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和FDI加剧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吗?——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论文沿用经典EKC分析框架,在现有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研究基础上加入了出口贸易开放度、利用外资水平、研发水平及污染治理水平等因素。分析基于2005—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包括115个资源型城市和170个非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GMM估计的方法,实证考察了出口贸易和FDI是否加剧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研究表明,出口贸易显著地加剧了中国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FDI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环境污染;中国主要地级城市的人均收入和环境污染呈“倒U型”的库兹涅茨关系;环境影响因素对各类资源型城市污染排放产生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原因在于不同类型城市存在不同的资源依赖程度和技术水平。最后,论文对中国现阶段部分有关资源开采与相关外商投资、资源型城市发展等政策与规划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理,并根据经验研究结论得到相关政策启示。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11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算各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利用系统GMM模型、静态面板门限模型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探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总体向好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差扩大现象,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城市低碳生活基础设施水平的调节和制约,存在门限效应。基于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资源型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以47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以工业烟尘、工业废水和工业SO₂为例对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类型影响资源型城市EKC的形状与转折点,同种污染物在不同资源型城市的曲线不完全相同,转折点在污染较重的资源型城市及人均GDP较低的资源型城市出现更早;资源型城市的EKC与全国的EKC不完全相同,相同的曲线下资源型城市的转折点出现更早。基于此,论文提出资源型城市应积极进行环境治理、实施绿色转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扩大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范围,以促进这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双向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285个城市

基于PVAR模型,利用我国285个地级城市2003—2014年面板数据,把285个地级城市按平均人均GDP分成低、中、高三个等级,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检验来分析我国低、中、高城市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双向动态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低、中、高三种不同收入水平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存在差异性。低收入城市地区经济增长引起环境污染加剧,而环境污染加剧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中收入城市地区经济增长会引起部分污染物增加,但是环境恶化又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高收入城市地区经济增长不会明显引起环境恶化,环境污染的加剧也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中收入城市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     

山东省城市缺水模糊评价及对策

分析了山东省水资源特点,利用模糊数学中的多因子综合评判方法,采用Windows XP平台下Visual Basic6.0建立了水资源紧缺程度评价系统,综合评价了山东省17个地级城市的水资源紧缺程度及其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对策。结果表明17个地级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现象,而水污染是导致17个城市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0年到2005年属于严重缺水的城市数量由6个增加到12个,水资源短缺的形势呈逐年加剧趋势。     

东北能源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环境时空演变效应

文章首先构建了环境污染水平与转型程度体系,分析2005-2017年能源资源型城市环境水平与转型程度的演变特征,然后采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分析转型程度等主要因素对环境水平的影响。同时,采用象限图耦合分析不同时段的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程度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整体呈现先降低,后增长,最后降低的趋势,空间上,大庆与抚顺环境污染水平一直较高,辽源与七台河市的环境污染水平相对较低。(2)产业转型程度在高分位时,产业转型程度的提高会造成环境污染水平的提高,影响系数为0.31,而在低分位时,产业转型程度的提高会导致环境污染水平的降低,影响系数为-0.18。(3)经耦合-协调分析表明:在2006-2017年,能源资源型城市处于失调状态,其中抚顺、辽源、鸡西与大庆属于环境与产业转型同增失调型关系,而其他能源资源型城市大多属于环境增-转型减的失调型关系;在2014-2017年,城市转型程度与环境污染水平处于相对协调状态,且多数属于环境-转型增的协调型关系。     

高速铁路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区位的影响

资源型城市区位偏远被认为是制约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高速铁路的迅速发展,资源型城市的区位条件是否得到改善?以国务院确定的12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资源型城市所在省的省会城市和与资源型城市联系紧密的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区域中心城市为参照对象,利用时间距离的计算方法,对高速铁路（D车、G车）对资源型城市区位的影响进行分类型和分地区的评价。研究表明：（1）总体上看,高速铁路恶化了资源型城市的区位。相对于D车,G车的影响更显著;（2）D车和G车对资源型城市区位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D车和G车在空间布局上具有重叠性;（3）分资源类型看,成熟型资源型城市既是区位改善最明显的城市,也是区位恶化最明显的城市;（4）分地区看,中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区位改善最明显,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区位恶化最明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政策启示。     

FDI与中国环境污染关系的经济分析

研究了引进FDI与中国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溢出和环境规制四个方面分析FDI对中国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文章指出,一方面,FDI通过拉动工业制造等产业的发展,增加相关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另一方面,FDI企业的先进制造技术与污染治理技术将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从投资母国政府、FDI企业、国内地方政府三个角度分析了FDI加剧中国环境污染的原因,提出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合理利用FDI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实施绿色GDP考核等环境规制措施,以减轻FDI对中国环境的负面影响。     

