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出口增长与隐含能源出口总量下降的脱钩北大核心CSCDCSSCI

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治国理念。能否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能源消费的脱钩,是衡量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指标,也是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2、2007、2012、2018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所载出口隐含能源,对中国入世以来外贸出口增长与隐含能源出口总量的弹性关系及趋势进行了研究,主要结果表明:①中国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总额在2012年到2018年第一次出现绝对脱钩。这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中国实现低碳发展路径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进程中实现的第一个绝对脱钩。出口部门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效率水平相对领先,因此早于制造业整体和消费领域实现脱钩,符合经济规律和中国的发展阶段特征。②2007—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占中国总能源消费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从最高时期2007年的31.48%下降到26.57%,下降了4.91个百分点,说明更大比例的能源消费主要在国内实现,主要依靠出口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开始出现调整;这个研究结论也可以从对外出口与能源消费的角度,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论断。③对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规模脱钩发展的原因分析表明:2002—2007年与2007—2012年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总额保持同向不同增长速率趋势,出口规模增长是影响隐含能源出口量的主要原因,此间随着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出口隐含能源也呈快速增长态势;2012—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总量出现了下降,分析结果表明“完全能耗系数”即技术效应是出口隐含能源下降并实现绝对脱钩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绿色转型发展等战略推进,脱钩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并拓展实现更大经济领域的脱钩发展。     

葡萄酒生态产业链的研究

葡萄酒产业链是由葡萄种植者、葡萄酒生产者、消费者、资源回收者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系统，该系统以产区生态为条件，以葡萄种植为基础，以葡萄酒生产及其副产物资源利用为保证，使产业链条中一个产品生产中产生的废物为别一个产品的生产原料，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排放，体现了生态的统一性和资源的耦合性，形成了高效生态产业链。本文阐述了葡萄酒产业所具有生态产业链的特征，系统分析了葡萄酒产业链条中资源投入、新资源产出及其循环利用情况，重点对葡萄酒皮渣酿制白兰地、榨取葡萄籽油、提取葡萄红色素，多酚类产品、酿醋、配置饮料和基肥等产业开发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展望其发展前景，以期转变葡萄酒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产业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考虑反馈性出口隐含碳的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而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即只有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技术进步路径才能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此外,将制造业分为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类,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制造业应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在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的作用,在引进FDI和国外技术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时,中国制造业还应积极培育自身竞争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此外,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和引进政策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的执行效果,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WTO“稀土案”与中国自然资源出口管制的完善

举世瞩目的 WTO"稀土案"于2014年8月7日终落帷幕。同先前的"原料案"一样,中国还是难逃败诉的命运。上诉机构支持申诉方的大部分指控,再次否决了《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of 1994,以下简称GATT)第20条对中国《入世议定书》的可适用性,从而确认中国对稀土、钨、钼三种原材料采取的出口税及配额等管制措施违背了WTO相关规则和入世所作的特殊承诺。作为自然资源的进出口大国,在自然资源贸易纠纷(特别是出口管制问题)不断"升温"和WTO争端解决机制运用愈来愈频繁的今天,中国应认真总结和反思这场"稀土保卫战"失利带来的经验教训,以从源头上破解中国出口管制措施在WTO体制下遭遇的法律困境,避免今后类似案件败诉的重现。基于此,本文综合应用案例分析、文本分析、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对"稀土案"争讼的焦点和争端解决机构(DSB)的裁决意见做了详尽的透析,结果发现此案中DSB的审理不同程度存在着解释僵化、无视中国缔约真意及主观随意、前后矛盾等失范之处,对中国颇为不公。不过,该案也从另外一方面暴露出中国出口管制立法的疏漏与实施缺陷。是故,本文建议中国:1请求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对GATT与《入世议定书》关系做出统一解释,并单独将出口税承诺纳入减让表;2重视DSB既有的裁决思路,根据WTO规则修改相关出口管制法规;3加强资源开采的法律管控,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标准;4确保对内外资源需求企业的管制一致,优化出口许可管理,努力从WTO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推动现行自然资源出口秩序的完善,使中国今后对自然资源的出口管制既能符合WTO规则又能达致确保本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之目的。     

