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梯度变动与影响机制

随着城乡利益格局的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现出新的特征,其变动与城市类型密切相关。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表现出随流入地的城市类型而梯度变动的特征,即呈现出在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强,中小城市的流动性强和特大城市的返乡意愿强的特征,大城市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实现留城理想与个人发展最佳的平台。但是总的来说,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与第一代流动人口同中存异,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利用多层模型,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城市类型、经济收入、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家庭迁居、户籍可获得性是影响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此外,户籍可获得性与新生代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交互作用显著的影响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进一步增强了居留意愿在不同城市类型的差异。这体现出户籍制度对流动者的影响逐步由早期的福利隔绝向心理隔绝转变。对不同城市类型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进行量化分析发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动者的居留意愿呈现刚性,而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流动者居留意愿具有弹性。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政策建议:将大城市作为吸纳流动人口的主导区域构建城市发展规划策略,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的产业发展;在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文明建设方面,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相互融合提供政策支持;依托政府、社会组织与学校,提升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     

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考虑集聚动态的效应与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基于创业资源与创业情景理论,结合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并充分考虑人口集聚具有动态性的特征,构建了人口集聚影响创业资源获取、创业机会需求以及创业环境保障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使用2008—2019年中国224个地级市市辖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引入历史建成区面积作为人口集聚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人口集聚影响创业活跃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路径。结果表明:①人口集聚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控制人口集聚的内生性问题会避免低估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②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有显著的滞后效应,且滞后效应的有效时间边界为滞后三期。③人口集聚通过扩大城市市场需求和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创业活跃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按照城市规模等级分组进行拓展性分析显示:④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既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也没有显著的挤出效应。⑤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口集聚指标分解发现中小城市的就业人口和建成区面积增量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减少。基于以上结果,文章建议:①探索将创业支持政策作为基本公共服务,面向常住人口实现全覆盖。②继续引导人口向各级城市集聚,人口在城市中集聚有助于做大国内市场。③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要与人口集聚的速度和规模相适应,应当考虑适度超前于人口集聚的速度。     

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最优城市规模

本文运用新古典经济的框架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的关系。通过构造城市规模扩大而产生的拥挤效应函数,假设城市规模扩大产生集聚效应反应为拥挤效应的降低,并将拥挤效应进入生产函数影响经济的增长,分析经济稳态的演化路径,可得到最优的城市规模、合理的城市拥挤程度和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分析了扰动稳态的变量对演化路径的影响。根据分析总结了三个结论:①长期,无论城市的拥挤效应是否影响生产函数,实物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均收敛于稳态,城市规模均收敛于最优城市规模,稳态时,城市聚集产生的正效应等于拥挤产生的负效应;②短期,外生冲击(基础设施的改善,绿化面积的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等相关的引导政策)会影响长期经济均衡的位置,改变城市的最优规模,减少拥挤效应的措施会扩大城市最优规模;③横向而言,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不同等级的城市都有其不同的最优城市规模;纵向而言,城市的最优规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间变化,因不同的外部条件而改变。因此,在不同条件下,最优城市规模是存在且可变的,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城市化进程应该因时因地适度有序的进行。另外,本文还给出了一个估算最优城市规模的简单模型,可以从中推断最优城市规模扩大的速度关键取决于拥挤程度缓解或集聚效应增长的速度。     

城市“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增长吗?——两种借用规模视角下的再审视

城市规模偏小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推进大城市建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而相关的经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03—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在开放型城市系统模型的假设下,本文拟从绩效规模借用和功能规模借用的视角来再审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破解中小城市高速增长难题。本文研究发现:①绩效规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②此外,通达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用效果。③最后,就借用规模的异质性表现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以借用规模行为占主导,而大城市则以发挥集聚阴影作用为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①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时应该以城市群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消除大中小城市的行政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式发展。②城市群经济的建设可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展开,同时以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的思路来发展。     

城市“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增长吗?——两种借用规模视角下的再审视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规模偏小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推进大城市建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而相关的经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03—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在开放型城市系统模型的假设下,本文拟从绩效规模借用和功能规模借用的视角来再审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破解中小城市高速增长难题。本文研究发现:①绩效规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②此外,通达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用效果。③最后,就借用规模的异质性表现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以借用规模行为占主导,而大城市则以发挥集聚阴影作用为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①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时应该以城市群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消除大中小城市的行政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式发展。②城市群经济的建设可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展开,同时以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的思路来发展。     

