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期后农户退耕还林的态度研究——以重庆万州为例

如何在项目结束停止补贴后长期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是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基于重庆万州退耕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方法首次就补贴期后的农户退耕还林态度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显示,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户在补贴结束不会再继续为退耕还林做出努力,项目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对补贴期后农户退耕还林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男性、文化程度较高、非党员和非农就业的户主在补贴期后保持退耕还林的积极性较低;劳动力较多、年人均收入较低、退耕面积较大和还生态林的农户保持退耕还林的积极性较低。结论建议在现有的直接经济补偿结束后,尽快建立与生态服务提供紧密相连的生态补偿机制,并通过多种非货币性补偿方式保障退耕农户的利益。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了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相关措施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来研究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策略和适应力,构建了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并以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工程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了安康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适应力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安康移民搬迁农户在搬迁之后采用了四种生计适应策略,即传统生计专业化型、非农专业化、补贴依赖型和多样化生计,这四种类型占全部搬迁农户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6%、34.3%、18.3%和18.8%。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类型与搬迁类型、安置类型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搬迁农户收入等级类型与适应力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越是高收入户,越表示收入增加,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的情况则越好;而贫困户搬迁之后的生计适应、生计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此外,搬迁农户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与其适应力感知也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总体上看,搬迁之后,非农专业化和传统生计专业化的农户收入减少的更少、表示收入增加的更多、适应力更好,而补贴依赖型、生计多样化型农户的适应状况要差一些。本文进一步采用MULTINOMINAL 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适应力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方式、搬迁类型、搬迁农户所获得的扶贫项目数对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情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搬迁农户也没有随着搬迁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其适应力;当地搬迁农户劳动力也存在一些闲置、土地林地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等。当地地方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方案和对移民搬迁农户的精准帮扶措施,发展后续产业,提高其适应力。     

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生计问题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方向。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逐渐显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加强对于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农户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基础,基于湖北省宜昌市和荆门市的595份农户抽样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资金、技术、劳动力越多,农户生计策略越偏向于纯农化。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008。②家庭生命周期同样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农户家庭在人口负担、劳动力数量、生产生活需求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偏向于纯农化。同样控制了解释变量后,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140。③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共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一是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依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就业意愿,开展差异化的指导与帮扶。三是应更加关注农户生计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将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区域里的贫困人口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居住在不适宜生存发展区域的农民通常面临着较高的脆弱性,未来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难以脱贫。由于易地扶贫搬迁不具备短期增收的效果,那么从脆弱性的视角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既是贫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变的一次尝试,也有助于合理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为此,本文基于8省16个贫困县的易地扶贫搬迁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采用1 688个两轮微观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禀赋所导致的贫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1)易地扶贫搬迁将农户搬离恶劣的自然禀赋区域,并改善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条件,使农户积累足够的生计资本,并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2)易地扶贫搬迁使生计方式发生转变,一方面实现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增加了住房和生活成本,并重构了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结论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也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1)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区域需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从根本上破解自然禀赋的束缚。(2)强化搬迁的配套政策,保障搬迁农户生计得以改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     

山区农户林业相关生计活动类型及影响因素

农户如何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业情况是实现森林丰富地区农户生计改善和森林资源保护的关键。本文通过对西安周至县南部4个山区乡镇20个行政村1 074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当地存在着4种与林业相关的生计活动类型,即:林业专业化、林业补充型、林业依赖型和生计多样化,该4种类型的农户在家庭人口数、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数、非农收入、户纯收入、贫困发生率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同时,被调查农户发展生计多样化出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林业专业化农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状况总体上要好于生计多样化型农户。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农户林业相关生计活动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女性比例、是否参与退耕、土地林地面积、家庭社会网络等对农户选择不同的林业生计类型有着显著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认为应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培育农村社区组织、提高其治理能力等。     

