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是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的刚性约束,是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相关管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生态保护红线内人为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还未建立,无法满足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需求,亟需开展相关研究。本文基于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管控要求,通过对生态保护红线内人为活动特征进行分析,衔接各相关领域评价技术与标准规范,提出了一套以生态保护红线监管需求为目标的评价技术流程,初步建立了人为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为从源头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筑牢严格的管控体系提供支撑。     

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中指标的思考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创新.目前,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如何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成为当前重要的问题.为此,从确保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生态功能不降低以及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为出发点,本文结合生态环境部门已经开展的自然保护地等监管工作,提出了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式的生态保护红线监...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主动发现与智慧监管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需要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开发性、建设性人类活动开展有效监管。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是生态环境部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主要技术支撑平台。文章分析了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现状、主动发现监管业务流程,梳理了当前在数据源、解译技术、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给出通过深挖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资源潜力,提升监测的精度和周期;提升机器学习算法对先验知识的使用能力,提高疑似生态破坏类型监测能力;扩大互联互通的数据源和接入能力,完善会商研判的数据资源的智慧监管实现路径。     

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现状与强化对策建议

2023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强调,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本文在分析国家生态保护修复监管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现状,从优化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确保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取得成效、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监测与预警能力、建立生态保护监管长效机制和发挥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的引领带动作用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成效评估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实现途径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自然生态保护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当前生态保护红线已经由划定阶段转入严格管控阶段。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维护和提升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迫切需要。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围绕“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监管目标,定量评估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本文梳理了成效评估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的关系,从成效评估目标、内容、应用导向、工作机制等方面,探析了基于成效评估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实现途径,以期为推动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提供参考。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的基本原则与核心任务

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家和区域必须要严格保护的生态空间,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为切实守护好生态保护红线,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有效规范生态保护红线监督工作,近日生态环境部制定印发《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本文从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的政策背景、战略意义、基本原则、核心任务等方面进行解读,为全国各地区推动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体系提供参考。     

基于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以南京市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功能极其重要或生态环境极为敏感/脆弱的区域,是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以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四期土地利用/覆被和遥感影像等数据资料,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1)2015年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内不同类型土地利用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林地、耕地、水域、人工表面、湿地和草地,其中林地面积最大并逐年增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2)2000—2015年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平均值为53.83,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处于亚健康水平,并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3)陆域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植被覆盖度较大的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指数较高,相反,水域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相对较低。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体系建设构想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推进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体现了我国以强制性手段实施严格生态保护的政策导向。本文基于生态保护红线提出的背景与意义,提出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体系的概念、特征及结构组成,为推动生态保护红线战略实施提供借鉴。     

县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研究

通过分析资源县的生态环境特征,依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目标,从禁止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等方面建立了资源县生态红线划定指标体系,并研究确定了生态红线划定的技术方法,运用GIS叠加分析、空问统计分析等关键技术,划定资源县Ⅰ和Ⅱ类生态保护红线,从而明确了区域内生态保护的重点与方向,对资源县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其它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深圳市大鹏新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法研究

生态保护红线是环境保护管理方法的一种创新,目前的研究多是针对生态功能和敏感性划定空间红线,对环境质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考虑相对较少.本文以深圳市大鹏新区为研究对象,在保障区域生态红线的性质不变、功能不降和面积不减的基础上,分别从环境质量红线、生态功能保障红线和资源利用3个方面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分.结果表明:生态功能保障红线与生态控制线基本吻合,环境质量红线包括水环境容量利用红线和大气环境容量红线,其中,水环境容量红线为CODCr、NH3-N、TN和TP可利用的环境容量,分别为720.5、36.4、67.5和6.67t·a-1;大气环境容量红线为轨道交通分担50%的运力时,机动车为20000辆·d-1.资源利用红线为大鹏新区的最适旅游承载力,为18555人次·d-1,即677.3万人次·a-1.划分结果较好地反映了大鹏新区经济发展的自然和环境制约,可以为大鹏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管理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基于生态安全问题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方案

通过回顾生态保护红线的发展历程,结合官方最新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基于生态安全问题视角构建了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技术方案.其要点包括：相关重要概念的界定须强调人类活动干扰的负面效应,以增强采用制度约束人类行为的合理性;重视资源环境及经济社会背景的地域差异性,并采用多尺度研究手段获取全面、系统的信息;以辨识、诊断生态安全问题类型、性质、特征为前提确立区域生态保护红线防范对象、管控目标,进而划分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类型、划定其空间位置与范围;并在总结区域防控生态安全问题历史经验与教训、广泛吸纳社会意见的基础上,针对危害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安全问题提出科学可行、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     

推进生态保护红线落地 保障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规范和约束各类开发利用活动,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必然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创新的重要任务。在总结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揭示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据此提出建立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体系的对策建议,为推动生态保护红线战略的实施提供借鉴。     

区域尺度生态保护红线连通性优化与管控——以长三角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存在跨界冲突与破碎化等问题,目前正在不断优化、调整和评估中,但区域尺度连通性优化与管控仍然缺乏。以长三角为例,采用土地利用、道路、居民点和官方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等数据,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与电路理论,提出区域尺度生态保护红线连通性优化与分类分级管控方案,为长三角一体化生态共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结果显示：（1）优化构建了长三角“两横两纵”生态廊道格局,其中包括重要廊道79条,次要廊道111条和“踏脚石”33个;（2）连通性退化风险管控区51个,其中源地边缘防控区27个,联防联控区12个;（3）障碍管控区75个,其中源地边缘防控区36个,联防联控区17个;（4）生态保护红线连通性一级管控区20个,面积为70.35 km²,二级管控区106个,面积为1511.33 km²。生态保护红线源地边缘以及省市行政边界易遭受退化风险和形成连通障碍区,建议在区域尺度上建设生态廊道和“踏脚石”,对连通性退化风险区和障碍区进行联防联控、源地边缘防控和分级防控。     

广州南沙新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分与管理体系

以广州南沙新区为研究区尝试建立城市尺度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分和管理体系,在对南沙新区生态资源特征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进行评价,明确研究区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以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结果为基础,结合土地利用、城市规划建设、生态保护现状等实际情况,将南沙新区划分为红线区、黄线区、蓝线区和绿线区4个级别的生态保护红线体系,根据生态服务功能等级分别划分对应的各级别区域范围,明确各划分单元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提出各类区域的生态保护和环境管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