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次产业演变与PM2.5排放的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三次产业经济增长与PM2.5排放关系视角回答PM2.5排放源争议以及减排措施的有效性问题,文章基于2008-2014年季度数据,利用X-12-ARIMA方法分析PM2.5排放数据的季节性波动,并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PM2.5排放数据不存在稳定季节性和移动季节性特征;第二、三产业经济增长是PM2.5排放的格兰杰原因;第二产业是PM2.5排放的长期主要来源,累计效应稳定在15,短期波动对PM2.5排放产生较强促排效应,但在滞后3期出现抑排效应,表明减排措施存在滞后效应;第三产业长期为抑排效应,累计效应稳定在-3,但在滞后3期出现促排效应,表明存在PM2.5排放部门;方差分解结果显示,三次产业经济增长对PM2.5排放的贡献比例为45.2%,其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贡献率分别为33.82%,11.04%,0.36%;其余为区域传输和生活排放,区域传输贡献为28%-36%,生活排放包括私家车、生活消耗燃煤,以及居民烹饪的油烟,比例可达到20%左右。研究结果支持了PM2.5排放源中存在31.1%的机动车和14.1%的餐饮业排放,而不存在高比例的生物质燃烧排放。据此明确了当前第二产业减排措施的有效性和滞后性,以及加强第三产业减排、顶层设计京津冀区域协同减排和控制生活排放的相应措施。     

区域机动车污染物总量排放特征与削减量分配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日益深入与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机动车尾气污染已成为影响城市群空气质量的重要威胁。由于大气流动性等原因,大气污染治理的范围亟需从单一城市层面扩展到区域层面,因此,研究区域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排放特征,并据此提出区域减排的对策措施变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因此,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分析2007-2011年的机动车常规污染物(CO,NOx,HC,PM)区域总量的排放特征,并从区域内部的污染物分担率角度,分析不同省市的污染物贡献程度。然后以2012年的区域排放总量为基础,根据地区间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空气质量差异运用改进的等比例分配方法分配污染物区域总量减排指标,结果表明:京津冀四种污染物总量除个别年份波动外均呈现上升趋势,而从区域内部分担率上看,河北省对污染物排放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北京和天津均呈现递减趋势。在2012年的基础上降低10%的目标下,计算得各地区削减率分别为:CO(北京12.4%,天津10.0%,河北77.7%),NOx(北京33.1%,天津11.1%,河北55.8%),HC(北京9.0%,天津5.2%,河北85.8%),PM(北京24.0%,天津13.2%,河北62.8%)。因此,建议将京津冀机动车污染物总量减排的重点放在河北省,加快在河北省内实行更高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并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投入,以降低区域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中国城市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灰色关联、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时空关联影响、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具有显著为负的时空关联性,其时序关联强度均值为负,呈"W"型波动变化,且空间关联强度负值城市占比较高.(2)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邻近城市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未发挥促降本地PM2.5污染的积极作用.(3)环境规制促降PM2.5污染的重要中介变量分别是工业生态效率和技术水平,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工业生态效率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达55.69％,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为4.85％.(4)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其并不能有效降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PM2.5污染,而对西部城市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碳交易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减排和大气污染物减排工作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战略任务。碳交易政策是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在于通过设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倒逼排放主体实现减排。作为调节经济发展和环境压力的市场型政策工具,碳交易政策能否对碳排放强度以及PM_(2.5)和SO_(2)等大气污染具有协同减排效应值得深入研究。该研究以2006—2018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以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中、西3个子样本,探究区域异质性,并将中介模型纳入分析框架,探究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影响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碳交易政策在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实现PM_(2.5)与SO_(2)协同减排;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对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减排作用大小表现为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小;③碳交易政策对地区降污减排的中间作用机制表现为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和碳强度、SO_(2)、PM_(2.5)的显著中介效应。这些结论表明:在城市大气环境治理中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市场与主体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碳交易政策,要将区域异质性考虑在内,增强对大气污染的区域协作治理。另外,城市规划建设要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立足点,获取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碳交易制度,优化污染物协同减排路径,实现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主要部门污染物控制政策的温室气体协同效果分析与评价