城镇安置模式对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生计活动影响研究——基于广义精确匹配模型

城镇安置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主导的安置模式。本文首先简要探讨了我国移民安置模式的演进,在深入分析城镇安置模式三个层次的内涵及其对搬迁户生计活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结合陕南安康移民搬迁地区搬迁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模型,控制了观测数据中混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了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以及贫困搬迁户生计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①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1. 863个对数发生比。在贫困的搬迁农户样本中,城镇安置模式使贫困的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了1. 823个对数发生比。②在全部搬迁户样本中,医疗设施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针对贫困搬迁户,便利的交通设施更有助于其从事外出务工等非农型生计;是否获得产业、就业扶持或培训无论对全部搬迁户或贫困搬迁户都无统计上的显著作用。③家庭劳动力数量、通讯费用对全部搬迁户以及贫困的搬迁户从事兼业、非农型生计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搬迁时间对搬迁农户生计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贫困搬迁户无显著作用。最后,提出以下建议:城镇安置需要综合配套,逐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完善产业帮扶措施及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帮助搬迁农户实现非农就业;流转土地,盘活搬迁农户在迁出区的资产,增加农户收入;要充分考虑搬迁人口在家庭结构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精准扶持等。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农村住户数据,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决策和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生计决策相互关联。总体而言,土地转入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正相关,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负相关。土地转出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正相关,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负相关。②土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生计策略的关系与农地流转规模相关,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转移之间未有显著关系,与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大规模的土地转入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显著负相关。③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决策还取决于地区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决策未有显著关系,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高山、丘陵、高原等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非农就业决策分别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的增强,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效应减弱。政策建议是:①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发展,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参与,促进转出户生计向非农专业化转移,促进转入户农地适度规模经营;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提高农机和农技融合使用深度和广度,提高农机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增强转入户农业劳动力农地规模经营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2020年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验收之年。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空间贫困观两种理论,阐述了易地扶贫搬迁打破贫困陷阱的机理。本文利用8省16县2 176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3期跟踪调查数据,通过PSM-DID、Heckman两阶段方法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并采用多期DID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易地扶贫搬迁切实改善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打破了原本由于制约性资源存量过低而无法跳出的贫困陷阱,使农户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生计循环中,即搬迁时间越长,生计资本积累越多。②易地扶贫搬迁在短期对家畜养殖有负向影响,对外出务工有正向影响;长期对农林种植有负向影响,对非农自营有正向影响。③对于搬迁后的农户而言,不同生计策略依赖于不同的生计资本。农林种植依赖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家畜养殖依赖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外出务工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非农自营依赖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短期应及时稳定保证房屋基建、水电气网、交通道路设施等物质资本的供给,并根据当地产业特色提供技能培训、工作获取等帮扶措施,切实保障搬迁人口的策略转变。二是长期应持续地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等措施增强其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同时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与税收优惠政策,支撑搬迁人口非农策略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期稳定的脱贫。     

退耕还林工程经济补偿机制研究——以雅安市雨城区为例

本文通过对4个乡镇8个村,120户农户的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分析退耕还林对退耕农户利益的影响,针对西部退耕还林经济补偿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西部退耕还林经济补偿机制的建议,从而对进一步调动农户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巩固还林成果,持续开展退耕还林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效益、经济租金对生态保护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保护向全社会提供了巨量生态效益。然而,对农户而言,生态环境的改善也造成了胁地效应、野生动物攻击等困扰。与此同时,生态保护行为改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生态保护前后的收入发生变化,形成经济租金。农户的利益变化直接决定了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却鲜有研究在分析受偿意愿时全面地考虑生态效益和经济租金因素。本文将生态效益和经济租金引入农户的效用函数中,将生态效益分解为生态正效益和生态负效益,将经济租金分解为劳动的经济租金和土地的经济租金,分设三种情景探讨生态效益和经济租金对受偿意愿的影响。采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CVM)考察陕西省851位退耕还林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选取右端截取模型对样本总体和地区子样本分别进行实证分析,验证生态正(负)效益对受偿意愿的弱(强)化作用、经济租金对受偿意愿的强化作用以及生态效益的边际效应。结果表明:(1)陕南和陕北在受偿意愿、生态正效益、生态负效益、耕地产出和劳动收益上均存在显著差异;(2)从陕西总体来看,生态正效益每增加1项,受偿意愿减少14. 97%,生态负效益每降低一个等级,受偿意愿减少27.46%,生态效益的弱(强)化作用得到验证;(3)耕地产出和土地租金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劳动经济租金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为正,土地的经济租金对受偿意愿的强化作用得到验证;(4)从陕南和陕北地区分别来看,陕北地区生态正效益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陕南地区生态负效益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生态效益的边际效应得到验证。据此,本文建议:(1)结合生态效益的弱(强)化作用确定补偿标准,建立针对生态负效益的补偿制度;(2)瞄准低效益土地开展退耕还林,通过劳务输出等方式提高退耕农户收入;(3)建立退耕还林任务配额交易制度,引导退耕还林任务向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倾斜。     

