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

人力资本及其结构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及其结构水平迅速提升,但各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及结构水平差异颇大,这可能也是导致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的原因.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为本文直接研究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样本.文章在增长回归框架下,以中国各省份1978-2008年动态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国家和区域层面考察了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及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效应显著;人力资本内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显著性相关得到东部地区数据的支持,而在我国及中西部地区的效应不够明显,这主要是由我国投入导向的增长模式和劳动力质量水平不高所决定的.结论表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及结构优化将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分析

本文使用1997-2010年29个省级单位数据,以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分别以人力资本量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就全国来说,无论以人力资本量投入指标还是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均为正;但与产出指标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较大。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为分析单元,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东部,以投入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的正向作用明显;在西部,以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产出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的正向作用明显;在中部,以人力资本量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都不显著。因此,为提高劳动报酬比例,政府应采取针对性的政策。第一,政府率先应启动劳动报酬比例增加机制;第二,健全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第三,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益。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及其波动影响的比较分析

运用协整和VAR模型,对东、西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具有反向修正机制,东部地区经济有更强的自我稳定机制;②东部地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投资见效快,对经济的影响能持续4年;人力资本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持久,在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中发挥的作用更大;③西部地区自身的经济增长状况还不能吸引大量投资,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国家的大量投入,投资变动是引起经济短期波动的重要原因。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投资见效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持久,而西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小于东部。     

人力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

由于具有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技术条件的劳动力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推动肯定是不相同的．因而我们有必要分别考察具有不同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引入了一个包含异质型流动人口变量的函数。并对1985—1990年期间我国分地区流动人口的素质状况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此期间．仅流动人口中的智力资本就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大约72．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的价值；而分地区的研究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中的智力资本也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中部来说，在此期间的流动人口不管是从对劳动力数量的增长贡献上。还是从对本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贡献上，都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收入分配和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一直是全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个体相对剥夺视角,利用Kakwani指数测算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并探究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处于较高剥夺区间,且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部地区的指标值分别达到0. 516、0. 552、0. 595。②失地农民人力资本越丰富,越容易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健康状况好的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比健康状况差的失地农民低0. 065个单位,由基础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反映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 034、-0. 046。③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也呈显著负相关,失地后传统的以血缘和亲缘为核心的纽带型社会资本在降低微观个体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效果依然存在,其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为-0. 032。④异质性研究再次证实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社会资本积累在缩减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同失地群体个体收入不平等和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组织身份衡量的连接型社会资本仅与东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呈显著负相关,抑制效应为-0. 055。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需要进一步通过提升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水平来防止群体固化和收入剥夺恶化问题,各区域应采用因地制宜的消减收入剥夺的政策措施,这对于新时代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中国省际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区域能源需求

构建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区域能源需求的分析框架,采用Malmquist指数估算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区域能源需求的影响,并考察了能源相对价格、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存量等因素,进行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影响的实证检验,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区域节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技术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只对东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西部地区的能源需求均没有显著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能源资源禀赋和对外开放度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上述结论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区域技术进步与节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联动关系分析

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为什么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在经济转型期20世纪80年代呈现收敛而90年代后发散?人力资本究竟是怎样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已有的经验研究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积累自身的收敛性,因而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联立互动关系.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增长的联立模型,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存在自身收敛性,人力资本增长率与地区经济增长率存在同向变化特征;同时,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直接发散和间接收敛双重效应,欠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加大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不同省份农村地区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得其养老脆弱性也存在较大差异,对农村养老脆弱性的省际差异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识别是提升养老保障政策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关键。文章基于2014年全国农村地区公开数据,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个维度构建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区)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指数进行了测算,借助Arc GIS自然断点法将我国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划分为5个等级并对其省际差异进行空间可视化描述,在此基础上,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我国农村养老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总体上处于中等区,但呈现出明显的省际差异、区域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差异;2不同省份农村地区养老敏感性和养老应对能力的差异较大,且对养老脆弱性的形成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总体上,东部省份农村养老脆弱性明显低于中西部省份;3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省际差异的形成受到老年抚养比、国家级贫困县数量、低保中老年人占比、农作物受灾面积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章认为,在全面提升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化中西部省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成为降低农村养老脆弱性的关键。     

