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环境产业及政策

芬兰环境产业及政策许同舟（中国驻芬兰大使馆经商处）１飞速发展的芬兰环境产业芬兰环境产业是在８０年代后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１９９５年的环境工业产值达到了２５０亿芬兰马克。环境产品的出口占到芬总出口额的２０％,比８０年代初增长了１０倍,专家预计在１５年内...     

论环境治道变革

环境政策型态是指环境政策采取的存在方式。根据我国环境政策的绩效表现和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 ,我国环境政策应从“政府直控型环境政策”转向“社会制衡型环境政策” ,谓之“环境政策转型” ,主要途径是扩大社会环境权益 ,同时适当简化政府环境管理过程。为了进一步激励社会力量的环境保护行动 ,建议设立“环境权益保护日” ,并建立“全国环境保护协会”。     

建议设立“环境权益保护日”

1　环境意识与环境权益环境意识是人们主观上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水平和为此采取行动的意愿程度的一种表现形式。较高的环境意识不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同时从环境政策角度看 ,还能降低环境政策实施的成本 ,因为环境意识越高 ,环境政策实施中遇到的阻力就越低。事实上 ,作为环境政策实施主体的国家立法机关和各级政府机构 ,一直都非常重视环境意识的作用 ,一再强调要不断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对于提高环境意识 ,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加强环境宣传教育” ,认为环境意识是人们不断接受熏陶和教育的结果。我国一直有“环境保护事业是从宣…     

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与环境政策分析

CGE模型是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的理想工具，实际上CGE模型也是唯一胡可能精确评估环境政策社会成本的分析手段。本文介绍了在环境政策分析中应用CGE模型的基本思路和不同类型；回顾了CGE模型在环境政策分析中的应用领域及国内应用现状；指出今后的环境政策分析中应用的CGE模型应该更多地结合经济体的现实特征，其发展方向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分析环境政策社会成本的同时也考虑这些政策的社会效益、分析环境政策的分配效应、加强区域CGE模型在环境政策分析中的应用。     

含有资源与环境账户的CGE模型的构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日益受到资源供给量和环境承载力的严重制约。严峻的现实敦促学术界创新和拓展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资源、环境问题纳入综合的社会经济分析框架中。也要求政府部门采取有效的环境政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了在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下全面分析外部冲击或政策变动所造成的影响,本文在传统基准CG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资源和环境方面的核算账户，并通过增加和修正方程，在CGE模型中纳入了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刻画。从而建立了一个具有较强通用性的政策分析工具。文章论述了扩展建模的主要思路、方法和应用。     

环境载荷与环境压强:环境压力指标及应用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压力与其具有的环境承载能力。决定了该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状况。因此．测度环境压力和承载力是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基于国家尺度的社会代谢物质流、地理面积和生态承载面积。可以构建出一个国家本国环境所承受的环境压力总量指标体系——环境载荷和环境压强；德国、荷兰、奥地利、日本和美国等五个工业国家的环境载荷和各环境压强总量指标若干年的实证计算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的国内环境总载荷、人均物质总需求及人均生态足迹赤字等均是各国最高者．其环境压强却处于五国的最低端。与奥地利相近；以环境压强指标测度。除日本不明显外．其余四国的经济发展与本国环境压力之间在研究期（1975—1996）均显示出“脱钩”关系．即本国环境压强并没有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加。为此．最后就环境问题的公平性和环境压力指标的优缺点进行简要讨论。     

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层次及其政策设计

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着力点,使企业成为积极的环境行为主体是环境政策的重要目标.由于企业在环境治理中存在达到企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及污染完全控制三个目标层次的选择,企业在不同的污染控制目标层次上,其行为是有差异的.本文针对企业不同的污染控制目标层次,提出企业积极环境行为存在循环经济、利益调配、非此即彼三个行为层次的选择.每一个行为层次和相关的目标层次相对应.不同层次的环境行为,其行为动力和政策要求是有差别的.本文指出,从循环经济层次到利益调配层次、再到非此即彼层次,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动力是逐步递减的,并针对这一特征分别设计了相关的环境经济政策,以促进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     

环境管理政策的选择分析

环境管理政策的选择是一项复杂的决策过程 ,本文拟就环境管理政策的一般原理和基本过程进行阐述。一是对环境政策、环境管理政策的选择空间进行界定 ,对环境管理政策的选择进行分析 ;二是提出环境管理政策的选择原理和评判准则 ;三是对环境管理政策选择的可操作过程进行分析和论述。并由此得出 :环境管理政策的选择应在考虑具体的外部因素以及内部因素的基础上的政策择优 ,有效的环境管理政策的选择应该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管制手段、经济手段和劝说手段的恰当组合。     

