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格局动态演化研究

江苏省自1990年以来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空间格局的演变.采用1990-2006年江苏省各县、市(市辖区)FDI数据,首先计算、分析了各区域单元FDI总量的变化与特征,描述了区域FDI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理论,定量表示出江苏省自1990年以来FDI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及趋势.结果表明:江苏省FDI增量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北与苏南FDI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区域单元实际利用外资的过程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自1999年以来空间自相关性有所增强;FDI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模式,并且集聚态势越来越显著;以苏州市辖区、无锡市辖区为核心的苏南地方,成为江苏省FDI发展的核心区域,而苏北与苏中大部分区域,则沦为FDI发展的外围地带.     

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

基于传导机制,该文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交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使用联立方程和情景模拟的估计方法,分析了该传导机制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直接传导机制以及收入和政策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工业污染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污染减少:此外,工业外资在中国区位选择时的确将污染排放量视为重要的要素禀赋,这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相符,但现实中,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往往高于内资工业企业,较高的新技术研发水平与较低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对应的,这意味着外资企业"污染密集型逆转"现象是存在的.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碳排放

鉴于CO2排放增长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以及我国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减排40%-45%的承诺,本文旨在研究在不断开放和更加开放的中国,FDI对CO2排放的影响.文章使用1978-2008年间的数据探讨FDI对碳排放的影响.通过对我国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FDI对CO2排放有负的影响,这个结果是由于FDI的技术溢出带来的.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但这并不意味着FDI的流入对我国没有坏处,大量的FDI流入到了污染密集型产业之中.我国应该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出口增长加重了我国碳排放的压力,这个结果是"污染避难所"理论的证据.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减少出口CO2排放的根本途径.农业在经济结构中份额的提高有助于碳减排,这个结果再次验证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条件的农业大省更应该集中资源着力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而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则没有系统的影晌.     

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选取1990—2002年中国30个省市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和环境相关数据，从定性和定量描述的角度探讨贸易、FDI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对中国的ECK没有直接影响。但考虑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它在引进先进污染防治技术和环境管理思想方法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将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中国接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急于吸引外资，加之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些方面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FDI的环境效应与我国引进外资的环境保护政策

FDI带给中国的环境压力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如何全方位保护环境,实现环境要素的可持续利用,是我国目前和今后利用聊的政策取向和要求.FDI的环境效应是一把"双刃剑",本文在对FDI的环境效应及其发生正效应的条件进行了归纳总结后,对FDI在我国所产生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我国FDI的存量增加所诱致的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的重污染化加剧了污染排放,而其诱致的技术转移带来了正面的环境效应,由于中国各个区域环境管制程度不一,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工业污染的区际转移.我国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积极引进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为代表的先进技术,通过调整外商投资领域的产业导向、环境管制制度的创新及制定可持续发展长期战瞻和规划等对策与措施以全面实现FDI的环境正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雾霾(PM_(2.5))污染的时空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了1998—2012年中国241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对中国雾霾污染和FDI的区域分布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经验考察,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采用了Moran’s I和Geary’s C指数对中国FDI与雾霾(PM_(2.5))污染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全域和局域分析。结果发现:(1)雾霾(PM_(2.5))污染与FDI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了雾霾(PM_(2.5))污染空间的溢出效应以及FDI的辐射效应的存在。同时FDI高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高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低值集聚区,表明一个地区的引资效果和雾霾(PM_(2.5))污染在地理上的集聚密切相关。雾霾(PM_(2.5))污染表现出显著的"叠加效应"和"溢出效应",说明中国雾霾(PM_(2.5))污染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以及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交叉、累积、持续的演变特征。(2)全样本下,FDI对雾霾(PM_(2.5))浓度的影响表现出增促效应。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1%。(3)分地区样本下,东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01 9%;中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8 3%;而西部城市FDI存量对雾霾(PM_(2.5))浓度影响不显著。上述实证结果说明中国雾霾污染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区域异质性,FDI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增促效应。     

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及其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1986-2005年的历年资料，分析了长江三角洲FDI的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并分两个时段就FDI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FDI主要集中长江以南地区，现有的FDI规模、区域市场容量等是主要影响因素。FDI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与中国区域能源效率

在内生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国内RD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RD溢出和地区能源效率的分析框架,运用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国外RD溢出分为两个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递的国际RD溢出。并将29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对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RD溢出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FDI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的能源效率有正的影响,而对西部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FDI企业通过进口贸易带来的国际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有显著负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度和技术水平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具有“污染光环”效应?