北京市人口动态模拟与政策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规模不断膨胀,超过1 000万的超大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规模过大、增长过快以及带来的城市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北京作为一个人口超过2 000万的超大城市,不仅具有超大城市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首都所在城市的特点。本文在厘清北京人口增长机制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政策模拟,考察不同政策导向对未来北京市人口增长趋势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如果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按当前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发展,未来北京人口规模将持续快速增长,到2030年将突破3 000万人,2050年将接近5 000万人,城市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2单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调控人口作用有限。3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有效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挤出大量的低端劳动力,人口调控效果明显。4户籍制度的适度放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来人口规模,但对人口总量的减少并没有起到作用。5与单纯采用一种政策调整相比,多种调控政策并举调控人口的效果更佳。由此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功能定位,决不能搞"大而全"和千城一面,尤其不能将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和总量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甚至唯一目标,不顾后果和不择手段地追求GDP。否则城市人口规模的无序扩大就很难避免,也很难治理。对于北京而言,发挥其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以及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功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才有利于人口的有序发展。另外,政府在人口调控方面必须有所作为,但也不能对人口调控进行大包大揽,取代市场。政府要顺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顺势而为,出台相应的系列综合性调控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对人口调控起到更好的效果。     

安徽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及其调整

等级规模结构是城市体系的三大结构之一,其特征可以反映出城市在不同规模级中的分布状况及城市人口集中或分散的程度,有助于认识城市体系发展所处的阶段。运用统计数据,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安徽省现状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呈位序—规模分布;城市首位度偏低,规模效应不明显;城市规模总体偏小,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发育不足,中等城市突出;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分异明显。在安徽省城市体系动态变化过程中,等级规模结构相对稳定但不断趋于集中,首位城市发展潜力较大,同时各规模级城市具有不同的变化趋势和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皖江城市带的建设、促进皖北城市群的发展、提高皖南中等城市和中心镇水平等优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人地矛盾冲突加剧等问题随之产生。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城市化提升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78年的13.7％上升到2002年的44.7％,产生的城市问题具有典型代表性。在对江苏省1978年以来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城市用地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展,2000年是1991年的1.5倍,人均建成区面积也不断上升,小城市上升幅度最大,为40 m2,特大城市最小,为17 m2,人均建成区面积从小城市到特大城市呈倒三角形分布,经济发展和用地配置机制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开发区、城市新区建设是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城市用地中存在用地效率不高、土地供求矛盾尖锐等问题,应当加强土地管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产业集聚与多维城镇化异质性

产业集聚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要素和资源集聚,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已有研究验证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正向作用,然而,在多维城镇化异质性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实际作用,明确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不仅是从"量"上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更需要从"质"上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因此,本文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三个维度分析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了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机制并提出三个理论假说: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有影响,但受到户籍制度的约束,其影响程度需要进一步验证。然后,本文采用2005—2014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用常住人口比重衡量人口城镇化,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区总面积比重衡量土地城镇化,非农户籍人口比重衡量户籍人口城镇化;以区位熵和经济密度衡量产业集聚度,分析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作用和中介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影响不显著,其原因是户籍制度制约了产业集聚对农村城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有滞后性,产业集聚将通过土地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两大中介机制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这一研究发现契合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先推进城镇人口和土地要素的集聚,然后逐步向打破户籍制度制约、实现常住人口"市民化"的梯度城镇化发展战略。     

福利约束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调研数据,构建包含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功能活动和自由程度的可行能力框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水平对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并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机会、政治参与和心理感受等福利状况的改善均可以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其中,职业培训、子女上学情况和政治参与状况的改善对降低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最为明显,表明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福利诉求已经从早期的收入水平提升和社会保障转变为社会机会和政治参与。农业转移人口不仅关注自身的社会机会,同时还关注下一代的社会机会,表现为通过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为子女争取更好的上学条件提升代际的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的分组计算表明,福利对逆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对于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更为显著。高收入群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导致其对于福利的诉求更强,因此福利水平改善可以明显降低其逆城镇化倾向。而低龄化群体大部分为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更接近于城市,留在城市的意愿强烈,因此其福利水平改善也可以显著降低逆城镇化倾向。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继续完善居住证制度,逐步剥离和户籍绑定的福利制度,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对城市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应针对重点福利诉求和群体制定倾斜性政策,重点解决职业培训和子女上学等问题,优先满足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市福利的诉求。     

