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土地出让价格的空间格局与竞租规律探讨

城市土地出让价格的空间格局与土地利用类型的竞租规律,是城市组织土地利用方式、配置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发展与土地开发政策,进而提高城市与区域的土地利用整体效益的重要依据。论文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北京市土地出让价格的分布规律,并在综合可达性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土地利用类型竞租规律,研究发现:① 土地价格的单中心圈层布局比较显著,随着时间可达性的增加,地价在不断衰减。② 商业用地价格最高,在第一圈层占主导地位,但其价格随可达性的衰减最快;住宅用地及综合用地其次,且明显低于商业用地的衰减速度;最后是工业用地,但其价格随可达性的变化微弱。③ 在时间可达性0.75 h 以内商业用地的竞租曲线明显高于其他用地类型带来的利用效益;居住用地的土地利用效益衰变曲线的拐点出现在时间可达性的1 h 处,1 h 等时线与轨道交通及若干交通枢纽切合得较为紧密,这清楚地指出了居民住房消费的通勤时间忍耐度;工业用地利用效益的高低与其产业性质和园区区域政策相关,与时间可达性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在北京市打造世界城市、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生态环境压力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主导北京市的产业结构转移与生产力空间重置。     

长沙市区地价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长沙市2003～2009年上半年的土地交易资料,采用GIS空间分析和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得出长沙市区商业、住宅和工业出让地价分布的空间结构图,分析三类用地地价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土地用途不同,其地价的空间分布也不同,商业地价对商服繁华度要求较高,高值区集聚在市中心（以五一广场为中心）;住宅地价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高值区相对商业地价集聚度有所下降;工业地价由于有较高的对外交通条件要求,其空间分布相对比较分散、均匀。（2）作为典型的单一中心城市,长沙各类地价空间变化的影响因素,因土地用途而异,但商服中心影响度对三类地价都存在显著影响。     

人口收缩背景下资源型城市住宅价格的差异化响应及影响因素

以中国人口收缩现象突出的资源型城市为例,分析了2005年以来案例城市人口和住宅价格的时空演变特征,从住宅价格增幅和增速两个方面比较了人口收缩期内案例城市住宅价格的差异化响应特征,通过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住宅价格差异化响应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资源型城市人口收缩现象呈加剧态势,但人口收缩期内90%的资源型城市住宅价格呈上升态势,仅黑龙江东部、甘肃西北部、山西中部等少数资源型城市住宅价格小幅下降。（2）人口收缩背景下资源型城市住宅价格响应强度差异明显。相比之下,高强度响应等级以人口中期收缩的资源型城市、衰退型与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边境与省际边缘区资源型城市为主。（3）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人口收缩和住宅价格响应关联并不紧密,其他影响因素与住宅价格响应的关联相对更为紧密,并随着住宅价格响应强度的不同存在显著差异。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协调性

精准识别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状况,对于推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协调国土空间规划及产业布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深入探究了2009—2018年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1）东北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逐年降低,且区域差异程度较大;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小幅上升,但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2）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演变特征,并沿着哈大交通经济带的中心城市向两侧梯度递减。（3）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别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及稳步上升的演变态势。两协调度均以大连、哈尔滨等城市为中心向外辐射,呈现“多中心多圈层”的空间分布特征。（4）城市两系统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但显著性逐年减弱,其中高—高聚集类型主要集中在辽中南城市群,低—低聚集类型集中在黑龙江东部城市群。     

“中心城-郊区-卫星城”梯度带绿地土壤重金属的空间分布特征

城市化导致城市面积扩张和土地利用方式改变,从而影响了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本文以成都-温江这一典型"中心城-郊区-卫星城"梯度带为研究区,探讨绿地表层土壤重金属Cu、Pb和Zn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提供帮助.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土壤Cu、Pb和Zn含量均值分别为47.77、39.98和89.65 mg·kg~(-1),其中土壤Cu和Pb含量均值超过土壤背景值.3种重金属含量在"中心城-郊区-卫星城"梯度带呈现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方差分析表明,区内不同绿地类型土壤Cu和Zn含量差异显著(p0.05),Pb含量在各个绿地类型下无显著性差异(p0.05);回归分析显示3种重金属含量随距城市中心距离增加而极显著降低(p0.01);缓冲区分析表明,土壤Cu、Pb和Zn含量受局部范围内的建筑密度和道路密度影响,且随局部范围内建筑密度和道路密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加(p0.05).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土壤Cu含量主要受建筑密度影响,Pb含量主要受道路密度和绿地类型影响,Zn含量则受绿地类型、道路密度和建筑密度的共同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化造成土壤重金属在一定程度上累积,距城市中心距离、绿地类型、建筑密度和道路密度均会影响土壤重金属的空间分布.     