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评价模型及经验研究

在人文贸易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兴起的背景下，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观越来越受到关注。选择以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内涵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尝试建立测度一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最后对中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经验研究。结果显示1985-2003年中国出口可持续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曲折缓慢上升趋势，通过灰色聚类可将各年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水平划分为优、良、中、劣四等。在多数年份中国出口社会经济效益的获取要以同期环境质量下降和资源过度消耗作为代价，且中国出口规模的持续加速上升并未带来出口经济效益水平的提升，这主要源于出口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需警惕在中国出现“贫困化出口增长”问题。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出口企业立足国内国际市场，紧随全球低碳发展趋势，紧贴国际绿色技术前沿，具备开展绿色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技术资源，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约束与推动下，可能表现出更为活跃的创新意识与更加积极的创新行为。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忽视“出口-非出口”这一异质性视角，导致对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评估缺乏开放性维度。为此，该研究基于2004—2020年沪深两市A股出口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中国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梳理其中的作用机制，并从所有制属性、污染程度、技术水平等多个维度开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地激发了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实现了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同步提升。(2)与非出口企业相比，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出口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更加显著。(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出口企业层面，对于国有出口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该绿色创新激励效应在重污染出口企业与高新技术出口企业层面表现得更加显著。(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研发资金投入增加机制和海外业务拓展机制推动出口企业...     

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反事实法的分析

中间消耗的"消耗规模与部门构成"是影响中国出口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1995—2015年数据,在部门归类与形式变换基础上,本文选取"单位产出碳排放量"、"完全消耗系数"与"出口值"为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子,构建"因子变动—反事实构造—效果评价"分析框架,借助规模指数与结构指数对影响因子的变化动态进行描述,并通过反事实构造对"因子变动"的影响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单位产出碳排放量"规模指数单调递减,Spearman偏度系数为右偏态,说明相比于意愿产出而言,非意愿产出"碳排放量"具有内在的规模不经济;"中间消耗"规模指数与碳偏向性指数在截面上始终处于高位水平,时序上出现了显著的递增趋势,说明中国单位出口值的中间消耗量偏大,消耗投入在结构上偏向于高碳部门,与"技术前沿国"美国存在显著"技术差距";"出口值"规模指数呈现"平缓扩张——快速攀升——V型震荡"的阶段性特征,结构指数经历了以基期2002年为顶点、"先下降、后上升、再平稳"的变化轨迹,说明"出口值"作为最具弹性的影响因子,受"亚洲金融危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次债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明显,对出口碳排放的推动作用存在伸缩性与阶段性差异。从"因子变动"影响效果来看,中国产出、中间消耗与出口的部门构成具有内生关联,均显著偏向于高碳部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产生了叠加性的"正向"扩张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的视角需从产品环节向中间消耗环节扩展,现阶段应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速要素禀赋升级,借力要素价格机制与差别化产业规制政策,从上游环节抑制出口碳排放的输入来源。     

碳标签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在分析总结国际碳标签制度实施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格局、结构与数量现状,结果表明,随着国际贸易中碳标签制度的日益完善,中国未来对发达国家农产品的进口量将增加,对外出口农产品的价格优势将被削弱,出口空间极大压缩。为更好地应对碳标签制度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冲击,中国应尽快建立并完善碳标签体系,发展低碳农业,提高贸易竞争力,对农产品企业绿色转型提供政策支持,加强国际间合作,改善贸易环境,同时发展国内农业,降低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以缓减碳标签对贸易的冲击,改善未来中国农产品的贸易格局。     

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间脱钩关系实证

出口贸易作为国内污染排放的"三大引擎"之一,加剧了中国能源耗费和碳排放。根据1990-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耗量,采用IPCC方法估算了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量;基于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量和出口贸易额之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碳排放量与出口贸易之间的Tapio脱钩模型,判别了中国碳排放量与出口贸易之间的脱钩状态;借鉴Kaya恒等式,运用LMDI方法进一步构建了扩展的Tapio脱钩模型,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990-2011年间,中国碳排放总量与出口贸易额均保持高速增长;该期间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总体呈弱脱钩关系,而16个分行业的脱钩状态存在显著差异;出口贸易增长与碳排放增加存在正相关,出口贸易增长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弹性指数及分解指标显示,降低能源碳排放强度是实现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的关键,能源结构应当引起关注。我们认为,攀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碳生产国"与"碳消费国"责任共担是实现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的本原。     

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

作为出口贸易大国,中国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相当可观,而且还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997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分别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国生产活动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8.47%和45.53%。进而构建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将影响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为4种:直接碳排放强度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出口总量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并以1997-2007年为样本期,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述4个因素的贡献值分别为-638.95Mt、132.41 Mt1、266.38 Mt和-109.77Mt。可见造成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其次是中间生产技术的变化。虽然直接碳排放强度下降和出口结构改善都产生了一定的减排效应,但是相对于巨大出口量所产生的增排效应,仍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中国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还是呈不断增长态势。     

