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环境产业及政策

芬兰环境产业及政策许同舟（中国驻芬兰大使馆经商处）１飞速发展的芬兰环境产业芬兰环境产业是在８０年代后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１９９５年的环境工业产值达到了２５０亿芬兰马克。环境产品的出口占到芬总出口额的２０％,比８０年代初增长了１０倍,专家预计在１５年内...     

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

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的召开,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件有意义、有影响的大事,因为一个拥有世界1/5多人口的国家和民族,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途径,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无疑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决策,必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与政策工具分析

通过把握我国环境政策历史脉络,了解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政策离实现政策目标还有很大一段距离,需要运用新的政策工具以改善环境、实现环境政策目标。而逐步兴起的自愿性环境政策和经济型环境管制政策将会是我国环境政策发展的趋势,对这些新型政策手段的分析将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思路和启发。     

环境管制政策的局限性与变革--自愿性环境政策的兴起

我国虽然基本上避免了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局面。但是现行环境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的趋势，我国环境政策的效率亟待摄高。究其原因，我国环境政策以行政直控的管制政策为主。具有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使得政府和企业的博弈长期锁定在非合作状态。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引入第三方激励、监督机制。促使双方的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愿性环境政策的渐渐兴起，是企业和公众在产品市场上互相影响的结果。而政府起到引导激励、信号传递作用。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自愿性环境政策缓解了环境管制成本与效果冲突的困境，是未来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征税,还是补贴--对当前环境经济政策的反思

现行环境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纠正经济主体的外部不经济性，具体是通过税收或产权交易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本文称其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不对称性”。因为外部效应除了外部不经济以外，还有外部经济，现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考虑了前者却完全忽视了后者，只强调了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却忽视了外部收益也应该内部化。以此为出发点，文章从现行政策的对立面出发，探讨了围绕外部收益内部化制定环境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作者分析了目前排污权交易存在的严重问题，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应对挑战的中国环境政策

中国的发展正处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要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要以科学的环境政策作为保障。该文探讨了环境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和需要研究的问题．并对应对挑战的中国环境政策进行了总结。     

中国环境政策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本文简要回顾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环境政策的内容和特点,探讨了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完善环境政策,如何有效执行环境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环境技术变革的经济机制分析和政策研究

本文从企业和环境管理决策者两个角度,对排放标准、环境税、排污权交易及其政策组合等政策的机制和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我国目前在清洁生产要求下促进环境技术变革采用有效政策工具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     

地方政府吸引FDI的环境政策分析

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强度的不断提升,环境政策成为中国吸引FDI、地方政府吸引FDI时经常使用的工具。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放松环境管制的标准或增加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降低企业污染治理的投入成本,增加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吸引力。本文构建包含环境政策因素的企业区位选择模型,使用1990-2007年中国省份之间的面板数据,发现除了传统的市场规模、公共设施配套和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之外,环境政策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环境管制强度的增加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政府加大环境投资则对FDI具有吸引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放松环境管制标准的环境政策能在短期内吸引到外资,但却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而增加环境投资在短期和长期都对外资企业产生吸引力,且有利于地区的长远发展。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政府应该通过增加环境投资而不是放松环境管制的环境政策来吸引FDI。     

江西木材供求经验模型与林业经济和环境政策分析

本文通过已有的研究所得到的局部均衡的木材供求经验模型，用于分析江西的森林资源的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充分时采用市场价格机制的经济手段调节资源配置要比税费和采伐限额的政府干预手段的效率高。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即使集约经营森林资源，适当的税费和采伐限额的措施还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体系构建初探

在分析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需求的基础上,从环境政策目标、政策手段、政策保障三个层面构建了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体系框架。初步确立了各类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宏观目标及微观目标;重点研究了环境准入、污染控制、生态补偿、环境经济等政策措施;从环保绩效考核、环境信息公开、资金保障、法律保障等方面探讨了政策保障体系。本研究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可以为开展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工作提供参考。     

企业环境行为:环境政策研究的微观视角

企业环境行为是是企业面对来自政府、公众、市场等方面的压力．而采取的宏观战略和制度变革、内部具体生产的调整等措施和手段．是环境政策效果的具体体现。政府、公众和市场压力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工业绿色化的初级阶段以政府压力为主。随着公众和企业更多地参与到环保行动中来．来自市场及社区的压力逐渐成为企业环境行为的主导驱动力量。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环境问题突出．必须积极开展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探求环境压力与企业环境行为转变的内在关系．找到促进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和表现的最优方式，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持。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政策