基于多主体行为决策的城市居住用地利用效用情景分析

构建包含智能主体和环境主体的城市居住空间演化情景模型,旨在探讨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决策与居住空间演化形态和土地利用效用之间的关系。调整城市政府主体的土地利用政策设定紧凑型、松散型和适度型三种居住空间演化情景类型,通过综合分析城市居民、住宅开发商和城市政府三类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求取每种情景下住宅用地开发的综合优先级函数。在VC和ArcGIS的实验环境下,以武汉市洪山和武昌区为实验区模拟了三种规定情景下实验区在1998年至2008年期间的居住空间演化情况,并与实际演化情况进行扩张形态和土地利用社会效用的概略对比,对比结果表明,多主体模型能有效比对不同主体空间决策情景下土地利用的效用,在表现土地利用主体的意愿方面更有优势,更能反映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演变的内在规律。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土地资源节约利用模拟

为模拟节约土地资源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形态,以珠江三角洲城市快速发展的东莞市为例,运用元胞自动机(CA)、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从历史数据中建立城市空间扩展的CA,将土地资源节约利用程度与城市用地空间聚集程度相结合,在评价城市用地空间聚集程度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增加离市中心距离权重和离公路距离权重,调整CA的参数,模拟节约土地资源,城市用地在空间上紧凑布局的城市形态,并以调整参数的模型（离市中心距离权重为-0.006,离公路权重为-0.024）模拟结果为基础,分析了实现城市用地空间上紧凑发展,土地资源节约利用的政策：到2010年,东莞市离市中心27km范围内的适宜地区可规定为鼓励城市发展区,27~34km范围内的适宜地区可规定为限制性城市发展区,其它地区为非城市发展区。     

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从土地资源属性出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测度武汉城市圈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利用Tobit 模型对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城市圈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是土地质量、结构、数量和禀赋等特征异质的综合反映,其中土地质量和结构异质是主因;城市圈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指数区间为[0.015, 0.737],可分为高异质区、中高异质区、一般异质区、中低异质区、低异质区5 个梯度区;城市圈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呈现出“中心高、边缘低”的分布特征,各异质梯度区内研究单元数量和面积差异明显;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对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产业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能够降低城市圈土地资源异质性。     

美国西雅图地区城市边缘湖泊的富营养化

引言 近50年来美国住宅开发大量增加.所增住宅很多集中在市区,美国几乎80%的人口现今居住在城里[1].当人们从农村地区和市中心向城市边缘和郊区迁移时,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人口增加、地区扩大[1].在城市扩建时,开发商把农业用地和林区的土地转变成城市和城郊[2,3].于是,在城市的边缘、在城乡结合部常常夹杂着被建筑工地、新开发的住宅和商业网点所分割的小块农田和林地以及现在被城市扩建所吞噬的过去十分偏僻的住宅[1,2].     

绿洲型城市空间扩展的模拟及多情景预测——以酒泉、嘉峪关市为例

论文基于1987、1995、2000、2006和2011年多时相TM、ETM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以典型绿洲城市酒泉市和嘉峪关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目前较为成熟的集成元胞自动机模型(CA)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NN)的土地转换模型(LTM),依据干旱绿洲区城镇发展特点及趋势,设置自然增长、酒嘉一体化、集约增长和生态保护情景,对城镇空间扩展进行模拟预测。结果表明:运用LTM模型对研究区1987年以来的城市扩展进行模拟,具有较好的模拟精度和可靠性,可以用于未来研究区城市空间扩展的预测;酒泉市中心城市未来扩展的重点在南部和西部,嘉峪关市中心城市未来扩展的重点在南部和东部,两市相向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快,城市一体化趋势明显;受区域一体化及生态保护战略的影响,论文设定的酒嘉一体化、生态保护及集约增长情景模式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区未来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趋势;在自然背景和开发现状的基础上,以政府战略决策驱动为主的方式是绿洲型城市空间扩展的内在机理。     

城市非点源污染的主要来源及分类控制对策

土地利用方式是影响流域水质的主要因素,加强土地利用管理是提高流域水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以武汉市汉阳区为例,利用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类型与流域湖泊水质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农村居民地、城市居民地、商业用地和滩地等用地类型是城市湖泊非点源污染的主要来源.基于土地利用类型,流域中的17个汇水单元可聚为3类,分别以农村居民用地,城市居民用地和商业用地,滩地为主.依照各类汇水单元的景观结构特点,针对性地提出了非点源污染的分类控制措施,简化了控制措施和提高了可操作性.     

