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LUE-S模型的重庆市主城区土地利用情景模拟

以重庆市主城区为研究区,采用120m×120m栅格大小的数据为模拟基准,借助CLUE-S模型、情景分析法、SPSS软件及ArcGIS10.1软件建立了数量变化和空间分布变化相结合的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动态模拟模型,并对研究区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覆盖动态变化进行了模拟,模型综合考虑各种宏观驱动因子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关系,较全面地考虑了多种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驱动因子,并利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了各因子的回归模型,提高了模拟结果的精度,通过对已有数据的模拟及精度分析,整体模拟精度达86%以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模型在研究高分辨率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方面有很好的适应性,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复杂性研究和相关部门对土地布局、规划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模拟结果表明:到2030年湿地、人工用地、林地将增加,耕地和其它用地减少,草地在不同的情景下均有稍微的增加,耕地和人工用地是变化最大的两种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耕地和林地面积不断接近甚至持平,研究区西部及西南部变化比较明显。     

基于土地自然与经济双重属性的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测算

为明确我国西部土地人口承载力是否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进而为土地利用规划和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在综合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基础上,对我国西部地区2020年、2025年、2030年的人口承载力进行测算。采用统计模型分析与灰色预测的方法测算基于土地自然属性即食物生产能力的人口承载力,同时,从土地经济属性的角度,采用基于土地功能的产业活动关联法来测算人口承载力。最后利用短板分析法综合权衡两类基于土地不同属性角度的测算结果,确定西部地区实际的土地人口承载力,并与未来人口数量进行比较。测算结果显示：(1)从总体上看,2020年、2025年、2030年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分别是6.50亿人、6.73亿人、6.94亿人,而与之对应的未来人口数量是3.81亿人、3.87亿人、3.92亿人,即西部地区土地能供养的人口数大于未来人口数量;(2)从省级区域分布来看,其中大部分地区能满足未来人口增长的需要,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宁夏、新疆等11省份的土地都能承载各省未来人口的发展,只有青海省人口承载力低于未来人口数量。这表明西部地区整体的土地承载力能满足人口发展所需,但存在区域不协调,青海省土地承载力与人口发展需求尚不匹配。     

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与低碳发展策略

为长江经济带低碳发展需要,借助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4年间相关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及区域间的碳排放、能源强度、碳吸收进行测算,并探讨长江经济带未来低碳发展策略,分析 “高碳情景”与“低碳情景”下2030年各区域的碳减排潜力。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碳排放聚集度较高且整体增速趋缓。东部区域碳排放均值最大,西部区域最小。中部区域碳排放增速最快,东部区域最慢。西部区域能源强度最高,东部区域最低;但中部区域能源强度降幅最大,东部区域降幅最小。西部区域碳汇能力最强,东部区域最弱。基于以上发现,从碳减排责任划分、低碳消费、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优化以及区域生态质量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关策略,力图实现碳源面的直接碳减排与碳汇面的相对碳减排。最后,经预测可知：2030年,长江经济带“低碳情景”比“高碳情景”减少碳排放约12亿t,中部区域将成为碳排放主要来源地     

气候容量:适应气候变化的测度指标

本文提出将"气候容量"概念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测度,并论述了与此相关的气候资源承载力、生态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人口承载力等概念。气候容量是针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背景下提出的概念,从根本上讲,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是气候容量问题,即一个地区特定气候资源所能够承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数量、强度和规模。气候容量包括天然容量和衍生容量,天然容量包括温度、光照、降水、极端气候事件等因子,衍生容量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资源、气候灾害风险等要素。气候容量可以借助工程、技术、制度等适应措施进行改善和转移,但是必须遵循经济理性、生态完整性、风险防护、公平分配等原则。对气候容量及其阈值的评估能够与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相结合,测算出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最优人口容量和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适应规划提供决策支持。在气候容量充裕的地区,适应气候变化是与人口和经济发展相伴生的问题;而在气候容量严重受限地区,不合理的发展可能进一步恶化气候环境。作者以气候容量充裕的长三角地区和气候容量严重短缺的西部地区为例,分析了气候容量的政策含义,并针对容量限制型的适应问题与发展驱动型的适应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气候容量不仅可以作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概念分析工具,而且可以结合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为制定地区适应与发展规划提供研究支持。     

太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与机制分析

太湖流域土地总面积36 895 km²,包括了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的部分区域,其中,江苏占53%,浙江占33%,上海占14%。太湖流域土地利用按下垫面可以分为耕地、建设用地、水域和其他用地4种类型。采用2005年土地详查数据与上次防洪规划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耕地是太湖流域最重要的下垫面,占土地总面积的36.6%,建设用地占土地占面积的23%,与耕地的矛盾十分尖锐,水域面积较大,占土地总面积的14.5%。1996~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趋势是,耕地面积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地区在太湖流域江苏部分,两省一市建设用地均有30%左右的增长幅度,土地围垦得到有效控制,水域面积略有下降。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效益驱动与土地管制差异是造成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     

