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水环境效益评估

基于2000~2019年浙江和安徽2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定量分析新安江3轮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政策对其水环境效益的总体性和结构性影响结果表明:政策效果在时间上存在异质性。第1、2轮政策试点显著的提升了新安江流域整体的水环境,但第3轮试点对上游水环境的影响是负的。政策效果在空间上存在异质性。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使下游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平均提高了0.068亿元,但使上游生物多样性价值平均降低了0.015亿元。政策效果在结构上存在异质性。通过对水环境效益的结构性分解,发现横向生态补偿政策使新安江流域的水质净化能力价值平均提高了31.874亿元,但使其产品供给价值平均下降了13.402亿元。政策效果存在预期效益。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政策效果在政策正式实施前2年已经出现。     

安徽全力推进新安江生态补偿

新安江流域跨皖浙两省,是连接黄山市和杭州市的一条重要河流.新安江全长359公里,总流域面积1 1674平方公里,干流的2/3在安徽境内,是安徽省内仅次于长江、淮河的第三大水系,是千岛湖水资源供给的主要地区.新安江上游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流域政府发展经济的欲望及需要极为迫切,如何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的两难选择中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成为新安江上游地区急需解决的问题.     

新安江流域(第二轮)生态补偿试点进展及机制完善探索

新安江流域是我国首个流域生态补偿的试点地区,首轮试点于2012—2014年实施,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显著。第二轮试点实施期为2015—2017年,文章重点对第二轮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协议的内容以及黄山市为生态保护所做的"10个覆盖""10个推进"等工作和机制完善探索工作进行了阐述。文章指出目前生态补偿工作还存在横向补偿长效机制尚未健全,流域上游地区工作压力大、试点补偿方式单一,补偿范围难以满足实际保护需要,发展与保护矛盾突出,水质保持为优难度加大等问题。为此,为探索出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安江模式,提出应建立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多元化的补偿方式、探索上下游水权交易等建议。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新安江模式":经验、问题与优化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安江流域作为我国首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历经10年探索，取得显著成效，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在研究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践和成效的基础上，发现其中仍存在系统性立法缺位、资金支持不健全、补偿机制僵化、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应当尽快完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健全科学、精准的补偿资金机制，构建政府主导下多元协同共治和市场化补偿机制，保障公众参与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推进，推进“新安江模式”的发展完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示范推广。     

沿黄地区土地政策试点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基于断点回归的政策效益检验

土地试点政策是创新土地改革模式的重要方式,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利用沿黄地区10个试点地2008?—?201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土地试点政策实施对沿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土地试点政策实施,对沿黄地区各流域经济发展影响效果存在空间差异,表现为中、下游区域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弱于上...     

三峡水库氮磷污染防治政策建议:生态补偿·污染控制·质量考核

三峡水库是我国重要战略水资源库.三峡水库蓄水后,库区富营养化问题日益凸显,TN、TP成为影响库区水质的主要污染因子,其中80%~85%入库氮、磷污染负荷来自流域上游.受长江富含营养物质水质输入和流域内人类活动面源输入等共同影响,长江中下游超过80%的湖泊发生富营养化,长江口及其毗邻海域赤潮频发.因此,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仅实施国家统一的COD和氨氮水污染物目标总量控制已不能满足流域水环境安全要求.为保障三峡水库、长江中下游湖泊和东海海域环境安全,支撑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应按照湖泊保护的要求,进一步深化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氮、磷污染控制与治理.新安江是我国第一个跨省流域水质补偿试点,2010-2013年,为加强新安江水污染防治,提高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中央财政、浙江、安徽两省共拨付资金12.7×108元,试点工作启动后,新安江跨界断面连续3 a水质均符合补偿协议要求,ρ（COD_Mn）、ρ（氨氮）和ρ（TP）均下降,水质恶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借鉴新安江流域水质补偿试点实施的成功经验,就"十三五"期间继续深化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水污染防治问题,提出以下建议:①国家、下游和上游省（市）政府三方共同出资,建立长江流域水质补偿专项资金;②科学制订三峡水库水污染防治规划,强化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氮、磷污染负荷控制;③建立并实施长江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质量考核制度.      

