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水土资源利用问题的认识——以长江下游地区若干城市地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过程出现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由于人口与产业不断集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加大,道路网密度增加,开发区扩大,使得城市空间迭加扩展,造成了严重的水土资源利用失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使本地区城市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对本区城市化过程中有关水土资源环境恶化、水污染增加、土地资源流失,以及城镇化速度过快的情况,作了深入分析论证,同时对长江下游地区水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出了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措施,特别是对如何加强长三角地区水质环境的整治提出了4点切实可行的办法与措施,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四川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

保护好四川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对保障全国粮食安全,对全国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系统分析研究了四川水土资源与生态保护现状,针对水土流失面广强度大、土地沙化、退化和荒漠化严重、人地矛盾日益尖锐、粮食安全保障问题日益凸显、水资源利用率低、旱灾严重等问题,提出了切实保护耕地资源,确保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合理确定退耕还林规模,稳定和保护现有耕地面积;加大中低产田土改造力度,节约集约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节约用水,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供水能力;加强对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等5条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应对策与措施。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应注意土地资源减少的几个问题

本文着重论述了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应注意的城市建设无度占用土地和耕地,以及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和利用率低下等土地资源减少的问题。     

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协调的思考

如何处理好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衔接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城市化建设是当前一个重要课题。论文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的研究内容和实质等方面阐述两者应协调的原因．从两者的研究角度、出发点、编制的基数和依据等方面阐述了两者不协调的原因。并分析其对规划实施的影响．最后．提出应从人口预测基数的选取、建设用地规模控制目标的统一、用地布局的宏微观协调、规划实施强调两者一致有效等方面寻求两者协调的途径和方法。     

近十年来中国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对水土资源利用的影响分析

2004-2013年中国粮食实现连续十年增产。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高产作物对低产作物的种植替代,成为促进粮食持续增产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不同粮食作物单位产量的耗水和耗地程度不同,在推动粮食总产增长的同时,这种结构调整也会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水土资源消耗。本文系统测算了粮食"十连增"对我国水土资源利用的影响,并重点讨论了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过去十年来,结构调整共为我国粮食生产节省了10 150万亩的播种面积和310.6亿m3的水资源消耗。分区域来看,结构调整在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和西北地区发挥了较好的"节地又节水"作用,但在东南地区则体现为"节地但耗水"。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北方高产但单位质量耗水量相对较低的玉米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比例的持续扩大,除推动全国粮食总产量增加以外,也一定程度缓解了北方地区水资源消耗的负担。但尽管如此,粮食"十连增"总体上仍进一步加剧了全国水土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未来水土资源的刚性约束,使得我国粮食增产的压力持续扩大,且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成本;而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的深入则会加剧不同粮食作物间供求不平衡的矛盾,同时也面临着国际市场贸易环境变化及国内外粮价相互传导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因此,今后依靠结构调整进一步促进粮食增产且发挥节地节水作用的空间将会十分有限。综合来看,为实现中国粮食总量安全与结构平衡,一方面应当立足国内生产,提高水土资源的利用效率,挖掘低产粮食作物的单产潜力;另一方面也应考虑适度利用国际粮食市场,调剂与平衡国内农产品供需,以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关系的计量分析

在界定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功效函数法测度了江苏省1985～2008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并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表明：（1）1985年以来,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城市化水平总体上逐步提高;（2）城市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均为一阶单整序列;（3）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但长期内其有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且长期的响应作用程度更显著、更稳定;（4）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响应强烈,城市化的冲击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解释水平达到了5844%,而城市化对来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响应较弱,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对城市化的解释水平较低。因此,应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有序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中国城市化发展决定因素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迁移密切相关，中重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其根源是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地区，影响城市化发展的诸因素之发育程度及所起作用不同。本文运用平行数据《panal》模型，对影响中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城市化发展的请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①各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非常显著。②在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当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起推动作用；而在沿海地区，则由第三产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③对外开放政策对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起了显著作用，在沿海省份表现尤为突出。由此可以推断。中、西部开放力度的加大将推动当地城市化的发展。④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在沿海和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对城市化起补充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则起替代作用。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人地矛盾冲突加剧等问题随之产生。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城市化提升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78年的13.7％上升到2002年的44.7％,产生的城市问题具有典型代表性。在对江苏省1978年以来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城市用地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展,2000年是1991年的1.5倍,人均建成区面积也不断上升,小城市上升幅度最大,为40 m2,特大城市最小,为17 m2,人均建成区面积从小城市到特大城市呈倒三角形分布,经济发展和用地配置机制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开发区、城市新区建设是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城市用地中存在用地效率不高、土地供求矛盾尖锐等问题,应当加强土地管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关于我国农村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与金融支持

