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研究(2000～2010)

以第5次和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因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中心城市成都2000～2010年间的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10年间成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因子、社会区、结构模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主因子演变特征归纳为一般工薪阶层及专业技术人员因子和产业工人因子呈现较大变化;而外来人口和居住条件因子、高学历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因子呈现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社会区演变特点归纳为中心老城区空间结构优化与功能定位升级,并向"三降两提"演变;知识分子居住区扩展并与少数民族聚集区分离,呈现出居住分异趋势;外来人口逐渐向二三产业流动且集聚区规模扩大;农业人口聚集区逐渐远郊化及蓝领人口区域的凸显。社会空间结构模式由2000年的单一化和同质化的"圈层+扇形"结构,向2010年的"圈层+扇形+多核心+多组团"格局演变,各类型空间区域扩大,空间异质化更为明晰。     

江苏城市居住隔离测度及区域差异性研究

城市空间作为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的集中场所,揭示了城市空间不平等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联性,城市居住隔离是不同社会群体的财富在空间上固化,研究居住隔离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实现空间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居住隔离的研究背景、概念内涵以及我国居住隔离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居住隔离测度指标——隔离指数的定义及应用发展。选取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典型城市无锡、南通、盐城,将居住社区划分为一类社区、二类社区、三类社区及四类社区四种类型,通过计算三个城市不同类型居住社区的隔离指数,分析江苏城市居住隔离的总体特征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无锡、南通、盐城三市城市基于职业的居住隔离程度呈现较低的状态;三市四类居住社区隔离指数呈近似U形曲线,即隔离指数二类、三类居住社区要低于一类、二类居住社区,可知二类、三类居住社区居住人员职业构成相比较于一类、二类居住社区要相对多元;三市总体隔离指数和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的状态,即隔离指数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但显著性不强。     

岷江上游植被生境适应性空间分异格局的间隙度分析

了解岷江上游不同植被生境适宜性类型在整体和局部上的空间分异格局对植被生境管理和修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岷江上游4类植被生境适宜性类型空间分布图借助分形和贝叶斯理论,建立间隙度指数模型和多水平贝叶斯模型,实现定量表征不同植被生境适宜性类型在整体和局部空间上的聚簇和分异程度。结果表明:1)汶川在Ⅰ~Ⅳ类、Ⅲ类和Ⅳ类生境适宜性下的间隙度指数最大,其对应的空间分异尺度为3 000 m(即为30倍网格边长,网格边长为100 m)、2 900 m、2 800 m,而松潘在Ⅰ类和Ⅱ类型下的间隙度指数最大,其空间分异尺度为3 000 m、2 700 m。2)Ⅰ~Ⅳ类、Ⅰ类和Ⅱ类生境适宜性分别在汶川、松潘和理县的间隙度维数最大,空间格局聚簇性较小,进一步证明空间分异尺度较大,而Ⅲ类和Ⅳ类生境适宜性在茂县的间隙度维数最大。岷江上游植被生境空间分异格局的间隙度分析,可以为研究生境空间格局及其生境管理尺寸在整体和局部上的差异提供必备的条件和依据。     

泰州市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优化研究

人口的优化分布不仅要考虑到生态保护、灾害规避、环境质量等,还要考虑经济实力、交通便利程度以及人口的发展现状。借鉴以往研究,结合案例区特点,从区域人口集聚的自然、社会经济资源要求出发选取评价指标,建立基于乡镇单元的评价体系,运用GIS工具综合分析泰州市域人居约束性和适宜性的空间分异特征,综合得到人居综合适宜性空间分布特征,据此进行泰州市域的人口增长与调控分区,将研究区域划分为5类人口增长类型区。研究认为：泰州人居适宜空间主要分布在县市城区、部分邻近乡镇以及戴南镇、苏陈镇、黄桥镇等地区,北部地区如大营镇、合陈镇、大邹镇等人口居住综合适宜性相对较低,应进行人口规模控制或调减,引导这些地区人口向周边生态约束性低、居住环境较为友好以及发展吸引力较大的城镇集聚。     

