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可持续发展政策下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

文章从制度改变环境的角度指出,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制度的失败,即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可持续发展政策中存在着不足之处.因此,环境问题的出路有赖于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完善相关的制度,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制度创新,构建绿色市场机制与可持续的政府政策.     

论流域环境经济学

流域系统具有整体性、地域分异性、污染的跨界单向外部性,面临着上下游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传统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遇到了障碍.基于环境经济学在流域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的理论拓展和实践探索要求,提出了流域环境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性,阐述了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并初步构建了流域环境经济学框架和主要内容.研究认为,流域环境经济学是随着流域环境问题不断演化而产生的新研究领域,通过借鉴空间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索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和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手段,优化流域环境资源配置,实现流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的理论路径探析

环境健康风险是当前我国在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风险因素。我国通过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行政法等制度体系,在环境健康风险管理的法律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在理论层面上,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的理论路径还需进一步明晰,特别是要处理好生态环境相关的行政法体系与民法制度补充之间的理论衔接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当前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实践的三种主要路径,对其理论路径的形成做了初步研究,提出应形成以行政法为主导、民法为补充的基本路径。     

环境危机管理经验研究

环境危机通常通过推动采用预防危机反复出现,并提高社会对危机事件迅速有效反应能力的措施,而成为改善环境管理的催化剂.回顾了美国、欧洲与日本的几个环境危机事例以及国家调整性政策的改变.总结出进行环境危机管理工作应该考虑:①紧急准备要求国家与地方权力机构应该通过仔细监测工业用有害化学品的使用情况、使用结果与运输情况,以及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了解其潜在的环境灾难.要求从事可能会带来环境危机活动的责任方证明其已经制定了综合有效的应急反应计划.②排放有害物质的责任方要负责承担补救环境与人类健康损失所花费的全额成本.建立有效的责任计划可以推动对预防环境危机措施方面的投资.③发生环境危机时,采取的最基本措施是及时将有关危机性质与范围等情况通告应急反应权力机构及公众.以提高应急反应能力,保持公众的信任.④吸取经验预防环境危机事件再发生.独立调查委员会要探索发生环境事故的原因,并为预防工作提供意见或建议.⑤政府与行业有责任采取措施保护公众免受与有害物质排放和其他有害活动相关的潜在危害;在事故发生时能及时反应并使损害达到最低;对人类健康与环境造的成损害提供赔偿.     

甘肃省自然社会环境与贫困危机研究

本文对甘肃省87个县自然灾害、自然-社会环境与贫困的相关性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为脆弱性是形成自然灾害、自然-社会环境与贫困危机的内部原因;不合理的政策体制是自然灾害、自然-社会环境与贫困危机的恶性循环的真正驱动力.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寻求打破自然灾害、自然-社会环境与贫困危机的关键因素,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在甘肃省贫困地区的全面落实提供理论指导与对策.     

深刻研究环境问题生成-演变规律是科学制定环境政策前提和关键

本文研究环境问题诱导孕育机制、形成机制、动力机制、强化机制、发展机制、防护机制、扩散机制等，以揭示环境问题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规律、特征、过程、动态；对环境问题来龙去脉、变化过程和影响因素系统而深刻研究。以环境行为为主线，综合应用环境心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环境伦理学等有关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探讨环境问题诱导、形成、发生、发展、扩散、作用、衰退等各个阶段的数量动态、空间格局、演变态势等，同时也为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综合集成，提供一个范式。为环境政策调控奠定微观基础，为环境政策综合调控提供微观分析技术和控制手段。     

环境与贸易投资研究述评

在需求引领下,环境与贸易投资国内外研究保持与实践同步,并通过研究不断丰富环境与贸易投资内涵与外延。与国际研究相比,国内环境与贸易投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与世界基本接轨,且研究视角也日趋丰富,但仍存在规则类、政策类研究比重较低,对政策制定支持不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和政策评估类研究,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支撑和条件保障。     

对再生资源行业环境政策的相关探讨

新兴行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再生资源行业应运而生,在了解基本定义的基础上,探究环境政策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这既能为相关研究学者在环境政策分析方面提供理论支持,又能为再生资源行业发展提供政策引导和有力保障。     

我国环境空间规划制度的研究进展

建立严格的环境空间管控制度,可以破解现阶段城市出现的一系列复合型、区域性和格局性环境问题,对从源头促进"人-城市-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梳理环境空间规划制度和弥补其研究发展中的不足,对以环境功能区划、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为代表的环境空间规划制度的理论、技术与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现有研究和未来探索提出展望,以期为以环境质量改善和风险防范为指导的环境空间规划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管理经验,从而全面引导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环境经济学与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

“为什么要征收排污费?”,从事排污收费工作的同志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清理“乱收费”的过程中,排污收费在有的地方成了被清理的对象,归入合法不合理的一类。因此,在征收排污费的过程中要做到以理服人,了解一些有关的理论知识很有必要。环境经济学正是提供这些知识的一门新兴学科。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方法和政策手段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在发达国家已有三十多年的研究历史,而在我国只有十多年的研究时间。环境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如何取得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排污收费作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经济杠杆,在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环境经济学为我国排污收费的性质、收费标准、发展     

以SO2排放控制和排污权交易为例分析中国环境执政能力

从中国SO2污染控制政策的演变,以及近年来政府大力推动的排污权交易这一污染控制经济手段试点入手,全面揭示中国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中国政策过程特点以及环境管理的政府治理结构2个角度阐释问题根源.揭示的主要环境问题包括政策的可操作性、政策间的协调性差,政策相互冲突以及政策本身缺乏科学性的论证等问题.中国自上而下的政策过程以及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引用其他国家经济的政策演变特点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政策原因,而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政府部门之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内部机构安排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则是这些问题的政府治理结构根源.最后,从短期、最大可行性角度出发,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建设为主线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强化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策制定、协调监督以及执法监管三方面的职能与能力建设.     