乌鲁木齐都市圈空间变化及其发展模式研究

以乌鲁木齐都市圈为例，基于1989-2002年的LandsatTM/ETM＋卫星影像和多期城市用地信息，运用GIS空间分析功能研究了都市圈宏观与微观层次的空间变化，得出以下结论：①1989-2002年间研究区内面积增加的用地主要有农业用地、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与道路，增加的部分主要来源于裸地、天然植被和原有农业用地。农业用地、城镇、农村居民点和道路向北部冲积平原扩张的趋势明显，建设用地的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干旱区景观的破碎化。②1998-2006年间，都市圈内各城市用地面积总体上增幅不大，但是每个城市在某些局部方位用地增幅显著，并且有向核心城市趋近的现象。核心城市乌鲁木齐主要功能用地具有一定的圈层分布特征，周边中小城市还未形成圈层结构，但是昌吉和米泉在城市外围已有较为成型的工业集中区。③都市圈在空间发展中存在核心城市拓展受限、脆弱的生态格局受到胁迫和用地不合理布局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区域发展“一体化”、城镇格局“大聚小散”和职能空间“重组化”的构想。     

城市餐厨垃圾产量的空间降尺度模拟

文章以厦门岛为例,采用多元回归模拟和空间分析技术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了与厦门岛城市餐厨垃圾产量相关的土地利用、GDP、人口等相关社会经济地理因子进行空间化模拟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地理因子均对餐厨垃圾密度空间分布有一定影响,其中商住混合用地、商业服务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和城中村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比例是主要的影响因子。(2)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筼筜湖周边及厦门岛西南等商业繁华的区域餐厨垃圾密度较高,呈现空间集聚效应。(3)模型验证结果较为理想,各街道内餐厨垃圾总量模拟值与统计值比较符合,实现了厦门岛餐厨垃圾总量的降尺度模拟,是研究城市餐厨垃圾分布规律和实现餐厨垃圾产量空间化的一种尝试,以便为城市餐厨垃圾科学管理和决策提供参考,为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提供基础空间数据。     

厦门市土地利用及氮负荷变化研究

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和城市内氮素循环,但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如何影响城市氮负荷时空变化的研究仍缺乏.本研究以厦门市为例,基于物质平衡的城市氮流动估算方法,分析了2005—2010、2010—2015年两个时间段内厦门市土地利用及氮负荷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土地利用变化对氮负荷的影响.结果表明:2005—2010、2010—2015年期间城市各土地利用类型中工业、居民区及交通用地面积增加最为显著,占总面积的比例从16.9%增加到30.3%,而林地和其他类型面积的比例从53.78%下降至38.01%.大量农林地转变为工业和交通用地,导致单位面积氮负荷强度分别增加了10倍和25倍.城镇居民用地、交通用地等氮排放强度较高的土地利用类型不断扩张,造成城市中活性氮排放增加了2.1倍.同时,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也影响着城市氮负荷的空间变化特征,氮排放热点在空间上逐渐向岛外扩张,且强度也随之增加.     

北京市能源消费碳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量化人口、城市化和技术等因素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引入修正的碳足迹方法计算1990~2011年城市能源消费碳足迹,采用STIRPAT模型和偏小二乘模型对城市能源消费碳足迹的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市化、人均收入、人口是碳排放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而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和研发投入比重等因素导致碳排放降低.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城市碳排放总量虽然整体状况还在增加,但增长速度在逐步放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尚未实现协同.根据模拟结果,降低碳排放和建设低碳城市的建议是发展集中型和紧凑型的城镇功能组团,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合理引导居民绿色消费,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     