基于DMSP/OLS数据的江苏省城镇人口空间分异研究

人口空间分异研究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便捷准确地获取城镇人口全局和局域的空间信息,对于合理制定区域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在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和人口数据之间的定量关联基础上,模拟出格网尺度上江苏省2012年人口密度,采用人口集中指数、空间变差函数识别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并探讨区别于行政单元尺度的人口格局形成机理。区域层面,江苏省人口空间分异呈现苏北地区"低密度点状"分布,苏南、苏中为"高密度面状"分布并存格局。城镇层面,江苏省人口空间分布结构具有4种类型,H-H型地区人口各向差异性最强,网格单元内随机变异最小;H-L型人口各向差异性最小,网格单元内随机变异较大;L-L型人口轴向均质化特征明显,网格单元随机变异较小;L-H型空间各向差异性较小,网格单元的随机变异最大。结果表明,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反演而得到的人口格网模型具有巨大潜力,结合变差函数进行拟合分析可定量地刻画城镇内部人口分布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城市闲暇业态的空间分异研究

城市是大量闲暇业集中的空间区域,是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最重要的闲暇空间.虽然已有相关文献涉及到城市闲暇空间的研究,但多以宏观尺度定性的描述为主.通过构建闲暇指数、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四个数理模型,对镇江市中心13条街区1192家业态进行实地调研与量化分析,探索一种定量方法.来研究城市不同街区微观尺度上所具有的闲暇功能、优势闲暇类型及其空间分异规律和不同闲暇业类型在城市街区上的空间布局规律.研究突破了以往的概念描述和集中在RBD的研究方式.将闲暇研究拓展到定量化手段和一般城市空间分异格局的探索.定量化研究的方法和分析结果对城市闲暇空间的规划者、管理者与政策制订者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及DEM的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以浙江省为例

利用DMSP/OLS遥感夜间灯光数据进行人口等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化时,往往受到其较低的空间分辨率、像元过饱和以及像元溢出现象的影响。植被指数（如NDVI）与不透水面呈负相关关系,与夜间灯光数据在反映人类活动、提取建成区方面可以互补,将这两种数据融合可以有效减少夜灯数据像元过饱和等因素引起的误差。通过进一步融合DEM数据对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和NDVI构建的人居指数进行了海拔修正,基于修正后的人居指数与统计人口之间很强的线性相关建立人口空间化模型,获得2010年浙江省1 km×1 km分辨率下的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模拟结果显示,浙江省平均人口密度为515人/km2,模拟的平均相对误差为183%,相比海拔订正前的模拟误差减少约5%,表明利用多源遥感数据融合后的人居指数在省级尺度上模拟人口空间分布的精度较高     

国家园林县城省际分布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针对中国城市分布格局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以国家园林县城这一特殊类型城市为例,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不平衡指数等方法,刻画其数量省际分布格局的演化;综合运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在省域尺度上探究其分布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和交互作用。结果表明:(1)国家园林县城分布一直具有显著的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所形成的空间异质性格局基本保持稳定,但数量在省际间的离散程度总体变大;(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县城建成区绿地率、(自治)县旗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引致国家园林县城数量空间分异的显著性因素,其作用方向除后者外均为正向,作用强度以前者为强;(3)各因素的效应均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平稳性,但其作用的空间分布模式互有区别;影响也并非相互独立,其间存在非线性增强型和双因子增强型两类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力均要大于单独作用时,其中县城建成区绿地率对其他因素的增强作用最为明显。     

安徽省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及空间格局影响因素

基于1 244个镇域研究单元的人均财政收入数据,采用多种空间方法分析安徽省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论如下：（1）从不平衡度指数看,该值在研究时序变化上先升后降,表明近期研究区内部差异程度有所减小;空间序列上南北差异较大,黄山、宣城等市内部差异较小,阜阳、亳州等市内部差异较大。（2）从Zip指数来看,虽然经济发展水平集中的力量逐渐减弱,但实力强劲乡镇的发展速度依然较快且其垄断性较强。（3）从空间分异格局看,高值区主要有两大组团,一处在皖南区集聚且逐渐向北扩展,但2016年有所缩减;另一处则贯穿南北形成条带状“串珠”,呈现先逐渐扩大后几乎消失的变化特征。中值区呈基底状分布在皖中区域。低值区分布在西北和东北,其中西北区逐渐向南扩大,东北区逐渐减小。（4）从空间集聚状态看,4种显著类型区均存在且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显著HH区在黄山市周围集聚,并逐渐向池州、宣城扩展;显著LL区在阜阳、亳州等市集聚,并逐渐向南延伸;显著HL区和显著LH区数量较少且集聚现象不明显。（5）从影响因素来看,基于回归系数的平均值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建成区人口/总人口>常住人口>从业人员>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行政面积>建成区面积/总面积>工业增加值>人均工业产值>地均工业产值。     

