视角,通过考察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进而经由健康水平影响有效劳动、经济产出及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一个扩展的Ramsey模型中探讨了环境污染、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模型的稳态特征做了比较静态分析和政策影响分析。研究表明:(1)代表性个人的"时间偏好率"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动态行为与长期特征;(2)当考虑污染的健康效应时,环境政策与均衡产出和福利水平分别呈不完全相同的倒"U"型关系。具体来看,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大(即,主要关注当前财富价值,较少关注未来财富价值)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可能会挤占物资资本积累,然而健康状态不被重视,这是因为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消费水平而不是健康支出决定;而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小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投资和健康投资都不会挤占物质资本积累,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健康支出而不是消费水平决定。再者,基于环境投资目的的"环境税"会对与健康人力资本相关的参数变化产生反应,会显著影响"最优环境税"和每一环境税所对应的均衡产出与福利水平。文章的经济学含义以及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面对着"环境污染→社会成员健康水平→人力资本的有效劳动→经济产出""环境投资(环境税)→物质资本投资→经济产出"的双重影响关系,亦即,面临"经济产出"与"社会福利"的权衡,最终的权衡决策取决于决策者所代表主体的"时间偏好率"。     

中国环境公共支出、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

在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协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管制以及相关环境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由于市场制度环境、环境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差异,政府环境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本文从企业技术效率的角度,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地市级企业技术效率,基于联立方程组检验了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环境公共支出中用于科研等技术开发性资助支出较少,没有对企业的技术效率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而现阶段中国环境规制水平普遍偏弱,制度质量和环境公共支出规模未能形成有效的外部创新激励,预期中的"波特假说"效应并不显著。因此,中国政府应在规模上进一步加大环境公共支出力度,大力提升环境规制水平以越过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U型拐点,在结构上提高在环境科研、环境生态信息建设、环境健康教育上的支出比重,充分发挥环境公共支出建设良好外部技术创新环境的积极作用。     

重庆市人口老化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

目前,重庆是我国"最老"的城市,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2.42%,高于全国其他省份,且老年抚养比已达到17.36%,老龄化的趋势明显。老年人口的增多给政府支出带来极大的负担,2011年,重庆养老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6.3%。为了研究重庆的老龄化状况及对政府支出的影响,本文使用Cpps人口预测软件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进行预测并使用Stata 11对重庆老龄化对财政支出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到2030年,重庆市老年抚养比将接近30%,且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将导致政府财政支出上升大约0.4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下农业人力资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而且是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农业人力资本的提升决定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水平。该研究首先构建了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劳动力系数,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总体情况。其次,运用超效率SBM方法,构建GM指数测度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分析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分布与区域差异。最后,结合农村劳动力系数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老龄化系数从2011年到2021年增长了0.063,农村老龄化问题正不断冲击着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2)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2011到2021年大多在1以上,农业绿色发展态势良好,且增长主要动力来源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3)农村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结构显著抑制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创新水平提升在上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区以及中国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以及中国东中部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可持续发展研究的3个关键课题与中国转型发展

从数量扩张的增长模式转向质量提升的发展模式,是中国未来30年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在3个关键课题上的研究进展.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富祉的关系上,指出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富祉的贡献存在着门槛,跨过这个门槛经济增长对福利贡献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上,指出经济增长没有导致资源环境消耗的倒U型曲线,在自然资本存在限制的情况下无限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在政府支出与民生发展的关系上,指出公共支出增大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福利的提高,而公共支出的结构与方式对民生发展却是极其重要的.在对每个问题分析事实依据、原因解释、政策意义的基础上,针对中国转型发展提出了一些具有长期意义的理论思考与政策思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