环境政策边缘化现实与改革方向辨析

本文认为由于中国现行环境政策的设计、执行和实施不能有效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决策过程的主流。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因而呈规出边缘化特征，表现在环境政策的末端管理特征、尚未建立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公平与效率准则未纳入政策设计过程、缺乏综合绩效评估、环境投资总量不足与低效率等。从政策的设计、作用环境、作用对象、作用范围的变化分析了边缘化的产生原因以及所导致的中国环境保护的误区和问题．包括技术、经济．生态、社会效率的分离．环境资源的区域配置低效率、近动式管理以及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目标的偏离等。本文提出改变现存问题的突破点在于构建基于环境权益以及全成本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并分析了需要解决和突破的关键性理论和实践问题。     

区域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模型研究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目前环境经济领域被广泛引用的一个计量模型。针对当前人们大多通过实际观测资料,利用回归分析,估计环境质量转折点,而理论研究相对较少的现状,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通过设定物品消费偏好指数,建立了一个两物品模型。通过数学推理,首先推导出了区域环境最佳投资水平,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依据,以及在环境质量最低点和环境质量发生根本性好转的转折点的社会总投资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质量演化过程曲线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它与非环境物品生产函数和排污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对环境物品和非环境物品的消费偏好,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关,而非仅仅与经济增长状况有关。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适时地调整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政策、采用新技术、提倡合理的消费观念等是加速环境质量演化过程的重要措施。     

中国环境政策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本文简要回顾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环境政策的内容和特点,探讨了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完善环境政策,如何有效执行环境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论环境风险治理转型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环境风险治理成为新课题,这是包括法律、公共机构、社会等使权力具体化的决策过程,且以整合的方式,通过广泛的行动者和利害关系人处理各种环境问题。论文认为在经济与科技理性独大和公众风险感知对专家知识提出质疑之后,信息扭曲、隐匿和程序参与及正当性不足正成为传统环境风险管制的最大挑战。制度逻辑正促使环境风险治理模式发生变革,应充分阐释环境风险治理的行政权正当性基础,基于合作国家的行政法治理念,以参与为基础的公私协力正成为环境风险治理的新模式,新模式是通过广泛的行动者与利益关系人处理环境问题的协同机制。在治理模式转型之下,通过提升国家立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政策制定能力、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社会主体参与的知识与能力等来形塑环境风险治理的结构。在制度建构上,应当反省长期以来技术与行政官僚的风险治理权威决策体系,在突破公私藩篱的基础上,推动科学民主化与扩大科学知识审查社群,以"生态现代化"为进路,就各种不同公私协力的类型来做不同的制度设计,通过风险交流与信息透明提升决策效能。其要旨在于,政府、产业和社会基于合作的参与,达成法律与政策目的。总之,在社会转型及风险多发的时代背景下,环境风险治理应当由传统的官僚、阶层、修补式、个别式、中央集权的命令控制路线,转变成强调预防、整合、参与、协商与弹性的公私协力模式。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政策

为了解决好资源环境问题，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制定了多部资源与环境法律、法规和多项国家标准。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法规不系统、不完善；多种资源被分割管理；各单项政策法规之间存在着重叠和冲突；一些政策法规内容停留在原则上，缺乏可操作性。我国资源与环境政策应包括以下内容：①资源产权制度及其相关政策；②资源价格政策；③资源与环境产业政策；④资源与环境综合利用政策；⑤环境保护政策等。     

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政策变迁:路径与逻辑解释

自1989年环保法明确提出环境信息公开理念以来,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历经了30年的实践与发展,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经不断地调整与变迁逐步走向完善。如何解释这一政策变迁内在的过程逻辑,是理解政策发展、进而主动调试政策走向的关键环节,也是丰富中国本土政策变迁理论及因应当下信息公开顶层设计的必要探讨。基于此,本文应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倡议联盟框架及政策学习理论为分析框架,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变迁历程的路径、动力因素及变迁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实践的发展呈现了由"隐含式公开"经"半公开"到现今"正式公开""集中式公开"的表征。从政策视角看,存在内部与外部两条互相交织的路径共同推进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变迁。外部路径表现为重大事件直接或间接推动政府政策的出台;内部路径表现为各联盟为维护地位与话语权而争取资源并进行政策学习,推进了政策渐进式演进。其间涉及四个关键变量:重大事件、联盟资源、政策学习及政策信念。四个变量相互作用与影响并解释了政策变迁的逻辑:外部事件或焦点事件的发生影响了原有的政策信念体系,进而影响倡议联盟结构及其资源,各联盟利用外部事件带来的影响进行策略选择来争取联盟资源,并在期间开展政策学习,政策学习进而促进新的政策信念的产生,带来政策变迁。目前来看,环境信息公开显现出政策发展较被动、社会学习的条件不成熟、政策核心信念尚未达成共识等问题。为此,中央政府应主动扭转外部途径推动政策变迁、整合部委、地方政府间碎片化的联盟资源,推进社会学习及核心信念共识的达成。同时,民间组织应加强主动式政策学习,履行环境信息公开政策执行与政策实践中的监督责任,形成环境信息公开的社会常态。     