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监督管理减排是实现我国污染物减排的三个主要措施,近年来我国SO2的排放呈现出下降的态势,本文选取电力、钢铁和水泥这3个重要行业,测算了在"十一五"以来SO2的减排效果,以及由其带来CO2减排的协同效果。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3个主要行业减少污染物排放超过1 000万t,其中工程减少污染物排放超过700万t,结构减少污染物排放300万t。由此带来的协同效果显示,由于结构减排带来了超过7亿t CO2的减排,而由于工程效应减少污染物的同时带来的CO2增加500万t,因此总计带来7-8亿t CO2的减排。而"十二五"前两年减少污染物排放400万t,其中工程减少污染物排放350万t,结构污染物排放减少了40万t。由此带来的协同效果显示,由于结构减排减少了CO2排放1.74亿t,而由于工程效应减少污染物的同时带来的CO2的增加量为200万t,因此总计带来1.72亿t CO2的减排。结构减排和工程减排两种措施可以在行业内实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其贡献程度由于行业的差异有所不同。"十一五"期间电力行业较多是依靠工程减排实现SO2排放的降低,而水泥和钢铁行业则更多是依靠行政命令如关停落后产能和机组实现污染物的减排,显示出电力行业通过技术实现污染物的减排,而其他两个行业则主要靠调整结构来实现减排。电力行业中的末端治理技术即工程减排贡献了大部分的污染物减排,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末端治理技术会导致能源消耗的增加,即引起CO2排放的增加,因此污染物的协同控制效果较差,而钢铁和水泥行业的污染物减排则由于更多是通过结构调整的手段,如关停落后产能和机组,因此其协同效果较为显著。"十三五"期间,需要继续控制双高产业的发展,强化"前端"污染物控制减排,夯实结构减排的协同成效,加大工程减排的实施,缩小减排工程能力和实际减排效果的差距,实现"末端"污染物减排,加强"前端"审批和"中段"运行管理效果。     

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16城市2005～2017年数据的时空模型

基于湖北省16城市2005~2017年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对空气SO2、NO2、PM10含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化水平中,人均GDP对空气中SO2含量有显著负向影响,对NO2有显著正向影响,民用汽车的数量、公路里程对城市空气中SO2、NO2、PM10含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化水平对空气中SO2、NO2显著负向影响,对PM10含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绿地面积对空气中SO2的含量有显著负向影响,对NO2、PM10的影响不显著。为此,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必须强化城市民用汽车尾气排放检测,加强城市配套园林建设;必须建立城市绿色发展联动机制,做好区域巡查监管。     

京津冀PM_(2.5)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内在关系研究

大气污染物的源排放是形成灰霾天气的内因,气象条件是形成灰霾天气的外因。本研究通过构建PM_(2.5)浓度的两段式分布滞后模型,结合自然环境因素及经济因素对PM_(2.5)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在第一段模型中构建了PM_(2.5)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分布滞后模型,第二段模型中构建了不同的大气污染源对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模型。大气污染物排放源主要包括工业源、生活源、机动车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源。在工业源中,工业废气重度污染行业是大气污染物排放主要的贡献者;在生活源中,燃煤消费量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影响很大,这也是冬季供暖期间PM_(2.5)剧增的原因;在机动车源中,尽管黄标车的保有量仅占汽车保有量的10%左右,但却占据了颗粒物排放量的绝大部分。利用京津冀代表性城市PM_(2.5)日度数据研究得出平均气温、平均风速、日照时数、平均气压、降雨量、平均相对湿度、沙尘暴等因素对PM_(2.5)浓度的负向与正向作用。研究发现,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对PM_(2.5)浓度具有聚集的滞后效应,当期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滞后一期、滞后两期、滞后三期大气污染物对PM_(2.5)浓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影响依次递减。构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污染源影响因素模型揭示一个地区煤炭消费量、工业废气重度污染行业工业增加值、黄标车保有量对该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对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提出了对策建议。     

