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

研究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等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对于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促进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城市用地扩张差异指数和强度指数分析了2001—2015年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的热点区域及各城市的城市用地扩张时序变化,并通过时空加权回归模型对不同驱动力作用的时空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具有空间集中性及阶段性特征,苏锡常等都市圈是城市用地扩张的热点地区,随着协同水平的提升,区域内城市发展状态差距逐渐缩小。（2）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在整体和个体上均呈上升趋势,扩张强度平均值大致呈以上海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圈层分布,外围城市的扩张强度以更为稳定和快速的状态在提升。（3）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均能较好地解释长三角城市用地的扩张,全球化是长三角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上海、苏南和浙北地区市场化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推动显著,而后发地区需进一步激发市场改革红利;财政赤字是地方政府实行城市扩张策略的重要因素,但发展模式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改变。（4）控制变量上,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且较为平稳,人口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部分城市有加深趋势,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较为集中。     

基于城市规模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差异研究

论文从城市规模的内涵出发,分析不同城市规模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差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城市用地规模扩张效应、城市人口集聚效应、城市产业规模及其结构调整效应3个理论假说,以解释不同城市规模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差异;并通过243个地级市11 a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实证分析,检验并证实了3个理论假说。研究发现,不同规模的城市的土地财政行为背后有着不同的驱动力：1）中小城市的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对土地财政有明显的驱动;2）所有规模级别的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对土地财政都有显著的影响,且呈现出“U”型特征;3）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第二产业规模对土地财政驱动方向不同,特大城市、中小城市第三产业规模对土地财政有正向驱动。因此,针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土地财政问题及其治理,应该从土地政策、人口与户籍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给出差别化的调控政策。     

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

城市用地扩张不仅影响经济增长数量,还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生态环境变化和规模经济等路径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城市用地扩张,促进市场范围扩大,有利于区域内与区域间开展分工合作,提升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与规模经济水平;但若城市用地扩张使区域突破最优规模经济状态后,因管理与服务成本、交通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快速增加,城市规模效率会下降,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3个空间维度,城市用地扩张与规模效率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在东部地区此关系并不成立;在4个空间维度,城市用地扩张通过规模经济路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为负,表明城市用地扩张已使各区域突破最优规模经济状态,土地要素投入存在冗余现象,与资本、劳动等要素配置比例非最优。研究结果还表明,人力资本、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等变量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正影响。     

区域生态府际合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及其出路

随着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环境问题逐渐超出特定的行政区划边界而演变为跨行政区环境问题,这需要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合作以形成跨行政区环境治理,文章通过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在生态合作治理中产生的碎片化现象,包括合作理念碎片化、合作动力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以及合作程序碎片化,找到造成地方政府间合作碎片化的原因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建议包括加快培育地方政府间合作共赢的制度文化,加强地方政府合作的制度建设以及健全政府间合作的运行保障机制。     

经济改革背景下中国城市用地扩展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本文利用高分辨率陆地卫星(Landsat TM/ETM)遥感影像数据,监测了中国城市用地扩展态势,并分析了影响中国城市用地扩展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990～2000年,中国城市用地扩展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分异态势,城市用地增长了近82万hm2,其中前5年的扩展占80.8%,后5年的扩展占19.2%,后5年的扩展规模明显低于前5年.研究还发现,城市用地主要以同心圆模式、飞地模式、轴向扩展模式与多极核扩展模式以及4种扩展模式的组合模式扩张.本文选取13个特大城市作为典型案例,对其城市用地扩展的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土地管理法规政策的变化是影响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因素.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分析

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规模?论文以京津冀为研究案例,基于结构方程构建5个时段（1990、1995、2000、2005、2010年）的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模型,揭示行政边界影响下城市用地的扩张机理和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规模的直接影响效应不显著;行政边界通过对经济、人口等中间要素的影响间接作用于城市用地的扩张过程;1990—2010年的5个时间节点,京津冀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的间接影响要素中,财政支出和非农业人口的主导作用明显,社会固定资产、实际利用外资和职工平均工资也在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化和区域一体化滞后的阶段,社会固定资产是行政边界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重要间接要素,而在要素流动较为频繁的时期,实际利用外资和职工平均工资成为构筑在行政边界和城市用地规模间不可忽视的中间要素。本研究可为京津冀城市用地的理性扩张和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及俱乐部收敛分析