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简介

社会发展科技司是国家科委根据“三定”方案新设立的一个司。社会发展科技司的任务是,动员、组织科技人员和社会力量,利用和发展有关科学技术,研究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社会发展科技司围绕解决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着的人口增长过快,部份资源短缺、城乡环境恶化三大问题认真贯彻中央有关政策,推动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健康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为提     

原材料工业城市协调发展的思考

原材料工业城市是生态环境污染的重灾区,怎样使原材料工业城市减少污染,做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者协调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作者通过对本溪市的环境污染和治理实际,提出了如下思考;一、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与本地区的环境资源和容量相适应;二、原材料工业城市要尽快扭转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三、要重视和依靠科技进步控制污染,改善环境;四、国家对原材料工业城市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重点治理。     

宏观经济动态性视角下的环境政策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空气污染已成为当前政府和公众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选择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为此,本文通过引入空气污染排放变量和环境政策变量对经典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行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两个视角并结合数值求解法对限额排放、强度目标制以及污染排放税等三种环境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长视角下,污染排放税政策优于限额排放和强度目标制政策;在减少经济波动视角下,限额排放政策应是优先选取的政策机制。与此同时,环境政策的选择还受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来源的影响,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技术创新时,限额排放政策为优选政策;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政府消费支出或货币政策调控时,三种环境政策间无明显差异。政府应致力于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植入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中,考虑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即环境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做到环境政策决策基于宏观经济,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目标和现状恰当的选择环境政策工具,以优化环境政策实施效果。     

私人直接投资环境服务业的路径研究

环境服务业中有很多内容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公共物品性、自然垄断性或社会公益性,这些特殊属性对私人直接投资者造成了收费困难、进入壁垒和高政策风险等阻碍。论文研究通过排他性的制度设计、创造有效竞争模式、推行多样化的公私伙伴关系来分别解决上述困难。论文的研究成果为私人直接投资环境服务业创建了一个现实可行的路径体系。     

成本效益分析与代际公平:新代际折现思路

成本效益分析在评价涉及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时因损害代际公平面颇受批评,因此如何修正成本效益分析使其能够用于这类项目和政策的评价是研究的焦点.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首先比较分析经验代际折现率、零社会折现率、单一环境折现率和双重社会折现率四种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代际折现率的提出背景、计算方法和运用范围,然后构建基于多重社会折现率的新代际折现思路,最后以水土保持项目为例,利用数字模拟方法验证了新代际折现思路的具体运用.结果表明:其一,与四种当翦代表性的代际折现率相比,多重社会折现率在评价具有复杂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上更其优势;其二,基于多重社会折现率的新代际折现思路能够为涉及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评价提供系统的拆现率选择指导;其三,多重社会折现率下的环境折现率遵循随着时间推移递减,随着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间替代难度的增大而递减的原则.最后文章从构建多领域专家参与平台和编制折现率查询表两个方面提供政策建议.     

生态修复项目对自然与社会的影响

1978年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生态修复项目,包括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项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为了讨论这些项目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影响、及其应用前景,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综述与展评,研究环境修复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30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以及其他环保政策使项目区的绿色植被覆盖度迅速提高。但是与撂荒地的自然恢复过程相比,半干旱地区植树造林降低了总的植被覆盖度,导致退化土地面积增加,加剧了当地的沙漠化;同时,由退耕引起的粮食减产部分可以通过在更适宜地区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来补偿,退耕还林工程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在大规模环境修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人民对环保政策的态度也在平稳进步。与其相反,由于天然林保护项目所实施的禁采、禁牧政策缺少必要的补偿措施,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只有极少数人认为植树种草应该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当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结束后,许多已修复的植被面临被再一次开垦的危险。由此可见,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和提供适当的生态补偿,可以在改善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避免贫困与环境恶化。同时,必须警惕不适当的技术和政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