基于Dyna-CLUE模型的太湖流域建设用地空间扩张模拟

从区域尺度模拟建设用地空间扩张是理解和解释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趋势的有效途径之一。基于Dyna-CLUE模型,通过1985年以来5个时段太湖流域遥感影像数据及自然与社会经济数据提取先验转换规则,模拟未来太湖流域在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与综合保护3种不同情景模式下建设用地空间增长过程。结果显示：3种模拟情景下Kappa 系数均大于0.75,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明Dyna-CLUE模型在太湖流域建设用地空间扩张模拟中有较强的适用性;3种情景下,综合保护情景下建设用地扩张模拟精度最高;2020与2030年流域建设用地扩张均以大城市周边为主导,其中2010～2020年扩张总量位居前列的城市依次为上海、嘉兴、无锡和湖州等,而2020～2030年依次为嘉兴、苏州、上海和无锡等。2020年、2030年建设用地空间扩张模拟结果基本符合太湖流域建设用地空间扩张的趋势。研究方法及模拟结果相对可靠,以期为未来太湖流域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特别是土地利用宏观需求的空间配置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洞庭湖区近30年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湿地的影响分析

洞庭湖是我国面积仅次于鄱阳湖的第二大淡水湖。近些年来,洞庭湖区降水在减少,湘、资、沅、澧四水的来水量也在降低,尤其2011年春季以来,洞庭湖水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干旱,洞庭湖地区的降水量累计比历年同期减少了50%至60%。本文基于1985年、2000年和2011年的遥感影像数据,运用RS、GIS等,系统分析了洞庭湖区近30年土地利用/覆盖的数量和空间格局动态变化。结果表明,过度围湖垦殖成为洞庭湖湖面萎缩的主要原因。湖区耕地总量持续增加,增幅达36.01%;湿地、林地、草地总量减少,其中湿地和草地面积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分别为72.88%和62.98%。研究结果为区域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及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为洞庭湖区湿地的管理提供背景资料和依据。     

不同地貌类型区城镇扩展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影响

基于RS和GIS的支持,以名山县为研究案例,分析与探讨西部经济以农业为主地区城镇扩展的时空特征和不同地貌类型下土地利用景观格局,以期为城镇规划及区域城镇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结果显示：1975 ~ 1999 年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地貌区的分布格局变化显著。林地面积大幅减少,分布区域向海拔较高地区收缩。居民及建设用地在低丘区增长较快,城镇用地大幅增加,成为影响研究区景观格局的重要要素。农业生产活动向地势较高的区域扩展,中丘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场所,水田和旱地成其主要土地利用方式。高丘区旱地分布面积占首位;园地在低山区分布面积有所增加。1999~2005 年基本维持1999年景观格局,居民及建设用地继续增长,尤其在低丘区表现明显;低丘和中丘区斑块总数减少,各景观要素平均斑块面积增加,形状指数和分维数降低;高丘、低山区水田、旱地减少,园地面积增加.     

区域土地用途转换的土地资源碳储量研究

土地用途转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带来土地资源碳储量变化的重要因素。在“双碳”目标下开展区域土地用途转换的土地资源碳储量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湖北省2000—2020年5期土地用途转换数据,运用InVEST模型和PLUS模型,研究湖北省土地用途转换引致的土地资源碳储量时空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近20年湖北省土地资源碳储量总体上呈明显下降趋势;2000—2020年湖北省土地资源总碳储量减少约10.6×107 t;在不同土地用途类型中,林地碳储量占土地资源总碳储量比重最大,达到70.68%;在空间上,湖北省土地资源碳储量高值主要集中于4大山区,武汉城市圈土地资源碳储量损失较为严重;根据PLUS模型预测的湖北省土地用途转换结果,2030年湖北省各地区在生态保护优先状态下的土地资源碳储量值最大,达到7.32×109 t,高于自然发展状态下的7.02×109 t和耕地保护优先状态下的6.76×109 t。研究结论：2000—2020年湖北省土地资源碳储量总体上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湖北省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致使建设用地迅速扩张,大量侵占耕地、林地和草地。2030年...     

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碳效应分析——以青海省海东市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陆地生态系统碳源、碳汇的分布和大小,进而影响其碳循环过程。因此,进行区域土地利用及其碳效应定量研究和评价,对区域土地资源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青海高原东部的海东市为研究区,在确定土地利用类型碳循环参数的基础上,对规划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碳平衡进行分析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在规划情景下,到2020年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对区域碳平衡有较大的影响。相对于2009年,规划目标年土地利用变化导致区域碳储量增加628.79万t,并以农用地的碳储量为主;规划情景下,区域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碳排放量增加191.91万t。虽然规划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导致区域碳排放的增加,但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调整却有利于区域碳储量增加。     

Overview of the Belgian programme for the surveillance of the territor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commendations or directives on the monitoring programme