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群是未来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载体。以城市群为单元研究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及内部分异规律,是提高城市化质量、实现城市群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论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效应的视角,采用1990、2000、2005和2010年4期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和城市扩张相关指数,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研究区1990—2010年间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格局、区域分异及空间俱乐部收敛等特征。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迅速,新增城市用地围绕各市中心和高速公路沿线呈圈层和轴线式扩张;2）城市群内部城市用地扩张具有明显的空间集中性与分异性,并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3）通过Moran’s I指数对研究区进行内生分组,利用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发现：L-L和L-H地区城市扩张存在明显的空间俱乐部收敛,H-H地区虽收敛,但结果不显著,H-L地区不收敛。这些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研究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城市扩张动力机制、促进城市理性扩张和京津冀协调一体化相关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环境治理中府际合作的逻辑

公共事务的积累只是为制度化解决提供了必要性,当政者维护政权的根本利益需要决定了公共事务处理的优先序列。客观问题的属性和解决的迫切程度只有在政府最高层统治集团认为维系权力存续的手段具备充分的支撑条件时,才会愿意在正式制度上进行调整,为解决问题提供制度供给。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环境问题并不突出,中央政府根据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制定了以发展经济为重心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结构使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容关系。为适应竞争的需要,地方政府庇护辖区企业环境行为,机会主义地执行环境管理制度,使环境问题积累成为影响安全价值的显著因素。在国内外政治压力下,中央政府最终做出了战略调整,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制度调控下,自发地合作治理环境问题。     

珠江三角洲生态赤字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了城市用地的迅速扩张以及生态用地的快速减少.如此的生态赤字将会成为珠三角长期发展的瓶颈.通过分析生态用地萎缩的现状和成因,提出了相应的生态补偿对策.     

地方政府工业用地低价出让行为经济合理性分析——基于广东省地级市层面的实证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利用2007-2012 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因果检验及回归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工业用地低价出让财政激励的内在逻辑。同时,从财务和价值两个维度,对地方政府工业用地低价出让行为的经济合理性进行了判断。研究结果表明:① 地方政府工业用地低价出让具备引资功能,通过土地要素换资本要素的方式能够获取投资的流入;② 资本净流入对地方政府税收和商住用地出让金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投资引入将导致地方政府预算内、外财政收入的增长;③ 工业用地低价出让行为普遍具有财务上的合理性,并非不惜成本的非理性竞争;④ 工业用地低价出让行为不具备价值上的合理性,价值损失可视为地方政府以土地要素换资本要素这种引资竞争方式的成本。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建议为纠正地方政府工业用地低价出让行为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调整中央-地方政府间的财权-事权结构;二是改变以财政收入增速的相对绩效为重点的政绩考核方式。     

基于博弈论的环保数据质量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污染源产排污数据是一切环保工作的基础,确保真实可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分析了影响污染源产排污数据质量的主要因素:受经济利益驱动的自身因素;受政绩利益驱动的管理因素和受地方保护驱动的政府因素等.在新环保法未得到充分贯彻,排污单位、环保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三者违法成本均低于守法成本的条件下,以博奕论为分析工具讨论了三种影响因素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并根据分析结果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数据质量的应对策略.     

财政分权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的分析

延续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讨论财政分权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2004~201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DEA-Tobit模型的研究框架下,测度了各个省份多种类型的环保投资效率,并进一步讨论了财政分权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不利于环保投资效率的改进,特别是不利于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效率、工业污染源治理环保投资效率,以及企业来源环保投资效率的改进.进一步考虑到地区异质性因素,以各地区环保投资额作为门槛变量的分析同样支持上述结论.     

地方政府竞争、差别环境税(费)与污染治理

中国环境税(费)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性.受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影响,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权衡形成了差别的环境税(费).本文利用2004—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相关性检验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地方差别环境税(费)的空间特征与治污效果.结果表明:(1)环境税(费)地区差别较大,不同区域呈现“竞争到顶”、“竞争到底”和“错落分布”等空间特征;(2)大气环境税(费)的直接治污效果显著;(3)邻省水环境税(费)的提高通过“竞争到顶”显著抑制本省污染排放;(4)中部地区大气环境税(费)地方差异造成污染转移.据此提出考虑大气和水污染物特征、科学设定地区差别税率以及警惕“竞争到底”和污染转移对区域整体治污的不利影响等建议.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不同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差异探讨：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

已有城市扩张文献多将建设用地视为单一对象,而较少考虑不同类型的建设用地可能受差别化的驱动因素的影响。针对此,论文以浙江义乌为例,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2006—2014年间义乌商住用地与工业用地扩张所受驱动力的差异。结果表明：商住用地与工业用地扩张均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区位、邻域状态及空间政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也存在明显的内部差异：一是驱动商住用地扩张的因素并不必然作用于工业用地,反之亦然;二是作用于两类用地扩张的同一驱动因素,其作用方向也可能截然相反;三是对两类用地扩张具有相同作用方向的驱动因素,其作用强度也往往不同,并形成了义乌“产城分离”的城市发展格局。论文揭示了城市化背景下不同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差异特征,对现有驱动力研究进行了一定拓展,能够为城市规划和城市用地分类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直接参考。     