莱芜市空气污染问题分析与防治对策初探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及工业化进程,空气污染防治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来以莱芜市为例,分析了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等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并从能源结构调整、扬尘综合整治、机动车排气管理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改善措施。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特征研究

自下而上基于点排放源建立长江三角洲地区1 km CO2排放空间网格数据,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法确定城市边界,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真正城市的CO2排放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CO2排放的空间特征受典型城市驱动和影响。上海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排放中心,上海的城市边界和城市排放结构与上海区域基本一致;江苏和浙江的城市直接排放分别占各省直接排放的47.05%和36.96%。两省的城市人均CO2排放水平都低于农村和整个区域人均CO2排放水平。这种现象和发达国家城市与郊区、农村的排放比较特征一致,说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随着城市化和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与成熟,城市排放效率会优于非城市地区的排放效率。长江三角洲地区部分地级市(如苏州市和宁波市等)出现了两个核心排放城市,且彼此排放结构差异很大,而一些城市(如上海和昆山、无锡和张家港等)的城市边界和CO2排放在空间上已经联接成片,构成新的城市排放中心。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整体CO2排放增长速度要快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城市人口增加1%,则城市总CO2排放约增加1.35%,说明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城市CO2排放效率呈下降趋势。这种整体态势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人口规模差异较大,众多城市发育不成熟造成的。低于100万人口的城市,其人均排放水平波动很大,当人口规模超过了100万,城市人均排放水平基本都稳定在10.00 t/人以下,而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小。     

南昌市环境空气污染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2014~2017年南昌市不同时间尺度AQI及主要空气污染物数据,利用GIS技术、神经网络分析、后向轨迹模型及地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南昌市环境空气污染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南昌市近年来空气质量总体变化不大,空气质量等级以良为主,占全年比例为57%~61%。但首要污染物变化较大,即PM2.5比例显著下降,NO2和O3比例显著上升,PM10变化不大。南昌市空气污染季节变化显著,冬春季空气质量较差,以PM10、PM2.5污染为主,夏季空气质量最好,以O3污染为主。空气污染周变化以周末及周一污染较重、周四污染最轻,说明南昌市空气污染除了与群众出行习惯有关,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南昌市空气质量日变化呈双峰型（9:00~11:00和20:00~22:00）,主要受上、下班高峰期带来的交通尾气影响。南昌市空气污染空间变化呈典型的“郊区-市区”分布,其中AQI、PM10、PM2.5、SO2、NO2、CO值均以市区较高、郊区较低,而O3的空间分布规律正好相反,这主要与城区NOx排放较多,O3易与其迅速反应而消耗有关。后向轨迹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来自本地的短轨迹气团占比高,对PM2.5、PM10、NO2、O3的影响大。气象因素上,PM2.5、PM10、NO2受相对湿度影响较大,O3受温度影响较大。     

我国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地区差异分解分析

本文在分析我国SO2排放现状的基础上,运用LMDI方法系统地分解了中国1997-2007年各省市自治区的SO2排放强度,并进行了东、中、西地区差异分解分析。为分析减排政策对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对各地区1997-2000年、2001-2005年,及2006-2007年的排放强度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在能源强度变化、排放强度变化和排放系数变化这三个引起SO2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中,能源强度变化对我国SO2排放强度变化起到了最为显著的作用;我国SO2排放强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不同的地区,SO2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完全一致;近十年来,能源强度变化导致的SO2排放强度削减量和排放系数变化引起的SO2年均排放强度变化率从东部向西部递增;从十五时期开始,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年均排放强度开始下降,排放系数变化开始使排放强度降低。因此,要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作为重要工作方向。建议按照东、中、西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实行灵活的减排政策。     