基于GIS与栅格数据的安徽省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测评

科学度量人居环境自然背景的适宜性,有助于合理引导人口分布与流动,促进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运用GIS技术,以250 m×250 m栅格为基本单元,选取气候、地形、水文、地被、自然灾害等因子,构建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模型,定量测评安徽省人居环境自然适宜程度,剖析各类型区的适宜性和限制性。研究表明：安徽省人居环境指数介于33.64～74.58之间,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总体较好,绝大部分地区适宜人类居住,适宜性在空间上大体呈现南高北低的态势,与现有人口分布格局相反。一般适宜区面积最广,占安徽省总面积的46.08%;比较适宜区次之,占31.29%;高度适宜区占22.54%;临界适宜区面积最小,仅占0.08%。安徽省近61.16%的人口分布在一般适宜区,高度适宜区与比较适宜区人口所占比例不足40%,临界适宜区人口极为稀少。地形起伏度和水文指数是造成全省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分异的主要因子,测评结果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安徽省人居环境的自然本底。全省人口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较大,人口流动与集聚的适宜范围较广。 关键词： 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栅格;GIS;安徽省     

江苏省人口城乡结构差异的多尺度研究

利用"全国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等数据,基于"多尺度"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总体差异测度指数(标准差、锡尔指数及其分解)、马尔可夫链、ESDA等方法,分析1990~2010年江苏省不同尺度人口城乡结构差异的时空动态演化。结果表明:(1)20a来,江苏省人口城乡结构无论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性在各尺度上均呈缩小趋势,且前10a大幅缩小、后10a缩小幅度减缓。相对差异值及其缩小程度排序均从大到小依次为县域、市域、区域。主要受地区发展基础、增长极的带动能力及范围、政府政策侧重以及人口迁移机制等多种因素差异性的影响。由于三大区域间通过人口流动、交通、产业、资源等的联动效应,因而三大区域间差异的缩小对全省差异缩小的贡献最大。(2)前10a人口城乡结构类型转移概率波动性大,后10a趋向稳定。苏南各市区存在高水平"俱乐部趋同"现象。(3)虽然从区域尺度上看,苏南、苏北两极分化有所缓和,但从县域小尺度上来看,苏北大部分县域与苏南不同县域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这与实际相符合,因此小尺度的自相关分析更符合实际,且小尺度两极分化严重。县域尺度冷、热点地区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南北空间分异显著,涓滴效应逐渐显现,南北差异有所减小。最后提出在"两带一路"背景下针对不同尺度人口城乡结构合理发展的建议。     

城市核心建成区对邻近新增建设用地影响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为探究城市核心建成区对邻近建设用地增长的影响机制,选取1990~2015年间长江三角洲77个县级以上市核心建成区10km缓冲区内新增建设用地图斑为研究对象,借助扩展强度、景观格局指数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图斑的成长特征及扩展模式。结果表明：(1）1990~2015年,各等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平均面积处于周期波动上升趋势,与各阶段国家（区域）政策变化密切相关;城市等级越高,核心建成区周边扩展规模越大;(2）随着与城市核心建成区距离的增加,各等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景观分离度总体呈上升趋势,扩展强度与距核心建成区距离存在衰减的对数曲线关系;(3）研究时段内,城市扩展模式存在两个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第一阶段是1990~2000年,建设用地的增长主要以内部向心填充式集聚为主的城市化阶段,第二阶段是2000~2015年,建设用地的增长主要以离心边缘式圈层扩散为主的郊区化阶段,此阶段大、小城市的飞地式扩展比例明显提升,中等城市边缘式蔓延保持较高的增长比例。针对城市的不同等级及其发展阶段,政策的引导和政府规划对于土地的合理布局有着重要影响。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其空间关联