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来自陕南的证据

为从微观农户视角分析易地移民搬迁对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将农户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取的各种收益进行整合和量化,利用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研数据,对比分析不同搬迁类型和特征家庭的生态系统服务收益和依赖度差异,并进一步检验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搬迁户获得的生态系统总净收益、供给、调节、文化等服务净收益以及社会经济净收益均高于非搬迁户;不同搬迁特征的农户之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差异显著;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能有效的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参与易地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收入结构的优化,在降低从生态系统获取供给服务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经济收入所占比重;自愿搬迁、集中安置和新阶段的移民等特征也在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自愿搬迁的农户比非自愿搬迁农户能更好的应对和适应向非资源依赖型生计模式的转变。集中安置的方式能够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和政策溢出,使农户有机会获得更多配套和后续支持,从而提高对外部机会和资源的占有能力,拓宽非资源型收入的途径,此外,新阶段易地移民搬迁工程所提供的惠民措施和补贴力度都较以往零星的自主搬迁有较大提高,同时也强调搬迁农户在非农转变过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和引导。本研究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家庭福祉在微观尺度的结合提供路径支持和方法借鉴,也为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持续推进提供启示。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     

少数民族聚集区乡村空间重构的影响机理——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

乡村空间重构不仅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还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和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其村庄基础设施差,而且由于人口迅速发展,其人地矛盾突出,因此对和田地区进行乡村空间重构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依据2015年对和田地区入户调查的1 162份问卷,选取了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和居住环境特征四个方面的19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选取农户是否愿意整治作为因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迁居至中心村的影响因素和迁居意愿进行了回归分析。对问卷的统计可知,有64%的被调查者表示接受整治。通过与其他区域的调查对比可知,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快,农民接受整治的意愿也越强烈。相反,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缓慢,农民接受搬迁的意愿越低。农户是否愿意接受乡村重构,是农户家庭特征、居民点的基础设施和农户的职业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农户的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偏少、家庭年收入越高、耕地面积适中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农户的职业特征中,愿意参与土地流转、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环境特征中,若农户对居住环境和现居住村的建设越不满意、居住环境中需要改善的项目越多,农户的搬迁意愿越强烈。因此,对于和田地区来说,在引导居民集中居住的同时,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促进更多人就业,积极推动特色农业的发展,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此外,农户对于整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期望就是改善居住环境,因此在未来的村庄总体建设和规划中,应积极改善村庄内基础设施,并与居住建设同步进行。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对和田地区中心村的研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重要补充。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农户收入及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农户调研,采用内生性处理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解释农户收入变化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很大差异,农户土地转入后收入增加了161.2%,转出户收入并未显著增加;从农户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发现农户转入土地后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转出土地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户土地转出后非农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并未显著增加,表明转出户并未提高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比较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土地流转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入更大面积土地,并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而政府干预土地转出不利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干预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费用,有利于转入户扩大土地面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增加转入户收入;然而,政府干预下转出户资源配置面临较大约束,配置效率和收入都未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政府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政策的同时,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符合家庭资源配置收入最大化目标。同时,要通过非农就业培训、发展非农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种粮大户农地转入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以江西省8个县（区）591户种稻大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地转入的意愿越弱;从其他农户租田的方式越稳定、向其他农户转入农田所支付租金越高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有积极影响;对从其他农户租种农田的租金标准的评价越高,农户对农地转入的意愿越低;对粮食生产经营效益的评价越高、生产经营中担心的问题种类的项数越大的农户其农地转入意愿越强。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地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发展非农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规范农地流转合同和农地租金数额;进一步加大政府对种粮大户的政策支持力度     

农户分化、土地退出意愿与农民的选择偏好

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的提速发展加快了我国农户的分化。分化产生的异质性农户对土地有不同的依赖程度、价值认知和产权偏好,也就必然具有不同的土地退出意愿。本文立足于农户人口分化、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的现实背景,运用全国23个省(市、区)64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把农户退出农村土地的方式分为长期出租、政府征用、宅基地换城镇房和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等四种,在多重共线性和模型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计量分析人口、职业和经济因素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方式选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除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耕地亩均收入外,劳动供养率、脱离农业的程度、成员在城镇定居、参与土地流转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而且不同类型农户有不同的土地退出方式偏好。具体来看,年龄越大的受访者,越愿意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受教育程度和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受访者,更愿意以宅基地换城镇房;有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户,对除政府征用之外的其他三种退出方式都比较支持;与流出土地的农户相比,没有参与土地流转和流入土地的农户,对任何方式的土地退出都更为排斥。结论表明,为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政府要根据异质性农户的不同需求,为农户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提供差异化的制度安排。     

生计资本、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与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以生物天然气为例

基于课题组在2017年获得的湖北省992个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以生物天然气这一清洁能源的使用为例,探讨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以及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机制,以期寻找影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内在驱力,为农村能源消费转型提供一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1)生计资本中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促进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主要因子。(2)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能够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消费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在自然资本较低但金融资本较高的农户,通过选择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以提升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该中介机制在本地经营农户样本中成立,但对在外务工农户样本中则不够显著。据此,分别从农村清洁能源推广以及农户生计发展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强清洁能源政策与农户生计改善的相互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