以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推进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研究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流域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政策对流域水生态保护和绿色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对流域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这两项政策的内涵开展辨析，认为两者都具有货币补偿特征、都具备生态产品价值变现功能，协同实施对生态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十分必要。研究认为目前两项政策还存在法条范围差异、政策实施主客体及对象差异、政策利益导向差异等问题需要协调，流域跨省（区、市）排污权交易政策还有待探索。研究设计了以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推进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总体思路，明确了国家层面需要提供平台、技术、市场、制度等条件，试点需要磋商交易规则、建设排污权储备库、实施总量替代、开展金融创新等内容，并建议在新安江流域、赤水河流域及京津冀区域开展政策协同试点。     

南四湖流域产水量空间格局与驱动因素分析

流域生态系统产水服务功能的空间化和定量化评估,对流域水资源管理、优化配置以及提高流域水生态保护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以山东省南四湖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1990-2013年土地利用、降水、蒸散以及土壤属性等基础地理数据,以InVEST模型为基础,评估和模拟南四湖流域近25 a的产水量,并采用ArcGIS分析产水量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变化趋势,探讨了降水、地形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人口、土地利用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等社会经济因素与产水量空间格局动态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南四湖流域生态系统产水功能区。研究结果表明：流域产水量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东部、东北部等山区、丘陵地区产水量高,西部平原地区产水相对较低;受自然地理要素影响,流域产水量空间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即GDP、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格局有较大差异。近25 a来,流域产水量呈现减少趋势,且产水量峰值区域由东北部向偏南地区转移,最低值区由西部向中部地区转移。降水、海拔和坡度等地理环境与产水量的空间变化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降水量的相关程度最强;人口、GDP等社会经济数据与产水量变化也呈显著正相关,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建设用地等不透水层增加,促进了流域产水量。研究结果可以为流域水资源政策制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宏观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多区域CGE模型的水污染间接经济损失评估——以长江三角洲流域为例

通过构建长江三角洲流域多区域CGE模型,模拟了2011年水污染对长江三角洲流域内部地区（上海、流域内浙江、流域内江苏）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并且构建间接影响系数来反映流域内不同区域和行业受水污染的间接波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水污染对流域内区域的经济影响差异明显,从GDP绝对值减少量来看,上海GDP损失最大（161.3亿元）,但从GDP百分比变化来看,流域内浙江损失更为显著（2.84%）;上海经济对长江三角洲流域水污染最为敏感,其间接经济损失将是其直接经济损失的3.5倍左右,而流域内江苏、流域内浙江仅为0.92倍和1.98倍.     

低碳试点政策是否提高了城市碳排放效率——基于低碳试点城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作为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低碳试点城市建设成效在当今我国面临碳减排及经济下行双重压力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6—2018年间的279个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核算了城市碳排放效率,并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碳排放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在东西部及非资源型地区更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低碳试点政策的政策效应主要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调整城市能源结构来发挥作用。区分东中西地区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及产业结构合理化来影响碳排放效率,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分别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作用。本文为加强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发展双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我国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地区差异

基于连续性双重差分等方法,评估2004～2017年我国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地区差异,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碳交易政策能使试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9.5％,碳市场规模?活跃度每增加1％,将分别带来试点地区碳排放强度下降0.9％和0.7％.异质性影响上,碳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地区的减排效应明显,对西部地区无明显作用...     

流域水资源保护补偿博弈分析及蚁群算法解

协调好流域上下游间的收益问题,使上下游和谐发展,实现全流域收益最优,是目前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补偿研究和实践中的重点。论文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流域水资源保护补偿中上下游间的行为和收益问题,建立了行政调节的流域水资源保护补偿博弈模型,利用蚁群算法实现模型最优求解。将该模型应用于晋江流域,结果表明：当上游的安溪县、德化县、永春县以及南安市（上游部分）提供给下游的水量分别为0.87×10⁸、0.75×10⁸、0.85×10⁸和0.76×10⁸ m³时,分别可获得0.925×10⁸、0.673×10⁸、0.949×10⁸和1.019×10⁸元的经济补偿,同时下游地区获得48.765×10⁸元的效益,此时流域总收益最大。上游地区合理供水可大幅提升全流域的收益,下游给上游合理补偿能够协调上下游关系,促进上下游的和谐发展。     

左右岸跨界水污染治理演化博弈与政策路径研究

基于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多关注于上下游矛盾而忽视左右岸的"公地悲剧",本研究构建左、右岸地区和流域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索奖惩、补偿及复合机制下的主体决策和演化格局差异,结合仿真实验给出推动左右岸协同治理政策路径.结果显示,实现左右岸地区达标排放的关键在于显化达标排放收益与超标排放损失.流域政府倾向于选择奖惩或补偿的单一机制,奖惩机制在不同政策组合中显示出必要性,补偿机制具有加快达标决策、减缓超标决策的收敛速度的积极意义.政策路径是首先采取"阶梯惩罚政策"并增加严重超标惩罚额;继而依次增加奖励和惩罚额促成"奖惩机制",或依次增加奖励额和左右岸之间的补偿额促成"补偿机制",同时给出了上述额度的量化表达式.     