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首要要求,而创新是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构建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布格局以及空间关联性演变。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1)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指数总体上虽然均有一定的上升,但整体水平较低,2013年开始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2)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及协调度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带内空间分异明显,长三角地区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3)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性呈现集群化现象,且具有"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低水平协调的城市单元可以划分为科技创新领先区、绿色发展领先区和平衡区3种类型;(4)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内相邻城市协调度的变换具有趋同特征。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上海市青浦区景观格局的粒度效应分析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研究区域，基于ETM遥感影像数据和GIS技术，采用优势规则栅格聚合方法，对分类的ETM数据进行了粒度变换。以景观格局分析程序Fragstats3．3为分析工具，从景观类型水平和景观水平上研究了景观格局的空间粒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的景观类型、不同的景观特征指数对粒度响应存在差异：居住景观和道路景观是对粒度响应最敏感的两种景观类型；形状指数、聚集度指数、斑块数量指数对粒度响应的敏感程度较高，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景观面积比例指数、分维数对粒度响应的敏感程度较低；此外，还发现优势景观随着粒度增加面积增大，形状规则的景观对粒度响应敏感程度低。（2）景观指数的粒度响应曲线存在尺度转折点，且多出现在40、60、80、120m，其中第一尺度区域多为20～40m或20～60m。第一尺度域是选择适宜粒度的较好取值范围，所以本研究中所用景观类型图进行景观指数计算的适宜粒度范围为30-40m。（3）研究发现由不同指数表征相同的生态现象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粒度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景观指数量化景观格局的局限性。     

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Super-SBM模型、均方差分解法以及LS回归模型,探讨2006～2016年湖北省3大片区24个国家级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的时空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2006～2016年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呈稳步提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仍相对较低,大致呈现出"秦巴山片区武陵山片区大别山片区"的空间分异格局,高效率县域位于秦巴山片区与武陵山片区。(2)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总体差异与片区内差异呈敛缩态势,但片区间差异处于离散状态;大别山、武陵山、秦巴山3片区内部差异是造成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差异的主因。(3)从省域整体来看,结构化动力与经济动力对旅游扶贫效率的正向驱动作用表现最为明显;从片区层面来看,秦巴山片区主导因素为经济动力与交通动力,武陵山片区主要受经济动力和结构化动力驱动,而影响大别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的主要因素为交通动力与信息化动力。因而不同片区应采取不同的旅游扶贫政策,以扩大旅游发展的益贫与减贫效应,提高旅游扶贫效率。     

大都市区人口空间配置优化方法研究——以无锡市区为例

大都市区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随着人口规模急剧增加,资源消耗、环境容量占用、污染排放均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同时也引致交通拥挤、空间局促、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成为制约大都市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人口总量控制和区域调控政策,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布局与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在借鉴地理学传统分区方法基础上,综合考虑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要素,从人居环境的约束性和适宜性两方面出发,构建人口空间布局适宜性分区评价的指标体系,探讨了单元划分、指标赋值和综合评价等方法,并采用修正矩阵向量模型计算各评价单元人口布局适宜性指数,在此基础上应用同比例关联法构建了人口总量指标空间配置优化模型。最后,以无锡市区为例对分区方法和空间配置优化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老城区人口密度过高,环境容量趋于饱和,需要疏解人口;外围的新城和开发区所在区域,人口密度较低,人口布局适宜性也较好,是未来人口集聚的重点区域;望虞河、直湖港沿线等生态敏感区、机场周边等地区不适合大规模人口布局,需要控制甚至迁出区内人口。在此基础上提出无锡市区人口空间布局优化方案,以期为制定差别化的人口引导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河南中收入丘陵区村庄空心化微观分析

基于对河南省一个空心村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从时间和空间扩展的角度对村庄空心化扩展特征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扩展时段内,村庄的扩展规模和速度有明显差异,这与村庄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有关。在村庄空间扩张的过程中,村庄所处的地形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庄居民的建房偏好与行为,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村庄的空间扩展特征。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促进空心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住宅消费需求。居民在建房资金筹备上的提前消费行为又提高了建房愿望。此外,人口增多,家庭结构小型化,居民居住偏好改变等因素进一步深化了村庄空心化,而现有村庄住宅政策的不完善是导致空心化形成的深层制度原因。     