福利约束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

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调研数据,构建包含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功能活动和自由程度的可行能力框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水平对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并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机会、政治参与和心理感受等福利状况的改善均可以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其中,职业培训、子女上学情况和政治参与状况的改善对降低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最为明显,表明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福利诉求已经从早期的收入水平提升和社会保障转变为社会机会和政治参与。农业转移人口不仅关注自身的社会机会,同时还关注下一代的社会机会,表现为通过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为子女争取更好的上学条件提升代际的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的分组计算表明,福利对逆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对于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更为显著。高收入群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导致其对于福利的诉求更强,因此福利水平改善可以明显降低其逆城镇化倾向。而低龄化群体大部分为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更接近于城市,留在城市的意愿强烈,因此其福利水平改善也可以显著降低逆城镇化倾向。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继续完善居住证制度,逐步剥离和户籍绑定的福利制度,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对城市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应针对重点福利诉求和群体制定倾斜性政策,重点解决职业培训和子女上学等问题,优先满足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市福利的诉求。     

政府调控、市场机制与城市发展

深入探究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有利于解决目前中国大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城市病频发,而中小城市发展潜力不足,对人口吸纳能力有限,城市发展规模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从探究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入手,通过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中国属于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尤其是城市科层制的层级结构直接决定了城市规模大小,政府财政分权行为更加剧了城市规模两极分化趋势。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作用方向和效果明显依赖于政府调控水平,且科层制的城市等级结构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影响效果的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对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效应不同。市场机制在东部城市产生涓流效应,而在中西部则发挥着聚集极化作用。市场机制在特大和大城市已产生涓流效应,加之政府"抑大崇小"的城市发展战略使得这种效应愈加明显,中等城市则处于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更替中,小城市则表现为更多的聚集极化效应。为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的城市体系,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政府应指导城市发展方向,为其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市场则应在微观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议根据城市发展和市场经济需要,对现有的行政区划进行适时调整和变动。调整公共资源在特大及大中小城市传统分配政策,实现公共资源由按行政级别配置向按照人口规模配置转变。同时,建立跨区域的相应的协调机制,以市场力量突破行政界限探索城市健康发展。     

区域排污权交易系统监管机制均衡分析

有效的监管体系是发挥排污权交易制度优越性的根本前提.针对目前我国长期以来环境执法中"两高-低"的困境,本文通过构建管制者与排污企业之间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企业的经营决策,包括生产、削减、违规与许可证交易等,进而从监管力度、许可证分配、违规处罚结构三方面,对有效实现总量控制目标的最优监管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严格依据总量控制目标的前提下,社会福利最大化与管制成本有效的监管机制目标一致;然而,管制者的执法收益应当得到足够警惕,在低执法收益下,社会最优的监管策略是采用边际处罚线性或递减的惩罚结构,设定足够的监管力度以激励企业守法排放;而当执法收益过分大于制裁成本时,任何追求成本有效的监管机制都会使制度流于形式.此外,在企业微观信息未知的情况下,结论依然具有指导意义.最后,结合结论对我国排污权交易监管现状进行了初步探讨.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京津冀城市圈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效率研究

在论述人口城镇化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含义基础上,基于超效率的SBM网络模型,构建评价公共服务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效率的指标体系,从分析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人口城镇化效率以及两个子效率系统组成的系统效率时空分布差异出发,探索各种效率值的变化趋势,并根据超效率SBM模型的分析结果为系统效率的改善提供指导。结果表明:(1)系统协调效率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协调效率逐渐降低;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Moran’sⅠ的数值大小由0.5逐渐降低为0.18,空间上逐渐显现集聚效应。(2)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与人口城镇化效率总体呈现"南北两头高,中部城市低"和"伞状扩散"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效率都出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空间溢出效应明显。(3)系统协调效率的改善方向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缩减投入冗余要素包括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以及人均建成区面积;二是提高产出不足要素包括教育资源以及城镇人口比重。文章最后,根据城市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城市群内部的投入产出管控政策:首先,为促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除了继续提高效率较低的城市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的深度和广度外,还应当对于专项资金的流向进行督查和监管,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纯技术效率。其次,对于强有效的DEA单元区域应当合理控制人口城镇化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对于弱有效的DEA单元区域应当适当配置要素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再次,在效率改进方面,应当精简公共服务岗位,采用竞争上岗机制;对于二三线城市应当严格控制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放宽一线城市的户籍准入制度,改善非户籍人口的就业环境。     