基于高光谱遥感的镉污染潜在风险估算

为探究高光谱遥感快速监测镉污染的可行性,本文利用2002年以来农田土壤重金属镉实测数据,镉的标准原子光谱曲线数据,HSI(Hyperspectral Imaging Radiometer)高光谱遥感卫星数据,选取长江流域10个地区作为研究区,基于随机森林法估算镉污染的潜在风险空间分布值。结果表明:通过原子标准光谱曲线选择特征波段是可行的,能够极大简化特征波段选取流程;随机森林法具有估算土壤重金属镉含量的能力,预测准确度较高;长江流域镉污染超标问题普遍存在,大部分研究区超标率高于8%,其中上游地区镉污染较中下游地区更为严重,上游研究区镉污染超标率均大于20%。     

上海城市水源战略与水源地保护:格局、问题与展望

上海地处中国东部平原感潮河网地区,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随着近年来区域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河道水质逐渐恶化,水质型缺水现象日趋严重。在深入分析上海市水资源特点及饮用水源地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发现,区域水资源量来源差异显著,河流水质空间分异明显,黄浦江上游及长江口集中水源地与众多郊区分散水源地并存现象突出;指出当前水源地存在区域发展与上游来水影响黄浦江上游水源有效保护,盐水入侵与污水排放制约长江口水源地充分开发,分散格局与水体污染阻碍郊区水源安全利用等一系列问题;最后,分别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两江并举城市水源战略,以及黄浦江上游水源地、长江口水源地的保护策略。     

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风险评估方法研究:以呼伦湖流域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多数流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人类活动影响,并导致了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退化等一系列问题,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之一.因此,开展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风险评估方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我国未来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及建设的决策指导起到重要的作用.该研究以旱寒区呼伦湖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人类活动、生态格局、生态功能和生态压力等多个角度,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流域人类活动-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交互风险评估矩阵,开展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风险评估.结果表明:①呼伦湖流域GDP和人口主要分布在海拉尔区和满洲里市周边,其他区域GDP强度和人口强度较低;②呼伦湖流域GDP强度指标有2个子流域分别处于40~60和60~80之间,人口强度指标有1个子流域处于60~80之间,2个子流域处于40~60之间,生态系统指标有8个子流域处于60~80之间,其余子流域均大于80;③呼伦湖流域32个子流域中,有30个子流域处于低风险状态,面积占全区域的98.62%,另有2个子流域处于中等风险状态,面积占全流域的1.38%,研究区域内无高风险子流域.研究显示,该研究提出的评估方法可以有效评估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的风险,有助于明确流域生态健康主要影响因素及系统变化的内在驱动机制,从而为流域尺度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潭江流域水质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土地利用的相关性分析

以潭江流域为研究区域,利用2016年5月TM遥感影像底图,结合Google高清影像和实地调查修正获取流域土地利用图。运用ArcGIS分析工具,将流域分为26个子流域,研究各子流域的土地利用结构。根据2015~2016年不同水期的水质监测,分析TP、TN、NH_4~+-N、高锰酸盐、COD的时空分布特征;利用spearman相关与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其与土地利用结构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各项水质指标基本表现为丰水期优于平水期,枯水期最次。在空间上,上游水质优于中游水质,下游水质最次。流域土地利用结构与水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林地、草地能够缓解水质恶化,相当于"汇",耕地、建设用地、水体会导致水质恶化,相当于"源"。建设用地是对水质恶化影响最大的因素,其次是耕地。部分流域污水处理率有限及污水处理的水质标准与地表水水质标准的差距较大,可能是水质难以好转的主要原因。林地能够显著改善水质,应该加强管理和保护。     

碳交易政策如何影响工业碳生产率: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当前,在中国奋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不仅给碳排放量相对较高的工业企业带来较大环境治理压力,同时也给其在经济增长方面带来较大冲击.对其随着碳交易政策的提出,是否能够产生"减碳促经"效果展开深入研究.基于2005~2019年30个省市数据,通过双重差分等方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对碳交易政策与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路径展开深入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能够明显提升工业碳生产率水平;同时该种作用效果会随着试点区域的不同存在明显差异;该政策能够产生显著的环境规制、结构优化、技术和能源结构优化效应.建议通过加速完善环境规制层面法律制度、加快构建环保产业发展新体系、加强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力度和加速优化能源结构方面促进中国工业经济向低碳化发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