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其空间驱动机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基于集聚“规模—能力—效益”与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研究框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继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二者协调发展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2)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及“H—H”集聚和“L—L”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3)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工业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对本地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直接积极影响,而政府干预的直接推动作用有限;外商直接投资、工业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干预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则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动态关系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了成渝地区2005—2018年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并基于ArcGIS10.3软件进行了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①2005—2018年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保持上升趋势,"双峰"格局显著。②耦合及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低,阶段性特征明显,政策引导作用显著。③耦合协调重心始终以成、渝两地为中心迁移变化,"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初见成效,两大核心城市带动作用日益增强。未来,应进一步发挥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强化区域一体化意识,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成渝双城经济圈“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度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复杂系统,厘清“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演进机理有利于区域水生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水”共治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0—2020年“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城市“三水”协同系统的综合指数及子系统的状态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差距较大;“三水”系统耦合度整体上处于良好耦合阶段;“三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小于耦合度,其耦合协调水平偏低,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不充分发展态势和分化状态。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是逐年向优质阶段提升。其次,用Tobit对“三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回归,得出环境保护水平、能源消耗水平、产业发展水平3个因素对“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影响。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共建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廊道,建立多环境要素系统联动机制,以及跨界河流水污染联合防治及水环境保护政策与督察协调联动机制。     

三大增长极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溢出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四大经济圈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对三大增长极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外溢性影响进行静态与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表明：(1)珠三角经济圈的区域内产业联系强度最低,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外溢性影响最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被带动能力最强。2012—2017年,四大经济圈的区域内产业联系强度呈不同程度下降,区域间产业联系强度涨跌不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三大增长极的经济带动作用大幅上升,而三大增长极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带动作用大幅下降。(2)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间溢出效应进行来源分解,发现来自三大增长极的外溢性影响对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影响在5年内出现整体下降。因此,应不断强化地区间政策协同,推动成渝地区市场一体化建设,扩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内乘数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并提高双城经济圈与三大增长极之间的产业联系强度,进一步推动双城经济圈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3年、2016年、2019年的夜间灯光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重心分析、标准差椭圆工具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并进一步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和二阶聚类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2013—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空间格局呈现为以成都、重庆主城区为核心的两极式不平衡发展格局,区域中部连绵地带是经济发展短板所在。(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3)县域经济空间分布方向为西北—东南走向,经济空间重心逐渐向东南偏移。(4)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对研究区县域经济发展贡献显著,政府作用、投资水平、产业结构、教育水平、公路路网密度对经济发展作用呈现正负差异性。(5)根据空间差异,将142个区（县）划分为政策敏感型、投资敏感型和基础设施敏感型3种经济发展类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转移与协同布局研究——基于产业转移电力粘性系数分析

以2018—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44个市（区）产业为研究对象,从产业发展趋势及客观规律出发,基于经济与电量数据的高相关性,探索性地建立产业转移电力粘性系数,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城市各产业集聚程度、成长性、规模及转移粘性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四川区域工业、金融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三大行业集中度更高、产业规模更大、吸附能力更强,产业聚集效应显著;重庆区域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行业集中度更高、发展更成熟、吸附能力更强,行业发展更具优势。(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呈现明显的双核城市极化效应,成都、重庆两大核心城市中心城区各产业转移电力粘性系数均高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其余城市。(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产业在城市间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集聚过度、适度、离散的梯度特征,为产业有序转移和承接提供了方向指引。     

沿海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分析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相关性模型研究了2006—2016年53个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趋势、重心迁移、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总体呈向好态势,但总体协调度不高,仍处于协调发展的初级阶段;协调度发展存在严重的空间不均衡性,且呈逐步扩大态势,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而其他大部分城市仍处于失调状态;2006—2016年协调度重心均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并逐步向西南方向迁移;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散点图显示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正相关,空间集聚性较强。     

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城市发展测度研究

以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117个城市数据为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经济重心分析法结合城市流强度分析法,对经济圈城市发展水平、经济重心演变路径及城市发展联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泛珠三角经济圈各城市间的发展水平差距极大,呈明显的空间分异;区域经济重心整体向西北方向偏移,经济圈各区域间的城市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经济圈整体对外联系能力增强,但城市间的对外联系能力差异明显,泛珠三角经济圈未来发展格局应基于现实发展特征进行调控。     

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下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遵循SES与AC理论,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从生态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及两者耦合协调度三维度构建城市旅游系统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与回归模型,对中国277个地级城市2002—2019年旅游系统韧性的时空动态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城市旅游系统韧性不断改善,但年度均值偏低(低于0.15),空间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少数高值区呈点状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及成渝地区,多数低值区零散分布于中部、东北和西北地区。(2)社会与生态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在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改善中起支撑作用,生态韧性起制约作用。(3)城市旅游系统韧性存在转移惰性和路径锁定特征,级别跃迁较困难且跃迁易受邻域溢出作用影响。(4)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时空演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与生态环境因子间交互作用影响力最强,生态因素影响力最弱。     