中国城市收缩的综合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扩张与收缩并存现象已经显现,过去以增长型城市规划作为顶层设计的战略模式需要作出调整,这必然需要更为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城市收缩现象及其时空分异。构建城市收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收缩度模型、主客观赋权法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评价,并运用DPS处理软件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探究城市收缩的驱动机制,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从收缩城市数量和严重程度来看,2011—2017年综合收缩城市有10个,人口收缩城市41个,经济收缩城市28个,社会收缩城市3个,且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的严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②从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特征来看,2014—2017年较2011—2014年的收缩城市数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空间分布上以东北地区为主,并开始在全国其他省区蔓延;③从长期收缩和短期收缩来看,不管是综合收缩城市还是人口、经济和社会收缩城市,均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且长期收缩城市在数量上要明显少于短期收缩城市;④从不同维度收缩城市的组合关系来看,人口-经济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多,人口-社会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少,没有出现经济-社会收缩型城市,而且全维度收缩城市也开始逐渐增多;⑤从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来看,交通状况、环境质量、人口增长和科技创新是导致城市收缩的主要因素,由此归纳出核心城市或区域吸附、资源枯竭、区划调整等几种驱动机制;⑥从城市收缩的应对策略来看,应按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城制宜的原则,从城市精明收缩、复兴导向的城镇化策略和韧性城市建设等角度来灵活应对城市收缩问题。     

中国城市收缩的综合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扩张与收缩并存现象已经显现,过去以增长型城市规划作为顶层设计的战略模式需要作出调整,这必然需要更为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城市收缩现象及其时空分异。构建城市收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收缩度模型、主客观赋权法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评价,并运用DPS处理软件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探究城市收缩的驱动机制,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从收缩城市数量和严重程度来看,2011—2017年综合收缩城市有10个,人口收缩城市41个,经济收缩城市28个,社会收缩城市3个,且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的严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②从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特征来看,2014—2017年较2011—2014年的收缩城市数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空间分布上以东北地区为主,并开始在全国其他省区蔓延;③从长期收缩和短期收缩来看,不管是综合收缩城市还是人口、经济和社会收缩城市,均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且长期收缩城市在数量上要明显少于短期收缩城市;④从不同维度收缩城市的组合关系来看,人口-经济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多,人口-社会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少,没有出现经济-社会收缩型城市,而且全维度收缩城市也开始逐渐增多;⑤从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来看,交通状况、环境质量、人口增长和科技创新是导致城市收缩的主要因素,由此归纳出核心城市或区域吸附、资源枯竭、区划调整等几种驱动机制;⑥从城市收缩的应对策略来看,应按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城制宜的原则,从城市精明收缩、复兴导向的城镇化策略和韧性城市建设等角度来灵活应对城市收缩问题。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攻坚对象,推动该区农民增收与稳步脱贫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基于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测度指标,综合运用空间分类与空间滞后、误差模型分析2000—2014年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67个县域农民收入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2000—2014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但各个片区间的差距明显,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更是差距显著。总结而言,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其绝对收入差距逐渐增加,而相对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2)从其空间特征来看,2000—2014年农民收入的空间分异与其贫困县集中连片分布形态的相似度较高,总体呈现出以低收入与较低收入水平区连片集中分布,较高收入与高收入水平区呈零星分布的分布特征,且随时间变化很小。长江上游贫困片区与环首都周边的贫困县农民收入较低且集中,在当下推进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战略稳步实施的形势下,促进这些区域经济的稳步发展会直接影响到两大战略的成效。(3)从参数估计的结果来看,耕地资源基础、粮食产出效益是影响片区内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中心城市综合实力较弱与交通落后,导致其对贫困县的经济带动作用有限;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快城镇化进程对农民收入产生重要的正向作用;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引进,发挥其经济创造价值对贫困县农民的增收有比较重要的促进作用;人口迁移因子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也比较显著,推动部分环境恶劣的片区农民整体外迁是减贫的一条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