中国相对贫困测度与城乡差异

中国在2020年完成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以发展差距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通过降低不平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来治理相对贫困问题,对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该研究研究地区发展差异和不平等对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构建的影响,并对不同地区层次和不同贫困标准下的中国相对贫困分布状况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对贫困标准构建框架,最终使用Shapley分解和Fairlie分解两种方法对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相对贫困与不平等密切相关,但最终决定于各地区具体的收入分布形态。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对相对贫困线的设定和相对贫困的分布都具有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和不平等程度均高于城镇地区,不论是使用全国统一的还是城乡分设的相对贫困线,农村地区将依然是中国未来扶贫的主战场。收入、工作、生活质量、户主教育和省份是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和工作解释了2018年城乡相对贫困差异的49.88%,生活质量和户主教育分别解释了10.41%和9.28%。但是不平等和生活成...     

城镇化进程中用水量增长的门槛效应与动态作用机制分析

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21世纪的主要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各方面的转变,成为拉动用水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收入、人口结构、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变化,使得城镇化并非表现为线性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用水量也存在相应的门槛效应并呈现阶段性增长特征。本文首先对我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进行统计分析,从地区层面直观描述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的变化特征,然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城镇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人力资本、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用水量的门槛效应,搜寻在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影响的门槛点并分析阶段性变化特征,最后结合PVAR模型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门槛回归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别以城镇化和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超越门槛点后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弹性系数分别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和先降后升的正"U"型变化趋势;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化量,城镇化对用水量的拉动作用则不断减弱。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城镇化对用水量具有长期且稳定的正向冲击,而居民收入和人口年龄结构对用水量的正向冲击则逐渐收敛于零,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对用水量均具有负向冲击,且人口密度的负效应不断增强,而人力资本的负效应不断减弱。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用水量的增长受自身的影响较大,除年龄结构外,人口密度、居民收入、人力资本和城镇化也具有小规模的贡献程度。     

Impact of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 Provincial-level Analysis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has documented the rapidly increasing income disparities that accompanie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is.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its turn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as a consequence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avings,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It start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different caus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come inequality may affect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discusses to what extent these causal relationships may be relevant in the case of China. Next, provincial data for the year 2002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fferent elem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income inequality does not affect aggregate savings levels. Rising inequality, however, contributes to lower health and possibly also to higher fertility levels. It also lowers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in agriculture and therefore is likely to reduce water pollution. Other type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re not affected.     

Impact of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 Provincial-level Analysis

Abstract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has documented the rapidly increasing income disparities that accompanie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is.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its turn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as a consequence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avings,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It start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different caus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come inequality may affect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discusses to what extent these causal relationships may be relevant in the case of China. Next, provincial data for the year 2002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fferent elem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income inequality does not affect aggregate savings levels. Rising inequality, however, contributes to lower health and possibly also to higher fertility levels. It also lowers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in agriculture and therefore is likely to reduce water pollution. Other type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re not affected.     

Longevity,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ny researchers have concluded that longer life expectancies prompt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education,as a prolonged labor supply raises the rate of return on education.Besides explaining the empirical evidence behind this conclusion(at an absolute level),there is another issue to be discussed:does time spent studying and working increase proportionally with higher longevity? Building on an extended life-cycle model,this paper shows that prolonged life expectancy will cause individuals to increase their time in education but may not warrant rises in labor input.Later we show that higher improvement rate of longevity rather than initial life expectancy will promote economic growth,even we exclude the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formation,and only consider growth effects of higher improvement rate of life expectancy from physical capital investment.     

