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性苯污染饮用水的健康风险评价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由于具有污染物浓度高、不易察觉、常规处理难度大等特点,因此环境健康风险较高. 以饮用水受到突发性苯污染为例,模拟研究了苯随着自来水进入居民家庭后,分别通过饮用、皮肤接触和呼吸等暴露途径对人体造成的健康风险. 结果表明,3种暴露途径下,皮肤接触暴露的健康风险最高,当自来水中ρ(苯)为300.00和10.00 μg/L时,健康风险分别为4.09×10-3和1.19×10-4. 饮用暴露的健康风险最低,当自来水中ρ(苯)为300.00和10.00 μg/L时,健康风险最大值为4.61×10-6,最小值趋近于0,这主要是由于苯极易挥发,而我国居民饮用煮沸后的开水,开水中苯的残留量较低. 经过3种暴露途径进入人体的苯的日均综合暴露健康风险最大值为4.33×10-3,最小值为1.26×10-4,超过了US EPA(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人体健康风险建议最大值(1×10-4).      

基于GIS的天津市饮用水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为评价天津市饮用水水质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探索地理信息系统(GIS)在饮用水安全保障方面的应用,本研究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天津市401个饮用水监测点的850份水样的水质检测结果进行健康风险评价,同时结合GIS进行信息可视化展示和风险因子探索.结果表明,天津市饮用水水质致癌物健康风险、非致癌物健康风险和总健康风险分别为3.83×10~(~(-5))、5.62×10-9和3.83×10~(-5).按健康风险排序:致癌物非致癌物,致癌物的健康风险为市区新区郊区,铬(六价)镉砷三氯甲烷四氯化碳,非致癌物的健康风险为郊区新区市区,氟化物氰化物铅硝酸盐.天津市饮用水个人年健康总风险小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0×10~(-5)),但处于在US EPA推荐的可接受风险限值(1.0×10~(-4)~1.0×10~(-6))之间,初步认为该市饮用水健康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不会对人体产生明显的健康危害.主要健康风险来源于致癌物.致癌物应优先控制铬(六价),非致癌物应优先控制氟化物.GIS能较好地应用于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信息的可视化和进一步的风险因子探索.     

天津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是将水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定量联系的一种新型评价方法,它可将单项指标直接落实到人体健康上去,从而确定污染物的主次和治理的优先权。文章通过对于桥水库进行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指出目前于桥水库水体中存在的各类污染物所致危害的风险很低,并呈逐年下降趋势,饮用水比较安全,主要风险因子为化学致癌物中的砷,非化学致癌物的影响非常微小。     

基于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的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对策研究

将产业结构调整与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结合起来,从宏观角度提出对策分析,有利于整体水环境(包括饮用水源地)的改善.基于长江流域、太湖流域和淮河流域饮用水源地2007～2009年水质监测数据,应用美国环境保护署( U.S.EPA)推荐的健康风险模型计算、分析、评价了江苏省3大流域的水环境健康风险.研究结论揭示了3大流域饮用水...     

湖泊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根据某湖泊饮用水源地水环境质量监测资料,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推荐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2处饮用水源地原水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在2处饮用水源地水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中,对人体有健康风险的有毒污染物主要是化学致癌物As和Cr(Ⅵ);个人化学致癌物总年风险远大于非致癌物总年风险;2003─2007年2处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个人总年风险均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标准,主要原因是化学致癌物As和Cr(Ⅵ)的质量浓度过高;因此,加强治理和控制化学致癌物特别是As和Cr(Ⅵ)是降低该湖泊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的有效途径.      

