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文化：人权理念的普及与仁爱精神的光复

国家行为的变化是从国家哲学的变化开始的。今天的中国．旧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的国家哲学正在逐步形成。接受国际人权准则便是新国家哲学基础的奠基仪式。无论从理论转向实际的道路还有多远．新国家哲学的基础一旦奠定．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变革就会加速到来。展望21世纪．国际人权理念的普及将同儒家仁爱精神的光复同时并进．从而重构中国文化。     

NGO与治理理念:“分享治理权”的中国经验

NGO的理念根源于多中心治理的治理秩序观,其基本模型是政府与社会分享治理权,形成分工合作的治理体系。中国当代NGO的功能局限与发展困境根源于政府奉行的单一中心的治理理念,由此对社会以及NGO的发育施加了过度的管制。中国古代的治理理念和制度经验,尤其是秦汉之变,为我们提供了分享治理权的本土资源。秦制奉行苛法集权,削弱贵族和传统家族网络,建立单一中心的王权制,以战时体制而速灭六国,却又迅速崩溃。汉制重建社会,通过儒生社团和家族制创设政府之外的社会治理组织和制度架构,成为古代社会稳定之根基。从垄断治理权到分享治理权,NGO的发展转型应从中国自身的治理理念与技术中获得再生资源。     

气候政治：国家利益与道义的博弈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不存在单纯的气候问题,而是各国围绕碳排放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中国目前从＂碳政治＂中获利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借气候变化思潮推进环境改善,鼓励新能源技术开发。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没有提出自己的环保理念,道义主张不足根源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明确、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构建道义基础,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包括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中寻找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