在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猛增长和国内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科学评估OFDI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对新时代下我国实现对外开放和扩大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200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发现:①OFDI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增长,且东部地区OFDI的就业效应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并未出现类似欧美发达国家OFDI引致的"就业流失"现象。②OFDI的母国就业效应呈现出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但现阶段这种积极影响还较为有限,尚有较大提升空间。③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仅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④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存在异质强化机制,城市化、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约束下均呈现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和贸易开放度调节下分别表现为正向"U"型、正向"N"型和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⑤只有当城市化、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限度,以及在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适度的贸易开放度下,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成效。本文为重新审视OFDI母国就业效应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对正确处理OFDI与国内就业关联具有一定启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选取老龄化系数、老少比两个指标,首先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法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并按三区域进行结构分解;然后结合省际面板数据使用FGLS估计法实证检验了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各层面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地区差异明显但短期变化趋势并不稳定,呈现反复波动态势;长期来看,老龄化地区差异呈逐渐扩大趋势;2004年以后,中、西部省际间老龄化差异呈扩大趋势,东部呈收敛趋势,东部省际间差异对老龄化总体差异影响最大;总体上看,区域内老龄化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呈收敛趋势,区域内差异远大于区域间差异,这说明老龄化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差异引起的;人均GDP、出生率是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重要两大因素;死亡率对全国层面老龄化反向影响效果显著,城市化率对中、西部层面老龄化正向影响较大,而文盲率对各层面老龄化未见反向影响效果。     

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估算：人力资本变化的视角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换之际,增长动力也发生了变化,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如何演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遵循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方程,考虑了人力资本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力资本,运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文中考虑了三种数据来测算人力资本,除了传统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非线性和投入时间,采用大量调查问卷得来的公民科学素质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衡量指标。研究表明,在这三种情况下,C-D型生产函数中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63、0.59和0.57,这一结果与过去三十多年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的收入分配比例相近。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和短期经济波动,分别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进行了预测,并预测了2018—2035年中国经济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区间为5.02%～5.25%,其中2018—2025年期间为5.72%～5.91%,2026—2030年期间为4.69%～4.96%,2031—2035年期间为4.22%～4.50%。可以看出,随着物质资本投资增速和收益率不断下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未来将不断下降,但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将减缓这一下降趋势。在中国经济减速成为新常态的情形下,长期内政策考虑到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持续投资,财政上加大对基础教育以及学前教育的投资,税收上鼓励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减免;短期内政府继续实行积极的需求管理,重视投资结构的优化,加大政府对于经济周期的调节,防止经济剧烈波动,未来十五年中国还会平均保持一个5%以上的中速增长。     

共享投入关联视角下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差异研究

绿色创新是突破当前资源环境约束,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实现中国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有必要分析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确定差异形成的具体环节及制约因素。本文考虑创新资源在两阶段的共享关联性,并将单位GDP的工业碳排放量和"三废"污染物纳入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研究框架,利用共享投入关联两阶段DEA模型测度200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和成果转化效率;根据企业绿色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之间的关系,将各省份企业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模式分为4种类型;最后,从企业特征和区域环境等方面,利用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分析和检验两阶段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企业绿色创新两阶段效率均值分别为0.794和0.904,绿色研发效率明显偏低;东部和西部企业绿色研发效率均值相对较高,而中部地区效率损失缺口高达30.6%;绿色成果转化阶段,东部地区接近于最优水平,中西部地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2)各省份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模式分类发现,低绿色研发低成果转化型企业占20%,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还有46.7%的企业在绿色研发(或成果转化)阶段效率损失较大。(3)创新氛围、产学研合作、环保投入强度、外商投资有利于企业绿色研发效率的提升,绿色研发效率与知识产权保护(IPP)呈U型关系;成果转化效率与企业规模、政府支持、环保投入强度均负相关,而与IPP呈倒U型关系,当前IPP的加强有利于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最后提出营造公平的创新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格执行污染排放限制标准等建议。     

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能化解产能过剩吗?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投资失调所导致的就业-产业结构失衡是工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本文基于中国2002—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影响工业产能过剩的直接效应及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调节效应,并分析了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具有显著的化解效应,但呈现"倒U型"的影响路径。②调节效应的结果显示,非效率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有偏的技术进步升级抑制了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而人力资本升级不仅促进了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还能有效改善了就业-产业结构对化解工业产能过剩的不利影响。③门槛效应的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呈现"先促后抑"的影响路径,而技术进步升级在跨过经济发展门槛值前后,则呈现出"先抑后促"的影响路径。以上研究结论意味着,现阶段促进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与加快人力资本升级,可以成为化解工业产能过剩的新思路。     