北京市交通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驱动因子研究

为探讨北京市1996—2004年交通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驱动因子,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角度提出交通LUCC驱动因子的概念模型;采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多元逐步回归相耦合的模型对社会经济技术及政策行为和城市环境污染状况等驱动因子进行分析,其中入选的各社会经济指标与交通土地利用的相关系数接近或大于0.9,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3个公因子,第三产业回归系数最大（为6.132）;直接采用多元回归法对其他类型土地利用状况驱动因子进行分析,其回归模型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的回归系数最大（为0.99）;采用定性分析法对城市生态承载力状况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交通LUCC的驱动因子分别是社会经济技术及政策行为、城市环境污染状况、其他类型土地利用状况和城市生态承载力.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不同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差异探讨：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

已有城市扩张文献多将建设用地视为单一对象,而较少考虑不同类型的建设用地可能受差别化的驱动因素的影响。针对此,论文以浙江义乌为例,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2006—2014年间义乌商住用地与工业用地扩张所受驱动力的差异。结果表明：商住用地与工业用地扩张均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区位、邻域状态及空间政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也存在明显的内部差异：一是驱动商住用地扩张的因素并不必然作用于工业用地,反之亦然;二是作用于两类用地扩张的同一驱动因素,其作用方向也可能截然相反;三是对两类用地扩张具有相同作用方向的驱动因素,其作用强度也往往不同,并形成了义乌“产城分离”的城市发展格局。论文揭示了城市化背景下不同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差异特征,对现有驱动力研究进行了一定拓展,能够为城市规划和城市用地分类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直接参考。     

北京农业地域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北京减量提质发展背景下,农业地域功能主要体现在优质农产品生产、生态保护、高端休闲娱乐供给、新业态示范、产业链拓展与融合以及就业收入拉动等方面。以184个街道、乡镇为基本研究地域单元,测算了北京农业地域功能并剖析了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农业地域功能空间分异与城市空间开发结构密切相关,总体上表现为自城乡结合部核心区、拓展区到远郊区呈圈层递增态势;城乡结合部拓展区农业地域功能衰退趋势显著,对城市空间开发的约束变弱;远郊区农产品供给、生态保护和就业安置等基本和传统功能较强而产业融合、新业态等高级与现代功能偏低,农业地域功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通过OLS基本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发现,土地因素是影响北京农业地域功能的关键因素,其中区位因素决定农用地规模进而影响农业地域功能,房价因素通过加速农用地流转对功能最弱地区的农业地域功能具有明显抑制作用。非农产业对农业地域功能具有促进而非挤压替代作用。     

Influence of new town development on the urban heat island - The case of the Bundang area

Five new towns have been developed around the Seoul metropolitan area since 1996. However, these new towns generate lots of traffic and related problems in the areas including those new towns and Seoul as a result of increases in population and a lack of ecological-self-sufficiency. Currently, construction of another new town is under deliberation, and what should be a major consider is the notion that the new town be located within a wide, green zone. Many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green space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urban eco-meteorological capability and air qualit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urban heat island which will be created by the new urban development, and to investigate the local thermal environment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caused by a change of land use type and urbanization, Landsat TM images were used for extraction of urban surface temperature according to changes of land use over the last 15 years. These data are analyzed together with digital land use and topographic information. As a study result, it was found the urban heat island of the study area from 198.5 to 1999 rapidly developed which showed a difference of mean temperature above 2.0. Before the Bundang new town construction the temperature of the residential area was the same as a forest, but during the new town construction in 1991 analysis revealed the creation of an urban heat island. The temperature of a forest whose size is over 50% of the investigation area was lowest, and thus the presence of a forest is believed to have a direct cooling effect o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its surroundings. The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areas in the study was found to be 4.5 higher than the forest, and therefore this part of land use is believed to be the main factor causing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 of the urban heat island.     

基于概率模型的农地转用外部性测算——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

准确地量化农地转用外部性能够为促进外部性内化、建设用地聚集的政策提供参考。论文对农地转用外部性界定和识别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农地转用概率模型估算天津市静海区2006—2014年农地转用的外部性,分析地块特征对农地转用概率的影响,讨论了外部性与建设用地聚集的关系。针对静海区2006—2014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每有1 hm²农地转用为商住用地,周边0~200、200~400、800~1 600 m范围农地受外部性影响分别为0.91×10⁴、0.91×10⁴、0.33×10⁴ 元/hm²,每有1 hm²农地转用为住宅用地,周边800~1 600 m范围内农地受外部性影响为0.18×10⁴ 元/hm²。农地转用正外部性偏小,聚集效应不足,可能是建设用地分散的重要原因,论文还对外部性测算方法以及地块特征的农地转用影响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