基于集聚经济规律的城市规模问题研究

本文分析了2000年-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的变化规律,借鉴集聚经济理论对上述变化规律给出合理解释,并指出以不同产业为主的城市之间的适度规模差异巨大。首先,使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全国地级市的城镇地区人口数据,文章首次计算并比较了2000年和2010年中国城市的规模位序。结果发现总体上我国的城镇体系发展较为平衡、首位度低,10年间中国城市体系中人口往大城市集中的特征明显,高位次城市发展突出;但是在规模前100位的城市中,人口分布则更为平衡。这表明10年间中国一批大城市发展迅速,人口分布存在着明显的"集中与扩散并存"的趋势。进一步地,基于集聚经济理论,文章构造了城市单位生产成本函数,指出城市的单位生产成本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呈现出"U"型曲线特征,城市规模不能无限制的扩大。本文将城市的适度规模界定为城市单位生产成本最小时所对应的规模,利用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异方差稳健性估计的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中国城市的适度规模。测算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的适度规模为420万人。这一结果也同时证实了目前中国的城市规模是普遍偏小的,人口往大城市迅速集中可以降低城市的生产成本,当前城市体系的发展趋势符合经济理性。此外,文章认为,现实中各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别巨大,这使得上述对城市适度规模的估计只是一个"一般情况"下的估计。一个城市的适度规模部分地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产业特征。一个城市中追求集聚效益的产业越多,那么这个城市的适度规模就会越大。在界定制造业集聚型城市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型城市的基础上,文章的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与"一般情况"下的城市适度规模相比,制造业集聚型城市的适度规模较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型城市的适度规模更大。     

国家高新区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与效果识别--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

绿色创新作为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有机整合的发展战略,是当前解决城市发展困境的一剂良方,实践中,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国家高新区是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关于国家高新区设立是否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起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利用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现双重差分的目的,识别国家高新区建立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并评估高新区驱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国家高新区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这一结果在经过了反事实检验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从理论上构建了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甄别出了高新区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创新驱动机制和结构驱动机制,而未通过集聚驱动机制,"形聚而神不聚"的现象仍广泛存在。③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高新区对东部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驱动效果明显,而对中西部区域效果不明显。④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还存在着城市等级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边际递减规律",相比于省会城市,副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和一般的市从高新区设立当中获得的政策效益更大。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新区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文章据此从发挥集聚推动效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高新区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人口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战略规划最重要的基数。"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调整优化人口相关政策、巩固壮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阶段。本文对"十四五"规划人口及家庭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提出五条建议:一是警惕"超低生育陷阱",实施生、育、教多方面的政策"组合拳",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着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二是加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使家庭成为养老第一支柱,鼓励更多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养老产品和服务,强化政府兜底保障与制度供给职能,让全体老年人"老有所依",加大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保障,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为"。三是完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居住证+基本公共服务和户籍政策(差别化落户)改革"的农民工市民化"二维路径",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让迁徙决策回归家庭,鼓励家庭化迁移。坚持优化城市群与培育新生中小城市"两条腿"走路,着力使未来城市总数达到一千座,推动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与空间分布不断优化。四是提高人口质量,改革完善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加速"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转变,优化技术技能型人才与高端科研人才的培养模式,建立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需求相协调适应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推进劳动力要素市场改革,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五是推进公共卫生体系的硬件与软件建设,解决疫情暴露的公共卫生治理"赤字",健全数字化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体系与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新冠病毒肺炎疫苗和药物研制应充分考虑人口性别差异,积极探索以家庭为单位投保的医保制度改革。家庭是人口相关经济社会现象与问题的微观基础,本文认为还要进一步完善支持现代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扩展与延续家庭代际支持功能。     

为什么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更强?

我国的流动人口总量超过2亿人,让流动人口中能定居的人定居下来,对于城市治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都有所裨益。基于此,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70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进行分析,发现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明显高于非收缩城市。为什么在净流入人口数连续为负、人口规模不断缩减的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却明显高于非收缩城市?通过构建Logit模型、空间杜宾模型(SDM)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等分别对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非收缩城市更强的原因主要有:(1)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同在流入地的比例较高,家庭团聚、人际关系网络集中等是收缩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的原因之一。(2)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女性比例较高是收缩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高的另一个原因。同时,农业户籍、受教育程度较低等个体条件则限制了部分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向非收缩城市流动。(3)收缩城市的住房等定居成本相对较低,流动人口容易跨越定居门槛,实现在流入城市的定居,从而使收缩城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高于非收缩城市。(4)周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比例、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等对本地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影响显著。鉴于此,相关政策建议包括: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收缩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使城市收缩会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中进行,不必进行过多的政策干预。进一步破除户籍等相关体制机制的阻碍,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对住房市场进行适度调控,保障合理的房价收入比,都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意愿。     

对中国不同区域大中小城市真实收入的比较

城市规模与城市真实人均收入水平呈"倒U"关系,"倒U"曲线的顶点对应的才是最优城市规模和最大真实人均收入水平。本文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大中小城市经生活成本调整后的真实收入水平比较后发现,一方面,东部大型城市的真实收入水平已经低于部分东部中小城市和中西部核心城市;另一方面,仍存在许多内陆中小城市的真实收入水平低于东部大型城市,这将会成为吸引人口继续流入大城市的重要因素,未来大型城市仍将面临较大的人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