“排污权”权利主体论

在环境法的权利义务体系中,环境容量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公民享有环境权。政府受托管理环境容量等资源,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保障全体公民的环境权。企业等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承担合法排污、清洁生产等环境义务,保证公民的环境权得以实现,同时基于“排污权交易”的制度设计,在超量减排时可享有一定的经济补偿的权利一排污权。排污权的法定权利主体只能是企业等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环境保护信用不良企业不应是排污权的现实权利主体,只有符合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环境容量资源利用效率高的企业等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才能成为真正拥有排污权的现实权利主体。     

环境影响评价政策的一般理论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政策是我国环境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对环境政策的内涵和基本特征阐述的基础上，运用公共政策的一般理论，对环境影响政策的内涵、特征、政策系统、政策过程以及主要政策功能进行了简明的分析，以达到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了解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目的。     

深圳市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管理实践与对策

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环境管理辅助手段,深圳市立足城市之先,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实践工作,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在研究深圳市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管理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中存在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以提高公民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落实水平为目标,从观念、立法、技术指引和参与形式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深圳市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管理实践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Engaging stakeholders in an adaptation process: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heat-health policy development in Adelaide, Australia

Record breaking heat waves have been recorded in Adelaide, Australia in recent years and climate change would likely increase the frequency, duration and severity of heat wave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adaptation strategy (herein referred to as heat-health policy) for heat waves in Adelaide, Australia. In-dep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between June and August 2011 among 18 stakeholder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participatory proces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t-health policy.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and interviews were recorded, transcribed verbatim and the data analysed using framework analysis. Interview data were supplemented by data gathered through a review of docu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ces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heat-health policy was initiated by the state government and comprised of stakeholders from both the state and non-state sectors. There was a high level of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 demonstrated during the process, given that the different players wanted a policy to be in place before any future heat wave. A Steering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that provided coordination and oversight in addition to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Act within the state which provided the legislative framework during the heat-health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 Although the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was controlled by a controlled by a public institution, to a larger extent, there was collaborative decision-making by virtue of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heat-health policy was developed. An assurance mechanism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rocess was among the factors that ensured accountability during the participatory process. Overal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t-health policy in Adelaide was largely successful, attributed to the extent of political commitment from the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 sound institutional and legislative framework that facilitated the process. Good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provide the enabling environment, the structures, systems and resources that woul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adapt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heat-health policies.     

时间困境与社会舆论权威——环境管理的权威结构制衡研究

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已经使环境资源配置日益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主要变量之一.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环境资源配置不合理引发的"公地悲剧"表现在时间轴上即为"时间困境".因为激励机制不足和成本过高等,靠市场机制的产权明晰和政府的强制管理并不能有效的解决环境资源配置的"时间困境".相反,在经济高速发展态势下,目标趋同的政府和企业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联合,造成现行环境管理权威结构的失衡.由公众自发形成的社会舆论在合法性前提下,有着解除"时间困境"的内在动因和成本优势,可以发展成为环境资源配置过程的有力的监督要素.要实现环境管理权威结构的内在制衡,还需要从公众内在自觉、外在制度,以及知识协助等三方面对内外环境进行创设.     

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技术与对策

城市生活垃圾对城市发展以及居民生活环境的不良影响日益严重,”减量化”是我国垃圾管理三大原则之一,能有效解决城市垃圾问题。近年来城市生活垃圾以较快的速度逐年增长,我国大部分城市在垃圾管理方面存在着基础设施不全、处理方式单一、市民环保意识淡薄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提出从源头、技术、政策几个层面,采用净菜进城、减少一次性物品使用、垃圾堆肥、垃圾焚烧、垃圾收费、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等减量化技术和措施来解决垃圾问题,以期为城市的垃圾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公众态度和机构监督对大气污染的影响

虽然以往对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的研究中考虑了正式制度因素如政府机构监督，但是较少考虑非正式制度因素.本文重点检验两种制度情境的影响，微观层面的环境态度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以及宏观层面的环保机构监督形成的正式制度对大气污染排放量的影响.基于CGSS2010-2013和2015年的数据库，从中提取出体现环境态度的问题，将其赋值指标化后，作为制度情境纳入环境方程.经过公开数据的收集，得到我国26个省份2010-2014年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发现机构监督与人均GDP的交互项对氮氧化物、烟（粉）尘、二氧化硫排放都有影响，但是公众态度与人均GDP的交互项只对烟（粉）尘排放有影响，从而对不同制度情境下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进行了探索.     

公众态度和机构监督对大气污染的影响

虽然以往对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的研究中考虑了正式制度因素如政府机构监督,但是较少考虑非正式制度因素.本文重点检验两种制度情境的影响,微观层面的环境态度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以及宏观层面的环保机构监督形成的正式制度对大气污染排放量的影响.基于CGSS2010-2013和2015年的数据库,从中提取出体现环境态度的问题,将其赋值指标化后,作为制度情境纳入环境方程.经过公开数据的收集,得到我国26个省份2010-2014年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发现机构监督与人均GDP的交互项对氮氧化物、烟（粉）尘、二氧化硫排放都有影响,但是公众态度与人均GDP的交互项只对烟（粉）尘排放有影响,从而对不同制度情境下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进行了探索.     

基于调整机制的环境政策工具分类与发展趋势

综述了国内外学者与机构对于环境政策分类的研究与实践,基于调整机制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进行分类。在分析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特点的基础上建立环境政策工具类别框架并指出今后环境政策工具的发展趋势是通过工具组合实现工具创新,建立混合型政策工具以应对复杂的环境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