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能化解产能过剩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投资失调所导致的就业-产业结构失衡是工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本文基于中国2002—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影响工业产能过剩的直接效应及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调节效应,并分析了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具有显著的化解效应,但呈现“倒U型”的影响路径。②调节效应的结果显示,非效率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有偏的技术进步升级抑制了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而人力资本升级不仅促进了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还能有效改善了就业-产业结构对化解工业产能过剩的不利影响。③门槛效应的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呈现“先促后抑”的影响路径,而技术进步升级在跨过经济发展门槛值前后,则呈现出“先抑后促”的影响路径。以上研究结论意味着,现阶段促进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与加快人力资本升级,可以成为化解工业产能过剩的新思路。     

数字经济是否有效促进了节能和碳减排?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为探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该研究以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的正“U”型或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省际和区域差距,广东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低;②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均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均显著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节能效应大于碳减排效应;③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异质性;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环境、数字用户规模及数字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对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增加数字用户规模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如何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基于鄂、赣、川、滇四省调查数据

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是中国农业保险政策改革的重要举措,已有文献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如何影响农户生产效率关注不足。为此,基于湖北、江西、四川以及云南1 290户农户数据,从农业保险的主体异质性出发,实证研究了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农户生产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说明当前学界关于农业保险促进还是抑制生产效率争议的重要原因是忽视了保障水平差异等农业保险的主体异质性。(2)在"倒U型"影响的促进机制中,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带动短期投资增长、提高种植结构专业化水平以及增加贷款获取,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当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并越过"道德风险的门槛"后,农户短期和长期农业投资均出现下降,并选择将家庭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3)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从经营规模看,小农户相比规模经营户对保障水平的反应更敏感;从种植作物类型看,不同类型作物的生产效率拐点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具有以下政策启示:一方面,当前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大致处在30%～40%,距离生产效率拐点的保障水平临界值(70.9%)还有足够的提升空间,因此在这一阶段提高保障水平既是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的客观需求,也具有提高生产效率发挥"助推器"作用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鉴于小农户对保障水平更"敏感"的特性,使得以小农户为主体的我国农业更应警惕并提前规避可能出现的"高保障-低效率"陷阱。     

论提高健康投资效率的最优选择

我国目前正处在健康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把有限的健康资金用于初级健康保障领域，还是继续投入到大病统筹医疗保险．将决定未来我国健康体制的投资绩效。在现行健康保障制度下．我国公共卫生支出规模小、投入结构不合理加重了城乡居民的健康负担；医疗服务可及性低、公平性差导致居民健康产出水平低、医疗服务满意度差。并造成巨大的人力资本损耗和经济损失。在我国现有财力水平下．作为卫生领域的主要参与主体，政府应该逐步提高公共卫生支出规模、改变现有卫生筹资模式．将公共健康资金更多的投入于具有广覆盖、低投入、高产出的初级健康服务领域。这是实现健康公平性、减轻民众健康负担和提高健康投资效率、提高民众健康产出的有效途径。     

中日韩循环经济政策比较研究

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投资主导型的经济模式中环境保护要素的缺失导致我国工业化发展旱、中期的资源、能源约束、效率低下和浪费严重。在我国实施循环经济刻不容缓。循环经济政策是依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而制定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日韩三国在地缘关系、政治传统、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彼此趋同，反映在循环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上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对三国循环经济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有益于我国的经验，无疑具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采用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作为指导，运用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方法进行研究，对中日韩循环经济政策演变的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比较，深入全面地考量其指导思想和举措的选择动机，系统广泛地从多方面研究中日韩循环经济政策。并将三者加以比较，以得出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借鉴意义的经验，更好地推进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