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监测数据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选取PM2.5、PM10、SO2、NO2、O3和CO作为评价因子,通过建立各污染物的隶属函数和权重集,运用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对北京市的五个区域(城六区、西北部、东北部、东南部、西南部)2013年10月23-29日期间进行了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结果表明,该期间北京市环境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是PM2.5,其次是PM10、NO2、O3和CO,最后是SO2。空气质量评价结果由好到坏的顺序为:西北部、东北部、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结果客观地反映了北京市的空气质量状况,从而为改善和治理大气污染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区域节能减排能力测度与政策推进——以东北地区为例

"十一五"即将结束,文章根据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在五年内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战略目标,以东北地区为例,在分析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生产与消费以及环境状况基础上,指出东北地区还存在着能源利用效率不高、节能目标实施进度滞后、水环境质量改善缓慢、大气污染形势不容乐观等问题;通过对东北地区各省在"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实施过程中的节能能力、SO2和COD削减能力以及投资机会的定量分析,为强化节能潜力的挖掘、SO2和COD的削减提供决策依据.最后,本文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循环经济发展、管理体制完善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实施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全力推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完善节能减排调控手段等对策措施.     

“2+26”城市治霾方案效果评估:以山东省为案例的研究

以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为对象的区域性雾霾专项治理已经开展两年有余。要判断“2+26”城市治霾方案的实施是否取得了显著成效需要通过科学的实证分析加以验证。采集山东省13个内陆城市2016—2018年每日空气质量指数(AQI)、六种单项污染物(PM 2.5、PM 10、SO 2、NO 2、CO、O 3)浓度以及气象条件等数据,以其中属于“2+26”城市的7城市作为实验组,其余6城市作为对照组,基于双重差分法,对“2+26”城市治霾方案在山东省相关城市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试图分离方案实施所带来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2+26”城市治霾方案的实施总体上有效,对污染传输通道7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指标的降低发挥了显著作用。②“2+26”城市治霾方案对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PM 2.5、PM 10、CO浓度的降低有显著贡献,但对SO 2、NO 2和O 3指标的改善贡献并不明显。③对方案进行分时段动态效应分析发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发布并未对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落实和执行才是“2+26”城市治霾方案显著见效的保障。该研究在严格遵守双重差分法前提条件的同时,还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户用沼气模式生命周期减排清单与环境效益分析

相对于传统农业活动,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生产具有清洁的能源生产和高度闭环的废物回收处置等明显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入户推广。本文综合考虑沼气工程建造、使用和综合利用等生命周期过程,分析了典型户用沼气池综合利用各阶段环境节能减排清单,并在此基础上评价其环境效益。结果表明,"猪-沼-稻-果"综合农业利用模式下单位沼气池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其中CO2、PM10、CH4和CO净减排量分别达3 060.700kg、19.820kg、12.960kg和75.590kg,总净节能达9 068.4MJ。其中,玉米秸秆、沼液沼渣的利用和燃煤替代对温室效应的减缓明显,畜禽粪便的利用和燃煤的替代减缓了环境酸化以及富营养化过程,而光化学氧化的减缓主要来自玉米秸秆的利用而减少的CO、VOC的排放,沼气工程对人体毒害的减缓主要是来自燃煤替代而减少的SO2和PM10排放。户用沼气利用对各种环境影响均有减缓作用,其中对光化学氧化、富营养化、环境酸化和温室效应的改善最为显著,对于降低能源耗竭、减缓对人体的毒性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中国环境效率及污染物减排潜力研究