中国资本回报率:考虑碳减排成本的新核算

对资本回报率进行绿色核算既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同时也是判断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依据。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1960—2014年碳排放的影子价格;利用Hall-Jorgenson租金公式测算剔除碳减排成本的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动态演变趋势。对中国资本回报率重新估算克服了因忽略碳减排成本而导致的高估,估算结果更加科学可靠。研究结果:(1)中国碳排放的影子价格由1960年的56.34元/t上升到2011年的1651.69/t,根据影子价格计算的碳减排成本占GDP总量的份额年均为31%。(2)不考虑碳减排成本和税收因素的基础资本回报率变动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52-1983年为第一阶段,资本回报率在波动中由高位逐步回落。1984—2010年是第二个阶段,基础资本回报率保持平稳。2011年以来是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台阶式下降趋势,特别是2012—2014年,税后的资本回报率已经难以抵补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3)考虑碳减排成本将导致资本回报率平均下降约12%。其中1960—1975年资本回报率呈下降趋势。1976—2008年资本回报率基本保持稳定,资本回报率平均值为15.2%。2009年以后,资本回报率则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14年的估算值甚至降为-1%。本文仅考虑了碳减排成本,如果再考虑诸如二氧化硫等废气排放、废水与固废排放的成本后,绿色资本回报率的估算值将更低。建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应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减税(尤其是生产税)政策遏制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另外,需要采取分阶段递增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步实现企业环境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人力资本积累、企业创新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虽未改变,但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一些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不断积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所上升。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显然对于政府形成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社会再生产理论,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作出理论解释,并运用中国1998—2014年各地区经济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二者存在协同效应;(2)上中等层次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可以带动经济增长;(3)下中等层次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应注重人力资本量的积累,更要保证质的提升。基于此,应从下三个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1)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学构建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促进形成企业家倡导企业科研创新的机制,激发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维护创新企业对于运用和转让科研成果的合法权益;(2)着力培育高素质人才的教育体系,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办学质量,鼓励教育培训机构适度创新,推动培训方式项目化,针对岗位需求扩充劳动者知识和技术储备;(3)着力降低初中及以下人口的规模与比例,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向不发达地区适度转移,关注偏远地区贫困人群的入学情况,努力为穷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     

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模式与居民环境行为研究

运营模式的科学设计以及居民环境行为的有效管理是邻避型PPP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针对邻避项目存在的低收益和居民环境行为转变难两大问题,本文基于计算实验理论与方法构建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模式与居民环境行为模型。通过对利益相关主体的社会属性与行为变化规律分析,进而设计运营商、政府、居民和从业人员等主体的计算实验交互规则。模型与计算实验研究了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状态和居民环境行为在自负盈亏与统一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统一价格、固定收益率与统一价格、自负盈亏与阶梯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阶梯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阶梯价格以及固定收益率与阶梯价格等六种情景下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1)阶梯价格能在短期内改善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状况,统一价格机制更有利于项目长远发展。(2)自负盈亏并不是邻避型PPP项目的一个理想方案,收益担保是一个相对稳妥可行的选择,而固定收益率是一个对政府财政有高要求的优化模式,可优化居民环境行为并降低PPP项目的邻避效应。(3)自负盈亏模式下运营商无心开展环境教育和提高从业人员待遇,固定收益率模式有利于推行环境教育并提高从业人员待遇。(4)邻避型PPP项目的环境投入-环境意愿-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时滞效应。这意味着,较难通过收益模式与价格机制的调整实现系统的最优化,市场的力量无法协调邻避型PPP项目目前存在的矛盾与冲突,需要政府统一管理价格并保证社会资本的回报。同时,改善居民环境行为和管理邻避项目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有系统的筹划与长期时间的积累。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n Consumption Demand: Based on the Statistic Data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in 2000–2010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n consumption demand from a theoretical view,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nd consumption demand. Then,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widening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in China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consumption demand, but this is not the key factor for the insufficient consumption demand because of the low level of per capital income. At last, it suggests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 of entire residents and adjust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simultaneously.     

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的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分析

已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很少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本文在Chang et al 2012年提出的ISP方法的基础上,突破了其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制,采用投入导向的SBM模型对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改进,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测算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生产率指数,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和影响。经研究发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是资本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提升资本要素生产率。本文还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政府规模、投资率、财政科技支出、FDI、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研究结论主要有:11998—2013年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23.03%,其中资本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60.71%,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城市的资本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2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FDI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是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其中,规模较大的城市占据各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改进资本要素生产率。市场化的推进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生产率的改进,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FDI资本存量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等能推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3投资率与资本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印证了Krugman随着投资率走高会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资本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的观点;4第二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正相关,而第三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负相关,说明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总体上还比较低,强制推进二三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只能造成供需结构匹配程度更低、愈加损失效率。短期内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应该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