FDI是否引致并加剧了环境污染一直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并存在较大争议,形成了"污染光环"和"污染避难所"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其中,"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了东道国环境质量,而"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发达国家企业将产业链中高污染、高能耗部分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其环境质量恶化。本文将两种针锋相对的假说进行融合,认为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自身累积阶段的不同而呈现非对称特征,而不是非正即负,因此,将经济发展阶段和FDI自身累积分别作为转换变量,构建FDI对环境污染的面板平滑转移(PSTR)模型,研究结论如下:(1)外商投资通过发挥"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等促进了我国环保技术水平,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即FDI并不是引起我国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2)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存在两个转换机制,分别在人均收入达到0.527和1.027时实现转换,并且由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间的平衡,使得FDI随人均收入的提高抑制程度先缓慢减弱后迅速上升,最终稳定在0.165附近。(3)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自身累积量为1.999处实现低区制往高区制的转变,且转换速度适中。并且,在FDI累积较低阶段,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但当FDI累积量超过门限值,FDI投资结构进一步升级促使其对环境污染的抑制效果开始显现。基于此提出建议:(1)在实行严格FDI进入标准、优化FDI投资结构的基础上,持续引进FDI。(2)应该适时适度地调整FDI引入政策,引导过剩FDI在城市间、产业间合理流动,实现FDI在不同城市间与不同产业间的科学分布和优化配置。     

产业集聚加剧了环境污染吗?——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

厘清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有助于理解中国环境压力形成的原因,而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区域合作,空间溢出效应更不容忽视。通过将反映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的非对称性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下,产业集聚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研究发现:(1)中国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即邻近省域的环境污染会加剧本省的环境污染;(2)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人均工业二氧化硫减排,却对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反而导致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3)当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时,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产业集聚,会增加0.428%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1.381%的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0.240%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上结论都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说明结论真实可靠。最后,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

本研究基于1999-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基于联立方程及情景模拟的结果显示:①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与技术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此外,规模、结构与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基于传导机制与终端影响的区域异质性,采用区域模型比采用全国模型更加合理;②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有赢家,有输家,也有许多地区输赢参半.其中,受益地区往往为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华东),受损地区往往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东北).然而,赢者,其受益机制各有不同;输者,其受损机制也截然有异.③综合看来,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消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的非期望传导.可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开放经济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ome Evidence from Hanoi, Vietnam

In recent years 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rapidly been increasing. It is now 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urban growth in scor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Rapid urbanization in these countries is leading to many problems in the cities. Existing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municipal services have been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ed demand arising from growing population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Consequently, the environment in these cities has deteriorated alarmingly.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role of FDI in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UEM) by analyz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m for Hanoi City in Vietnam. The paper's analysis and findings are presented under three main themes: one, FDI, employment and income; two, FDI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three, potential of utilizing FDI for the provis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UEI&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rban environment.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 data have been use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dra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工业污染的影响

本文从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的角度，就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对我国工业污染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大，且有逐渐减缓的趋势。但就具体产业而言，外商投资确有转移污染的倾向，而且环境影响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对外资和外贸必须进行严格的环境管理，以确保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     

FDI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探究1999-2013年间FDI对我国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首先,根据构建的工业生态效益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总体及各省区工业生态效益值。发现除2008年底世界金融危机导致次年的工业生态效益有小幅下降外,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各省区态势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其次,选取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加入WTO(2002年)和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理念(2007年)为时间节点,分地区、分时间段实证检验FDI对我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性。中国加入WTO后,FDI在东部与中部均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在西部却无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西部投资环境、距离市场空间距离较长、生态环境薄弱、投资限制较多等因素,导致FDI在西部较少。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我国吸引外资时,会更倾向于选择更加环保、清洁的企业,提高工业生态效益。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对我国工业生态效益的提升效果不是很明显。东、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对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虽然并不发达,但国家有各类支援西部的计划,致使西部高素质劳动力有所增加。全国、东部、中部平均工资与工业生态效益均呈现显著正相关,西部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十七大之后,对工业生态效益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针对各地区区位优势进行针对性的开放政策,而不是单纯的由于地理上的东中西依次进行分阶段的改革开放,针对不同的地区,可进行开放试点,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吸引外资,提高生态效益,改善生态环境。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

为衡量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本文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对2007-2011年中国30省(区、市)进行测算,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同时考察技术创新、工业结构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在高、中绿化度地区起主要作用,而低绿化度地区以行政型环境规制为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有限;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也是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对东部地区所转移的产业进行选择;高绿化度地区需在提高排污费标准的同时,逐步采用排污权交易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总量的控制力度;低绿化度地区可在实行低标准排污费政策的同时,逐步实现从行政型向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转变;逐步发挥并扩大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注重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吸收和应用推广,降低高载能行业的比重。     

我国投资拉动的宏观成本分析

我国多年来坚持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而高投资高增长则更多地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未来投资的增速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的．更多的取决于资金、技术、资源支撑和环境容量。通过对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模式的高宏观成本分析，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方式转变的若干结论性建议。     

The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by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1 INTRODUCTIONA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economy speeds up,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mainly by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continuously expanding.It i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trade, FDI,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started to attract clos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both athome and abroad (Dean, 1992; 2001; Copeland andTaylor, 2003; OECD, 1997; Beladi, 1999; MA, 2003).Although the idea that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win-w…     

A study on the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and the carbon emission scale effect of two-way FDI

Based on the data of 30 Chinese provinces for the period from 2004 to 2015,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arbon emissions effect of two-wa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ale effect and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This study uses Kaya identity to decompose carbon emission and construct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and the carbon emission scale effect of two-way FD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FDI) increase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 through scale effect and also exacerbates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in China, whereas the outward FDI trends reduce carbon emission and reduces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in China. The study also shows that human capi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trade opennes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two-way FDI. Therefore,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IFDI policies should focus on acquiring green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