农村城市化作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态下。就地城市化是适合国情的合理选择。需要通过以政策性金融机构长期信贷支持为主体、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长期性资金投入为辅助的机制。建立政府政策扶植、市场资金支持的政府主导型的混合型金融支持体系,探索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径。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

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 ,展开全方位、多视角的分析阐述。指出并纠正了认识上对城市化问题的种种误区。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应该与国情国力、工业化发展形势相协调 ,过程应有序、健康。并认为 :(1)在相当大一段时期内 ,中国城市化水平以界定在5 0 %或 5 5 %为宜 ,而不应该盲目追求西方国家不同国情的高指标、高比例 ;(2 )对城市今后的发展规模应有一个合理限度 ,考虑人口、用地、环境的合理容量 ;(3)小城镇的发展要合理引导、分期分批、有重点地稳步发展 ;(4)乡村城镇化必须发展生态农业与生态工业 ,走集约化、专业化的道路。正确引导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把城市发展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人口流动、产业政策、区域平衡、科技进步、外向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当作整体一盘棋来统筹制定总体战略     

武汉市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环境压力测度与分析

快速城市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剥夺及资源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是国内外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测度城市化过程中对资源环境压力及判别两者间的动态耦合类型对指导健康城市化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构建了包含16个子指标的城市化综合指标体系和9个子指标的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突变级数法模型计算了城市化综合指数;用熵权法计算了资源环境压力指数。采用灰色系统方法计算了城市化综合指标体系和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标体系的关联度。采用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了城市化与资源环境耦合模型,对2004~2013年武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及类型进行分析判别。结果表明:(1)武汉市的城市化综合指数逐年增高,尤其是2005~2007年城市化水平的增速较快。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数最大值出现在2006年为0.629,最小值出现在2013年为0.452;(2)关联度值在0.480~0.911之间,耦合度大部分都在中等和较强这两个范围中。烟尘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建成区面积、人均用电量、人均GDP和城镇人口规模均表现极强的耦合性(大于0.85)。各城市化子指标中,城镇人口比重与资源环境的关联度最大;在资源环境子指标中,烟尘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的耦合作用最强;(3)基于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的动态耦合模型反映了城市化-资源环境复合系统的动态反馈过程。从2004~2013年,武汉市经历了协调-冲突-协调-冲突4个阶段。结果显示,武汉市城市化-资源环境复合系统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进一步显现。     

城市化对长江下游沿江城市气温影响的对比研究——以安庆、芜湖、南京为例

利用线性趋势法与滑动平均法对比分析了安庆、芜湖及南京的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最高气温及年平均最低气温所表征的热岛效应强度变化趋势,基于主成分分析建立起热岛强度与城市发展指数的关系模型。结果表明:(1)城市规模的大小与年平均气温及年平均最低气温所表征的热岛强度变率的大小成反比关系,而中等城市的年平均最高气温所表征的热岛强度变率最大,小城市次之,大城市最小。(2)热岛强度与城市发展指数之间均以三次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中等城市的热岛强度与城市发展指数的拟合曲线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小城市和大城市则并不完全符合。(3)经济水平、城市人口密度及能源消耗是安庆市热岛效应的主要影响因子;城镇人口比重、经济水平及城市生态条件是芜湖市热岛效应的主要影响因子;城市人口、经济水平、土地利用状况、能源消耗及城市的生态条件均是南京热岛效应的主要影响因子。     

我国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根据1995～2008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碳排放增加速度高于城市化本身的增加速度,城市化进程会继续放大碳排放量的增加;城市化水平的二次项系数为正,意味着还不存在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同时,为了考察中国地区间发展的异质性,根据城市化水平由高到低分成4组区域,针对不同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基数越低,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就越大;地区的城市化推进速度越快,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就越大;而且,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也是碳排放的重要决定因素。鉴于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我国的水资源问题与可持续利用

水资源危机是全球关心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贫水的国家之一 ,人均拥有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 2 5 % ,且存在时空不平衡的特点。本文分析了水资源的现状和中国的水资源危机问题 ,并提出了解决水资源危机的一些战略措施     