武汉城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武汉城市圈9市2008—2016年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因素模型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9市城镇化指数呈整体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呈"两端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可将其划分为优质协调生态环境滞后、优质协调城镇化滞后、中级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和良好协调生态环境滞后4种类型,主要影响因素为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人均建成区面积、建成区绿地率、人均耕地面积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一带一路”沿线省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我国“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区为考察区域,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构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对两大子系统发展、综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子系统呈相对稳定或显著上升发展特征,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发展等级较高,而西北内陆省区较低。②2006—2018年,多数省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水平呈稳定上升态势,且优势型省区均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③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系统间联系不断增强并向良性协调方向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多数省区实现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重点。④旅游人力资本、创新支撑环境和科技创新产出是两大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三生空间生态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国土空间规划效益评价研究

国土空间规划是统筹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开发管理和布局优化的总体方案,在引领区域协调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国土空间规划必然导致土地利用类型及布局的改变,从而引起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供给与需求变化。本研究从三生空间耦合协调的角度,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需求的供需关系,揭示三生空间的供需连接与耦合关系。本研究借助 InVEST模型和生态服务价值当量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进行定量分析,同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相对发展度模型,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变化进行耦合协调类型分析,探究国土空间用地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供需间的协调关系,并用耦合协调状况对国土空间规划效益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在规划期内宜宾市翠屏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总体耦合协调度呈现减小态势。2020-2035年耦合协调度从 0.60降低到 0.59,相对发展度由 1.05减小至 1.01。生态系统服务总体供给盈余明显,但由于供需分布空间差异,城镇地区为主要的供给赤字区域。影响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为环境净化需求,城市化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相对发展度具有较为普遍的负面影响。     

资源环境约束下南京城市发展质量评价

为科学评估城市发展质量,本文界定了城市发展质量内涵,将资源环境纳入城市发展质量分析框架中,构建城市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两套指标体系,定量评估2005—2015年南京城市发展质量。结果显示:在协调发展方面,南京城市发展协调度总体呈升高趋势,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关系经历了中度失调衰退(2005—2007)、低度耦合协调(2008—2013)和中度耦合协调(2014—2015)三个阶段,但与高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在绿色发展方面,近5年南京绿色发展水平逐年升高,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指标的改善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益指标,各辖区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南京城市发展质量变化特征与城市发展方式、城市发展阶段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因素关系密切。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以四川省为例

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08—2019年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子,总结了各市(州)的发展类型,并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结果表明:①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攀枝花乡村振兴发展缓慢,成都、阿坝州、宜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心。②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呈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以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为主,呈东南低、北部高的空间格局。③星级农家乐和乡村酒店数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等是影响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主要因子。     

特大城市集群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关联特征

本文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解析不同空间尺度下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探究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的关联特征。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2000—2015年绿色发展水平逐年提升,约16.44%的城市达到较高水平,空间上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特征。人均三维生态足迹增长逐渐趋缓,成渝城市群达到峰值（5.21hm²）后逐年稳定下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处于良好协调状态,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耦合协调度的提高。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存在倒“ U”形EKC曲线关系,由于自然资源基础和产业结构差异,成渝城市群（拐点出现在2008年）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协调关系好转早于中下游城市群（拐点分别在2019年、2012年）。四川、安徽应作为降低资源消耗的重点对象,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周围城市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研究成果能为区域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管理提供思路与理论支持。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关中平原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及提升策略研究

从城镇发展度、城镇宜居度、城乡协调度和城镇发展效率4个维度综合评估了2005—2019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结果表明:①关中平原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但整体质量依然处于较低水平。②城镇发展系统和城镇宜居系统是关中平原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维度,城镇发展效率和城乡协调度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短板,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质量快速发展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城乡协调度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维度。③研究后期关中平原城市群各城市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缩小,城市之间的关联性增强,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提升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2004—2020年30个省份的实证分析

提升末端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走出城市“垃圾围城”之困,一直是地方政府关切的核心议题。为探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差异,从“政府能力系统”视角出发,围绕需求驱动、经济驱动、政策驱动、技术驱动四个维度,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运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活垃圾清运量、人均GDP、地方环保支出、政策文本出台数量、无害化处理厂数量以及市容环卫专用车辆数均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在时间变化上,2004—2007年为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初创阶段,受到经济、政策与技术驱动因素的显著影响; 2008—2016年为生活处理能力缓慢提升和局部发展阶段,持续受到技术驱动因素的显著作用;2017—2020年为处理能力全面提升阶段,需求、经济与技术因素均呈现出显著促进作用。在区域变化上,经济驱动的影响效应由东部向西部逐渐减弱,需求驱动、政策驱动因素只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技术驱动因素对不同区域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最后,研究从源头减量、资金投入、政策倾斜与技术创新等方面,对促进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CO2排放和空气质量协同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城市既是受到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影响的重点区域,又是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防控政策的关键主体。在城市尺度上研究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及其时空异质化的影响规律,将为因地制宜地制定减污降碳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分析了2012—2019年我国284个地级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指数的动态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而后通过构建STIRPAT模型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讨了低碳政策、大气污染物防控政策、产业结构等驱动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异质化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全国主要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指数平均值由2012年的0.79增加至2019年的0.85,环京津冀区域、汾渭平原等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区域耦合协调度指数显著提高。以低碳试点城市为代表的区域,其降碳政策、减污政策、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以及技术投入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华北平原城市群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主要通过减污政策提高协同效益;低碳政策主要在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发挥作用;中西部城市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技术投入实现协同效益。最后,基于此提出促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益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