苏州太湖饮用水源地健康风险评价研究

文章对苏州太湖渔洋山和金墅港两个水源地中六价铬、砷、镉等有毒有害物质采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两个水源地总的风险值均未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有毒有害物质健康危害风险最大可接受水平为5.0×10-5a-1,属于安全级别。评价因子中的化学致癌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的年风险值远大于非致癌物的风险值。砷和六价铬的健康风险已超过USEPA建议值1.00×10-6a-1,所以这两种毒物应被列为饮用水源地水厂制水过程中优先检测和控制的致癌污染物。     

基于构建区间数排序准则的多属性群决策方法

针对多属性群决策问题,构造区间数表达属性权重,结合区间数构成的属性权重将由常数构成的属性值映射为区间数。建立区间数排序模型,利用各方案中加权的属性优劣个数进行比对决策。最后通过教师教学评价表对决策过程做了详细说明,决策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上海市主要饮用水源地水重金属健康风险初步评价

对上海市主要饮用水源地(黄浦江上游地区和陈行水库)水中重金属含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应用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其进行健康风险的初步评价.结果表明,黄浦江上游和陈行水库由致癌物质Cr,As,Cd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个人年健康风险平均值分别表现为Cr>As>Cd和As>Cr>Cd,风险值为10-7~10-5 a-1,Cr和As的风险值高于部分机构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1×10-6 a-1),而低于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和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的推荐值(5×10-5和1×10-4 a-1),成为上海市饮用水源地主要的致癌因子;黄浦江上游和陈行水库由非致癌物质Pb,Cu,Zn,Hg导致的个人年健康风险平均值分别表现为Pb>Cu>Zn>Hg和Hg>Cu>Pb>Zn,风险值为10-12~10-10 a-1.各采样点重金属类致癌物质的风险值明显高于非致癌物质.      

健康风险评价的基本程序与方法

介绍了健康风险评价方法的发展过程,它对环境管理的意义以及进行评价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对评价的四个阶段:危害鉴定,剂量-反应关系评估、暴露评估、风险评定等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计算公式作了较为详尽的解释。      

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介绍饮用水水源受到基因毒物质和躯体毒物质所致的健康危害的风险度计算模型,并应用于西安市饮用水源地饮水途径健康风险评价,分别计算出了各类污染物的风险度。结果表明：（1）基因毒物质镉所致健康风险大约为10^-7a^-1,躯体毒物质所致风险在10^-12～10^-10之间。所以,基因毒物质是首先控制的污染物质。（2）对于躯体毒物质,铅的风险度是最高的,躯体毒物质所致的风险度大小排序为Pb〉NH3-N〉Hg〉挥发酚。（3）饮用水中的所有有害物质的健康危害总风险度未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限值5.0×10^-5a^-1,也没超过瑞典环保局、荷兰建设和环境部推荐的最大可接受水平6.0×10^-5a^-1。研究结果可直接确定该市地表水源水质的风险污染物的主次及治理的优先顺序,为该市地表水源水质风险管理提供了帮助。     

城市饮用水源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应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广东省某河段饮用水源地水质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化学致癌物是该饮用水源地的主要污染物;化学致癌物的健康风险大小顺序为Cr6+>As>Cd,优先控制污染物为Cr6+;化学致癌物的健康风险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限值,并且远远超过非致癌物所致的风险;非致癌物的健康风险大小顺序为Pb>F>NH3-N>CN>酚。研究结果确定了该水源地水质健康风险值、污染物的优先控制顺序。     

长治市某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文章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提出的水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长治市某县6处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进行评价,探讨了水体中所含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潜在影响。结果表明,该县6处饮用水水源所含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潜在危害均高于国际辐射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限值5.0×10-5 a-1;化学致癌物是该县饮用水中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风险来源,对人体健康危害的风险度排序为:Cr6+﹥As﹥Cd。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较传统的水质等级评价体系能够量化表征水体中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有利于明确水体污染物治理的优先顺序,为水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区间数的饮用水源地健康风险模糊综合评价