贸易结构与中国农业资源约束——一个理论假设的经验研究

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认为垂直出口流动是一个关键的结构性机制,有利于发达国家通过分层的贸易结构过度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并将环境成本外部化,引起后者资源消费约束和生态环境退化。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农业部门初级资源及产品的加权垂直出口流量指数,采用人均CGTF生态足迹衡量农业资源消费的指标,就分层贸易结构等因素对中国1962-2011年农业资源消费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层贸易结构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对农业初级资源及产品的消费,中国在分层的贸易结构中着实成为了发达国家基于消费的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受体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会促进人均农业资源消费水平的提高;出口依赖不利于国内人口的农业资源消费;城市化和服务业比重变量均会降低人均CGTF生态足迹。     

自贸区设立改善了大气环境状况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窗口,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在此过程中污染防治是必须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文章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考虑其政策辐射效应,创新性利用空间双重差分法一般分析范式,选取2008—2017年中国环保重点城市数据为样本,系统考察中国自贸区设立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空间维度的异质性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设立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的大气污染浓度,在使用空间双重差分法考虑自由贸易区设立的政策辐射效应后,其有效降低城市大气污染物浓度12%~17%,而传统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仅为7%;自由贸易区设立对邻近非试点城市的大气污染状况具有显著改善作用,在考虑自由贸易区中心辐射影响范围后,发现随着研究半径的增加,其平均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倒“U”型曲线,最佳政策溢出效应半径约为200 km,而试点城市之间的政策溢出效果不佳;自由贸易区设立不仅能够通过推动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式改善本地大气环境状况,还能通过推动邻近非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方式产生溢出效应,助力非试点城市的大气环境状况改善。上述结论在空间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文章对自贸区政策是否能够真正服务于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关键问题给出了直接回答,并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工业出口贸易结构变动对我国能源强度的影响

能源强度是反映一国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工业是能源消费最多的生产部门,其出口产品的生产已成为影响能源强度的重要因素,由此也说明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是实现节能降耗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基于中国33个工业行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1992-2008年工业低、中、高能耗行业组出口比重的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实际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能源强度和出口贸易结构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中、高能耗行业组与低能耗行业组出口比重变动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分别表现为正向与反向作用。并且,低能耗行业组出口比重的上升对降低我国能源强度的作用远大于中、高能耗行业组出口比重下降所产生的节能影响。三个能耗组出口比重变动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反映了我国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及不同行业的能源需求特征。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融入更多有效可行的经济手段于节能减排措施中、加大研发投入以促进传统出口产品更新换代等政策建议。     

中国农产品应对碳关税策略的理论分析

碳关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环境压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下由欧盟等发达国家提出的,是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之名的一种新型绿色贸易壁垒.中国是一个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碳关税的实施必将影响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本文首先运用进化博弈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征收碳关税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最终策略;然后采用古诺模型探讨了在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背景下,中国应采取哪些策略可以减少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最后,基于情景分析和蒙特卡洛模拟的结果,提出了全球碳关税背景下中国应该采取的最优策略.研究结果显示:①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强硬征收碳关税,而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会妥协.②中国可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向发达国家征收报复性碳关税、对内征收碳税以及开发低碳农业技术等.③在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情景下,中国的最优策略是对内征收碳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要素禀赋、污染转移与中国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对污染天堂与要素禀赋假说的检验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迅速提升的同时污染排放也不断增加,要素禀赋和污染转移对中国制造业实现清洁增长的影响效果如何,深入研究该问题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建立出口商品碳排放含量指标,对全球163个国家1995-2007年的出口商品碳排放含量进行了测算,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具体检验了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在全球和中国是否成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污染天堂假说在全球样本下并不成立,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碳排放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②中国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长期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理论上这种贸易分工不应增加污染排放,然而伴随FDI大量流入中国制造业,其通过产业关联间接引起制造业污染排放增加,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因此,中国制造业要实现高增长和低排放,关键需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控制FDI流入对中国制造业的间接污染排放,并鼓励外资企业转移先进的减排技术降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排污量。     