在中国提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约束目标的当前,测算与日益趋紧的"总量控制"政策目标相契合的环境绩效和减排潜力,具有重要的应用与学术价值。基于此,本文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和技术差异性特点,应用与数据生成过程(DGP)相一致的SFA共同前沿两步回归方法,科学估计2004—2014年间中国省际环境成本模型,有效克服传统估计方法存在的偏误,进而根据实际污染(SO_2)排放与最小排放量的距离计算环境效率与减排潜力。结果显示:(1)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价格、家庭数量以及交通出行对中国SO_2排放量增加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技术水平提高与家庭规模扩大显著抑制了污染排放。(2)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开放的三个维度与研发投入对环境效率具有积极影响,环境治理投资与国有资产占比对环境效率具有负向效应;各种外部环境变量对技术差距比的影响不同,东中部地区环境技术显著高于西部地区。(3)当前中国总体环境效率不高,共同前沿下的环境效率年均只有0.537,尚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各省份、三大地区的环境效率和排放技术差异显著,不管是总体环境效率还是减排技术,东部地区都比中西部地区高得多。(4)中国的总量减排任务可以通过改善环境效率来完成。如果环境效率提高到100%,污染物排放总量将会降低大约1 192万t,相当于中国在2014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60.36%。短期内可根据各区域现有技术水准设定有区别的减排目标,长期而言,应将参照基准扩大到全国,释放最大的潜在减排空间。     

基于DEA模型的国内各地区节能减排效率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从宏观角度将国内各地区作为开展节能减排成效评价的基本单位,从不同的角度对节能减排各项指标进行了分类,建立节能减排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了2007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能源、水资源利用效率以及废水、SO2综合治理绩效和效率。分析表明,我国能源、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废水、SO2治理和排放效率虽有普遍提高,但整体效率仍比较低,节能减排的潜力很大。     

山东省工业结构演变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本文以LMDI分解方法研究山东省1991-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的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的变化特征,测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山东省SO2、烟尘、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总体趋势改善,但污染物排放的产业集聚性特征明显,其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总增加值的25-45%,而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0%以上;②规模效应是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调整工业结构特别是减少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是污染物减排的重要途径;③1991-2011年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SO2、烟尘和粉尘排放量将分别增加或减少19.13百亿标m3、5.68万t、2.25万t、3.70万t。依据上述研究结论,需要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环境管理政策、科技支撑体系等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应对当前的大气环境问题。     

煤制天然气发电对中国碳排放和区域环境的影响

PM2.5治理与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然而并非所有的PM2.5治理措施都达到低碳的效果,煤制天然气项目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类。本文梳理了煤制天然气产业政策与现状,采用全生命周期评价法,对煤炭和煤制天然气发电过程中的CO2、SO2、NOx排放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用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每发1 k Wh电可以减少SO2排放9.73 g,减少NOx排放0.45 g;但同时将多消耗142 g标准煤,增加CO2排放406.2 g。煤制天然气项目对天然气使用地的大气污染防治具有正面作用,但却给煤制天然气生产地带来严重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从而,煤制天然气的生产与消费是一种资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转嫁,而且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的煤炭使用量和CO2排放量。定量评估显示,如果将各地建成、在建或拟建的所有煤制天然气项目全部投入生产,每年约消耗8.1亿t原煤,用这部分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发电所增加的CO2排放将占2010年全国CO2排放量的3%-6%。因此一味地使用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来达到雾霾治理这一目的,忽视其将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资源环境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问题,我国环境保护与低碳发展将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恶性循环。改善我国环境质量的根本途径在于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最为优先的措施。煤制天然气应该用来替代分散的煤炭使用,以此来达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目标。在发电行业,应该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实现比使用煤制天然气更好的环境效益。从全生命周期内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来看,煤制天然气项目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慎重决策。     

煤炭资源税改革对行业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影响

煤炭是我国重要战略性基础资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煤炭资源税改革对经济增长、行业发展和节能减排影响重大。本文构建动态递归CGE模型,采用GAMS软件以2%、5%和10%的税率区间分析煤炭资源税改革对行业发展、资源效率和减排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节能减排方面,资源税改革能有效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耗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当采用10%的税率时节能减排效果最佳,可以有效抑制CO2和SO2排放,但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降低GDP增长,抑制开采业、工业、能源、运输业和农业等产业总产出;从长期看,适度的煤炭资源税税率能在经济增长可承受范围内最大限度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实现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均衡发展。因此,应重点研究资源税率设置的科学性,在不同主体和行业影响基础上,合理选择资源税税负水平,减轻资源税改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并通过政策引导其产业升级,提高节能减排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