The Royal Decree of 20th July has entrusted the Federal Agency for Nuclear Control (FANC) with the task of controlling the territorial radioactivity and the doses received by the population. Within this agenda, a monitoring programme has been developed over many years, in order to follow the main potential exposure pathways of the population. In practice, several potential vectors of contamination are controlled: air (and rain), surface water (including sediments and biota), soils around nuclear installations, food chain, drinking water etc. To carry out such work, the FANC has collaborated with public or private reputable organisations: The Centre of Nuclear Energy Studies of Mol,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Radionuclides of Fleurus, and The Louis Pasteur Public Health Institute of Brussels. A synthesis of this monitoring programme will be presented and the most important deductions will be pointed out. For many years, the tendency has been for tighter control of artificial and natural radioactivity in the environment. This has been achieved by increasingly stringent regulation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ffort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EC, OSPAR, IAEA). In this context, the FANC in Belgium, is involved in a process that will lead to the adaptation of the Belgian monitoring programm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se adaptations and of their consequences will be presented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中国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冲击的计量分析——基于VEC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

在低碳经济的发展如日中天的形势下,经济快速发展所诱发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资已是大势所趋.“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绿色信贷”(Green Credit)等新措施,为环境治理投资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基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98 - 2008年工业GDP、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废气治理投资额,使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使用误差修正模型(VEC)和脉冲响应函数(IRF)对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冲击路径进行模拟.得到的结论是,我国目前环境治理投资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有正向的冲击,但冲击持续的时间较短.与此同时,环境质量的变化会给环境治理投资带来长达10期的较大幅度的冲击,并且随着环境治理投资的效应逐渐显现即环境质量的改善,环境治理的投资额逐步下降.鉴于这种情形,我国政府、商业银行和企业应该加强对环境的关注,建立环境治理投资的长效机制,调整投资结构,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资.     

首都圈内城市职能的分工与整合研究

城市群是一国经济的重心区和增长极，其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首都圈曾经具有全国最优越的发展条件，处于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但是其发展相对滞缓。主要原因是首都圈没有形成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首都圈内各城市职能的现状进行量化分析，认为首都圈内各个城市的职能并没有发挥出自身的基础和优势。城市各个部门发展都相对平庸．城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因此，只有实现首都圈内各城市职能的整合，才能提高首都圈整体的竞争力。首都圈内各城市实现职能整合面临的主要问题有：①京津两市在首都圈中的龙头作用不明显；②首都圈内部行政区划分割导致的矛盾日益尖锐；③首都圈内各城市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城市间分工不明确；④首都圈的空间结构急需调整。据此提出促进首都圈内各城市职能整合的几点对策。     

On the Multifunctional Role of the Biota in the Self-Purification of Aquatic Ecosystems

Principles of the theory of the ecological mechanism of water self-purification based on multiple functions of the biota in freshwater and marine ecosystems are formulated. In developing this theory, the results of the author's experiments with filtering hydrobionts have been used.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water self-purification mechanism is vulnerable to the impact of some pollutants and, in particular, surfactants. Conclusions drawn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for the sustainable use of the biological resources of aquatic ecosystems.     

On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the gray plover in the northern Yamal Peninsula

The demography of the gray plover was studied using color banding at a stationary control plot in the northern Yamal tundra for seven years. Data on the dynamics of nesting density, fertility, breeding success, and site tenacity are presented. Cases of polygyny and the absence of nesting are described. Factors affecting population dynamics are discussed.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基于大连市3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从外部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情况两方面,构建了市民化指标体系,修正了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特点,运用Mapl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①市内四个主城区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副城区;②市中心及其辐射地带市民化水平较低,城乡结合部市民化水平较高;③市民化指标与市民化水平空间分异不匹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环境处于阻碍阶段,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接纳程度较好,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副城区(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国家、社会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平台,加快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化进程.     

环境规制相对力度变化对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995-2007年间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把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分为25个发达国家与16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两类,重点研究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并考察了借贷成本、双边贸易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等影响因素,运用面板数据进行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的实证检验,为中国选择FDI的类型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相对于投资来源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越严格,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FDI将减少;而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并不受影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企业环保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其对环境规制的敏感程度不同.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选择FDI的类型从外资的来源结构、产业结构、环境技术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stimations of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Forest Canopy: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Content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forest canopy of lichen-green moss pine forests was estimated for different numbers of sectors of the celestial hemisphere. The ecological contents of these estimations are discussed. The dominance frequencies of species of the herbaceous-dwarf shrub and moss-lichen layers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transparency estimated for the zenith sector alone better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leaf debris and the rainfall interception by the crowns. If the transparency was estimated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sectors of the celestial hemisphere,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disturbance increased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was masked.     

On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the Kamchatka Sable

The degree of morp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of sable (Martes zibellina L.) populations was studied in different physiographic regions of the Kamchatka Peninsula and the Penzhina River basin. According to craniometric data, the sables inhabiting the hilly Western Kamchatka Plain are larger than the animals from other regions.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phenetic variation in craniological characters and coat color showed that the sable samples taken within the peninsula were fairly homogeneous. On this basis, all sables inhabiting the Kamchatka Peninsula may be regarded as a single pop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