利用区间数表示饮用水源地水环境中污染物浓度的不确定性,构建了基于区间数的饮用水源地水质导致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同时,建立模糊化的风险评价标准体系,将风险评价标准分为低、低-中、中、中-高、高和极高6个风险等级,并运用综合评判法得出健康风险评价的等级。选取饮用水源地水环境中多种污染物为评价因子,将基于区间数和模糊理论的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应用于9个城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中。评价结果表明:重庆、广州、乌鲁木齐等3个城市水源地的水环境健康风险水平较高;儿童和青少年的个人年风险明显高于成人的个人年风险。     

天津市宝坻区农村地下水健康风险评价

通过对天津市宝坻区农村地下水水体中NH3-N,F,Hg,Pb,As和Cr6+浓度进行调查研究,应用美国环保局(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农村地下水水体中污染物引起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宝坻区农村,As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致癌风险最大(1.8 10-5 a-1),通过饮水途径引起非致癌健康风险中F最大,NH3-N次之;致癌物质通过饮水途径所致健康风险远大于非致癌物质,但二者都低于国际防辐射委员会(ICRP)的推荐标准。     

上海市从源头到龙头的饮用水新型污染物分布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价

通过监测饮用水新型污染物从源头到龙头的分布情况,研究明确了藻毒素、内分泌干扰物和抗生素三类新型污染物在各供水环节中的浓度情况,并对各类新型污染物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开展评价工作.结果表明,进厂水中的藻毒素主要以MC-RR和MC-LR为主,内分泌干扰物仅为双酚S和雌酮两种.经过水厂处水工艺后,上述污染物可得到有效的去除.监测期间,除2020年1月检出磺胺类抗生素,其余时段的抗生素类型主要以氟甲砜霉素(FF)为主.FF的去除效果对氯的形态有较明显的相关性,自由氯消毒相对于化合氯消毒,对FF的去除效果较为良好.藻毒素的风险度、内分泌干扰物的非致癌风险值和抗生素的风险商值均远小于1,尤其在二次供水环节,表明这三类饮用水新型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均不构成直接威胁.     

我国重点城市饮用水中砷健康累积风险评价

基于全国重点城市饮用水水质调查数据,完善现有砷的疾病负担计算方法,以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为评价终点,对全国重点城市饮用水中砷污染水平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我国重点城市供水的饮水砷浓度很低(0.53μg·L~(-1)),远低于国家规定的上限值(10μg·L~(-1)).其导致的总的终身癌症发病率为1.76×10~(-5).不同癌症的风险排序为:皮肤癌(1.53×10~(-5))肺癌(2.25×10~(-6))肝癌(2.30×10~(-8))膀胱癌(1.34×10~(-10));饮水砷导致的人均癌症疾病负担为1.91×10~(-6)人·a~(-1).其中,皮肤癌和肺癌分别占70.2%和29.0%,膀胱癌和肝癌的疾病负担可忽略不计,但其总体致癌风险仍高于WHO所推荐的10~(-6)人·a~(-1)的水平.虽然我国饮水砷水平不高,但致癌风险不容忽略,未来需要采取更加有效可行的措施削减砷浓度,保障人们的饮水安全.     

北京市饮用水源水重金属污染物健康风险的初步评价

对北京市城区8个区和郊区10个区、县120个样点的饮用水中Cu, Hg, Cd和As的浓度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应用目前美国环保局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北京市各区县饮用水中重金属所引起的健康风险作了初步评价.结果表明,城区8个区和郊区10个区、县重金属的平均浓度范围分别为Cu:0.81～6.96 μg·L^-1,Cd: 0.34～0.82 μg·L^-1,Hg: 0.10～0.74 μg·L^-1,As: 0.19～3.02 μg·L^-1.通过饮水途径所致健康风险中,As在通州区所引起的致癌风险最大(2.0×10^-5·a^-1),Cd在昌平区的致癌风险最大(2.3×10^-6·a^-1), 但均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通过饮水途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10^-5·a^-1);在北京市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非致癌健康风险中,Hg的风险最大,Cu次之,但是两者风险水平均在10-8～10^-9·a^-1,远低于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