城市用地扩展对长沙市水系变化的影响

为了探讨水系变化与城市用地扩展之间的联系,为未来水生态修复及城市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依据及经验借鉴,基于长沙市1950s、1970s、1990s、2010s和2016年五期地形图及同期城市建设用地数据,对长沙市中心城区近60年来的五期水系及城市用地扩张情况进行统计,选取河网密度、水面率、干流河流曲度、河网发育系数指标定量描述水系变化特征。同时,运用城市用地扩张特征分析方法分析同期城市扩张的强弱与快慢,并叠加各流域范围内同期水系变化指标与城市拓展强度指标,分析长沙各阶段水系变迁与城市用地扩张强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对城市水系数量及形态变化有直接影响;（2）各时期城市拓展强度均与水系特征指标值衰减速度呈正相关关系;（3）在城市扩展过程中破坏水系特征将加大水系生态、自然灾害风险,而有效的水生态保护政策和保护措施不仅可以使片区水系缩减趋势放缓,还可以加快周边用地扩展速度。     

FDI与中国环境污染关系的经济分析

研究了引进FDI与中国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溢出和环境规制四个方面分析FDI对中国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文章指出,一方面,FDI通过拉动工业制造等产业的发展,增加相关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另一方面,FDI企业的先进制造技术与污染治理技术将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从投资母国政府、FDI企业、国内地方政府三个角度分析了FDI加剧中国环境污染的原因,提出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合理利用FDI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实施绿色GDP考核等环境规制措施,以减轻FDI对中国环境的负面影响。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研究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论文利用1999-2008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使用计量工具分析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都很快,东部地区最快,但增长率近年呈现下降趋势,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增长速度相对较慢;②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和产业结构调整能够非常好地解释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3个变量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均有着正影响,但影响力度存在差异;③逐年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也同样有着正影响,城市人口增加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基本保持稳定,且力度大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力度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力度逐渐减弱。     

土壤污染司法审判实证探析 ——以162份裁判文书为样本分析

通过对土壤污染环境案件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土壤污染现象普遍存在,耕地污染需要着重治理;案件所涉当事人农民居多、受教育程度较低;土壤污染刑事案件判罚较为轻缓;地方政府对环境监管不到位;案件的上诉率较高,继而对提升环境审判质量提出了要求。为保护公众的环境权益、促进土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就此提出加强对农耕土地的治理、探索环境污染强制保险责任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环境监管体制、设立土壤污染罪名的建议。     

基于城市空间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的高铁新城研究

论文基于改进后的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系数和城市紧凑度,利用49个高铁城市2004、2013年城市人口和城区面积等数据,对中心城市的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依据高铁新城和母城的空间位置关系选取4个案例城市进行新城建设与规划的适宜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高铁新城中心城市的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较弱,以土地快速扩张为主,占65.31%,相应地人口与城市用地分别占55.01%、58.13%;其次是人地基本协调型,数量为13个,相应地拥有39.75%的人口和33.57%的城市建设用地。2）在高铁战略下新建的案例高铁新城主要分为“飞地式”、“城市副中心式”和“双城式”3类,不同城市空间形态下的新城模式对城市发展及人地关系的影响有所不同。未处理好新城与母城的空间形态、内部结构、土地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导致新城的建设/规划大多不合理,从而陷入城市土地资源浪费和盲目扩张的困境。     

不同生态位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城市化过程往往具有阶段性,不同用地规模、等级或区域的城市用地扩张,具有不同的阶段性,它们与连续性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显著的差别。论文以广东省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对象1995—2010年生态位值的变化情况,将21个城市分为4个等级,结合4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等级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方法应该基于完全市场化的基本假设,而且需要应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综合诊断。生态位的方法能够恰当地区分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级别,不同生态位的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关联机制。大部分高生态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并能用Logistic蒂模型拟合,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也较显著,高生态位城市以弱脱钩状态为主。高生态位城市占有较大的空间和较多的资源,市场化水平也较高,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大部分低生态位城市不满足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少数城市能用Logistic蒂模型拟合,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也不显著,低生态位城市以强脱钩状态为主。低生态位城市所占有的空间和资源都比较少,市场化水平也较低,尽管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但表现不明显。就目前而言,大部分城市规模已接近城市扩张的上限,高生态位城市应利用管理和技术等手段,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集约化水平,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低生态位城市应逐渐改变城乡土地二元结构,调整内部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