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分异性研究

城市群已成为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评估和判断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及其与城市化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计算方法,对"十一五"期间(2005~2010年)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基本特征和时空格局进行定量分析。并以其25个城市为研究单元,对"人口—经济"视角下的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发展关系和区域分异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均属"良",空间分布大致以上海—苏锡常—南京为界,呈南高北低中间差的特征。2010年较2005年生态环境状况稳中有好,浙江省和沪宁沿线的大部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政策调控下的污染物排放减少是其好转的主要原因。"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呈现不同的发展轨迹,发展类型以可持续型为主,而以苏北五市为代表的少数城市则表现为生态脆弱型。     

南京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均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与预测研究

基于《南京统计年鉴》数据,应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计算了南京市1992～2002年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并对过去11年生态足迹各项指标及其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明显高于江苏省平均水平,更是高于全国水平的2倍,已超过了2.0 hm2/人的全球生态阈值,人均生态承载力明显偏低,全市生态赤字高达自身面积的20倍,表明南京市资源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过去11年间南京市呈现人均生态足迹逐年升高、人均生态承载力不断降低的动态趋势。鉴于此,必须实施资源节约高效、生态环境友好、控制人口负荷等重大战略举措,实现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其次利用灰色模型预测了2003～2005年的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预测精度较好。     

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对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过去的20余年里以年均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然而在城市化主要依靠人口乡城迁移推动的模式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日渐显现。文章通过年龄移算法描述了乡城人口迁移流动的年龄模式,发现我国农村人口乡城迁移概率随年龄的分布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然后,文章分析了此种年龄模式形成的原因,认为制度是影响乡城迁移年龄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变迁的缓慢性以及路径依赖决定了短期内我国人口乡城迁移年龄模式的稳定性。基于此,文章预测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水平提高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时期,年度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显著低于过去一个时期,对未来10-20年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预期未可过于乐观。针对这一结论,文章建议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应完善社会融入机制和提升城市化质量。     

浙江省土地利用非农化与城市化的空间关系计量

Land us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intuitive result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Driven by the du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land system and developed regional economy,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se non agriculturalization in coastal areas and its evolution are uniquely explored. Based on the county land use inform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2005, 2010 and 2015,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unty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land use non agriculturalization and the conversion source and flow of key county construction land in 2005-2015. Then use the Theil index and the bivariat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model of urbanization level and land use non agriculturaliz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s. (1)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Zhejiang County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gradually achieving spatial balance and forming a group like urbanization situation centered on Hangzhou, Ningbo,Jinhua, Wenzhou and other municipal districts; the focus of construction land changes from 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plains to the southeast coastal plains. However, the increase in the municipal area is still the most obvious. The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land for agricultural conversion is the key reason for the large scale change in construction land in Zhejiang County; (2) The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and non agricultur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situation has been highlighted. It has shown that the high aggregation area has shifted from the middle part to the east coast of Zhejiang and the islands. In general, the high high type is most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rn Zhejiang Plain, while the low low type extends from the coastal to the inland.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cal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and land use non agriculturaliz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correlation difference increases with spatial scal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land non agricultural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urbanization of economically developed provinces. It has important guiding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synergy of land use planning and urban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land transfer and trans administrative area replacemen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近60a长三角地区极端高温事件变化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响应

基于长三角地区1951~2014年56个国家级气象站点逐日气温记录资料,通过计算极端高温事件相关指标(极端最高温TXx,极端最低温TNn,高温日数Htd和低温日数Ltd),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Mann-Kendall时间趋势分析方法分析了长三角地区近60 a极端高温事件的空间分异特征和时间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城市化发展对区域极端高温事件时空变异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极端高温事件指标均表现为一定的上升趋势,极端低温指标(TNn和Ltd)线性变化趋势比极端高温指标(TXx和Htd)更为显著,变化趋势最显著的地区集中在经济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及周边地区(如上海、杭州等)。(2)极端高温指标(TXx和Htd)多年平均总体表现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趋势,而极端低温指标中TNn多年平均为由中部向南北两侧降低,Ltd多年平均呈现自中部向南北南侧增多的趋势。(3)从1990~2000到2000~2010年,城市化对极端高温事件的影响增强,快速城市化对北部城市极端高温事件的影响高于南部城市。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实例研究——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为例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针对土地利用的宏观结构调整与布局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作出的预测性评估。当前我国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刚刚起步,国内还没有形成公认的范例,旨在通过实例研究建立一个适用于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选用综合指数和协调度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对贵州省毕节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且系统地探讨了基于该方法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结果表明,毕节地区土地利用规划修编方案对生态、社会和经济环境的综合影响属中等水平协调,通过适当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加以改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