为了解决好资源环境问题，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制定了多部资源与环境法律、法规和多项国家标准。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法规不系统、不完善；多种资源被分割管理；各单项政策法规之间存在着重叠和冲突；一些政策法规内容停留在原则上，缺乏可操作性。我国资源与环境政策应包括以下内容：①资源产权制度及其相关政策；②资源价格政策；③资源与环境产业政策；④资源与环境综合利用政策；⑤环境保护政策等。     

中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及其将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增加,因此,只有通过环境政策的激励,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目前,已有文献对我国环境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计量经济学的证据,尤其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与分析,政策针对性不强。本文以我国环境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业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表征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在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环境政策力度、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投入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滞后1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增加6.45%,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即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激励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与环境技术专利的申请量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增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对环境技术创新的供给。此外,工业企业技术投入、市场需求、国际技术外溢效应和工业企业行业规模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均为正相关关系;其中,工业企业的技术投入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了扭转我国工业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应建立节能减排政策规制的长效机制,加大减排科技资金投入,并加速形成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机制。     

论环境成本内部化及政策选择

环境成本内部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手段。本文首先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严重缺陷。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政策与措施     

环境政策边缘化现实与改革方向辨析

本文认为由于中国现行环境政策的设计、执行和实施不能有效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决策过程的主流。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因而呈规出边缘化特征，表现在环境政策的末端管理特征、尚未建立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公平与效率准则未纳入政策设计过程、缺乏综合绩效评估、环境投资总量不足与低效率等。从政策的设计、作用环境、作用对象、作用范围的变化分析了边缘化的产生原因以及所导致的中国环境保护的误区和问题．包括技术、经济．生态、社会效率的分离．环境资源的区域配置低效率、近动式管理以及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目标的偏离等。本文提出改变现存问题的突破点在于构建基于环境权益以及全成本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并分析了需要解决和突破的关键性理论和实践问题。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制定过程的特征分析——以陕西和云南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政策为例

近年来,省级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逐渐增多。在数量繁多的各类问题中,省级政府的决策者如何能够充分认识到某个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其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进而出台一项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相比,省级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有何特征?本文通过研究两个案例来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一个案例是陕西省制定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政策,另一个案例是云南省正在制定的类似政策。研究表明,在省级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政策倡导者往往不是省级政府决策者,而是省级政府中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政策倡导者建立政策的途径是说服作为决策者的省级政府相关领导,进而使之批准政策出台。其说服方法是建立由相关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支持联盟,通过科学研究阐明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和政府职能的相关性,并提出具有科学基础和立法基础的政策方案。这一过程既区别于中央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又与省级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不同。     

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在中国情境下能否有效?

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是环境政策工具中的新工具之一,该主题的研究已经从描述工具特性转向解释工具效果、探究内在动因。本研究回答两个问题:①企业采用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动因;②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是否确实有效地促使企业削减排污量。基于这两个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从现有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成果中总结得出:管制性压力和非管制性压力都是推动企业参与自愿性工具的动因,但是管制压力是企业决定是否参与的关键原因,并且管制压力的持续存在是企业自愿削减排污量的必要条件。而在中国的环境管制情境下,环境管制被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地方政府弱化,管制压力薄弱;并且,中国的公民社区、消费者对环境治理的态度较为消极,来自与社区、消费者非管制性压力善不足于对企业的污染行为构成威胁;而且,中国大量中小规模的、环保技术落后的企业难以进入环境管制的监控范围之内。因此,在中国的环境治理背景,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要发挥效用需要加强环境管制的压力。     

环境产业兴起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本文讨论“环境产业”的概念，概述了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环境产业发展的特征及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发展中国环境产业的有关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政策矩阵的构建与分析

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对已有的环境政策手段进行重新评估。由世界银行提出的环境政策矩阵则是进行这种评估的成功之举。本文利用政策矩阵这一模式探讨了我国环境政策手段的构成与特点，并进而提出了创新我国环境政策手段的几点建议，以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