中国低碳发展的国际比较:世界贸易格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与之相伴随的碳排放总量持续攀升,中国也因此被推上世界碳减排的风口浪尖.为了明确中国碳排放的国际地位,本文从世界贸易格局视角对中国的碳排放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首先分析研究了我国2007年面临的碳排放国际形势,继而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形势进行了国际比较,最后采用GDP比例法和类推法对我国商品出口隐含的碳排放进行了初步测算,并分析了剔除出口贸易影响后的我国碳排放情况.通过研究认为:①出口贸易对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影响巨大,我国的商品出口占GDP比例长期维持在20%以上,近几年高峰值超过36%;②在当前的世界贸易格局、国际分工体系下,采用“生产者责任体系”碳排放测算模式大大高估了中国的碳排放水平,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中有34-60%是为他国服务而产生;③中国在当前世界贸易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使得中国在目前的碳排放测算模式下必然“产生较高的碳排放”;④世界各国应该重新审视和正确认识中国的“高”碳排放形势,中国为世界各国提供商品服务而产生的碳排放不应该受到指责.     

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和经济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球贸易分析-能源模型(GTAP-E),采用递归动态方法,全面分析美国在2020年针对中国和印度等未实施减排限额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与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将造成较显著冲击,将导致中国产品贸易流向、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出现显著调整。其中,化学橡胶及塑料制品、机器设备制造、金属冶炼加工产品等隐含碳含量高且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的部门出口将较大幅度下降,生产遭受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与这些产业部门紧密相关的上游资源产品等部门因需求降低也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他产业部门则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生产成本降低,出口和产出将有所增长。虽然美国实施碳关税能降低中国及全球碳排放,但是作用非常有限。基于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国家需要防范美国碳关税所导致的贸易和经济风险,并特别注意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时采用碳关税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可以考虑基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原则在国内主动实施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实施;同时,需要加强在不同情景下中国主动征收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相关研究。     

晶硅光伏组件出口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基于文献资料,估算了2004-2009年中国晶硅光伏组件制造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强度。研究发现,2004-2009年,晶硅光伏组件制造过程中的能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均逐年下降。2009年,单晶、多晶光伏组件制造过程中的能耗强度分别为2 629 kWh/kWp和2 242 kWh/kWp,碳排放强度分别为1 829 gCO2/Wp和1 559 gCO2/Wp。由于晶硅光伏组件的大量出口,中国不仅出口了大量的隐含碳,还损失了数量可观的、潜在的CO2减排能力。2004-2010年,中国的隐含碳净出口量由3万tCO2增加到852万tCO2;如果出口的晶硅电池全部用于国内,在其生命周期内累计可减排CO23.4亿t。除2004年和2010年外,国内安装的晶硅光伏组件在其生命周期内所能减少的CO2排放不足以抵消晶硅光伏行业的CO2排放,晶硅光伏行业对中国CO2减排的贡献为负。在多晶硅全部国产的情况下,中国若维持晶硅电池应用中的CO2减排量与全行业CO2排放量的平衡,至少应将晶硅组件制造的7.2%安装在国内使用。若多晶硅进口比例仍保持在50%左右,则至少应将晶硅组件制造的4.9%安装在国内使用。     

次贷危机影响下我国国内增加值及就业发展态势

2008年7月份以来进出口增速的快速下滑是美国次贷危机及中国前期抑制过热的宏观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分析了二者对我国外贸时滞性影响的机理,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测算了次贷危机背景下出口对我国国内增加值及就业的影响,并通过态势预测对这一影响的程度做出了估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加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对出口变化的敏感性强于非加工出口,旅游、文体娱乐、石油加工、纺织、服装制造等部门对出口变动最为敏感.由于次贷危机通过贸易渠道影响我国经济的传导机制以及国家经济刺激政策从实施到效果显现均具有时滞性,预计明年进出口增速将大幅下滑.2008年总出口产生的直接国内增加值将少增200亿美元左右,在参考情景中将影响2008年直接就业792.7万人.2009年进出口增速预计将进一步下滑,其对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将更为明显.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对降低共建国家气候风险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平台。然而,许多“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处于气候变化敏感区,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存在一些质疑与污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项目可能增加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该研究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进而考察其内在机理。基于2004—2020年65个共建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为被解释变量,评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地区的直接投资显著减轻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在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提高了共建国家气候风险应对能力。(2)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中的中低收入国家、中国邻国以及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降低当地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的作用更为明显。(3)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的作用可以通过收入增长效应、政治稳定效应部分解释,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共享发展成果、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4)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在降低共建国家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