中国城市绿色金融及其影响因素——以绿色债券为例

绿色金融是金融创新的重点,旨在调控资本供给,实现环境向好发展。以绿色债券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中国142个地级以上城市,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政策激励、金融基础、环境污染对绿色金融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西部地区引入绿色金融的城市数目较多,东部地区是绿色金融规模增长的承载区域。（2）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显著提升绿色金融规模,而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3）不同区域的政策措施都能与金融基础协同,促成绿色金融发展。仅在东部地区,政策激励能够缓和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模式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是在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推动下的顺势转型,中西部地区则需应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阻力。     

中国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关系及响应机制

以2003-2015年的中国资源型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对中国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关系及交互响应机制进行综合测度。研究发现：（1）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地区间差异有所减弱;环境质量亟待改善,各地区间差异在波动中有所增加。（2）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待提升,耦合协调度由高到低排名依次为成长型、衰退型、再生型和成熟型。（3）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均有自我增强和惯性增长趋势。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对环境质量呈现先正后负的作用机制,成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提升对环境质量具有正向增强机制,而衰退型资源城市环境质量对精明发展、再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对环境质量均呈现先负后正的交替作用机制。未来15期,成熟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将会促进环境质量提升。针对不同类型资源城市提出了差异化的对策与转型发展建议。     

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30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期刊论文,运用Meta方法定量分析FDI(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和FDI相对值的回归系数分别为-2.72和-1.83,说明采用二者会降低FDI环境效应显著性,但后者不显著;②面板数据和样本时间跨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3.19和1.52,说明采用二者会提高FDI环境效应显著性,并更有可能得到FDI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结论;③样本数据平均年限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90,说明采用2000年后数据会降低FDI环境效应显著性,2000年前FDI对环境污染加剧效应呈下降趋势,此后FDI改善了环境质量;④OLS法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分别为2.22和0.78,说明采用二者会提高FDI环境效应显著性,但后者不显著.综上可知,在纳入部分控制变量前提下,采用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FDI水平值,基于1985—2010年面板数据,运用OLS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发现,FDI更有可能显著加剧了环境污染,但这种效应呈下降趋势,以至于2000年后FDI改善了环境质量.     

人口收缩背景下资源型城市住宅价格的差异化响应及影响因素

以中国人口收缩现象突出的资源型城市为例,分析了2005年以来案例城市人口和住宅价格的时空演变特征,从住宅价格增幅和增速两个方面比较了人口收缩期内案例城市住宅价格的差异化响应特征,通过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住宅价格差异化响应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资源型城市人口收缩现象呈加剧态势,但人口收缩期内90%的资源型城市住宅价格呈上升态势,仅黑龙江东部、甘肃西北部、山西中部等少数资源型城市住宅价格小幅下降。（2）人口收缩背景下资源型城市住宅价格响应强度差异明显。相比之下,高强度响应等级以人口中期收缩的资源型城市、衰退型与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边境与省际边缘区资源型城市为主。（3）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人口收缩和住宅价格响应关联并不紧密,其他影响因素与住宅价格响应的关联相对更为紧密,并随着住宅价格响应强度的不同存在显著差异。     

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30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期刊论文,运用Meta方法定量分析FDI(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 结果表明:①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和FDI相对值的回归系数分别为-2.72和-1.83,说明采用二者会降低FDI环境效应显著性,但后者不显著;②面板数据和样本时间跨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3.19和1.52,说明采用二者会提高FDI环境效应显著性,并更有可能得到FDI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结论;③样本数据平均年限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90,说明采用2000年后数据会降低FDI环境效应显著性,2000年前FDI对环境污染加剧效应呈下降趋势,此后FDI改善了环境质量;④OLS法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分别为2.22和0.78,说明采用二者会提高FDI环境效应显著性,但后者不显著. 综上可知,在纳入部分控制变量前提下,采用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FDI水平值,基于1985—2010年面板数据,运用OLS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发现,FDI更有可能显著加剧了环境污染,但这种效应呈下降趋势,以至于2000年后FDI改善了环境质量.      

城市再生水利用的研究进展

水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全球淡水资源正面临的两大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用水量急剧增加,污水排放量也相应增加,加剧了淡水资源的短缺和水环境的污染。本文针对国家提出再生水回用的政策,介绍了国内外再生水回用的情况,以及再生水回用的途径,并提出城市再生水回用的对策和措施。     

城市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评价及案例

基于城市发展测度演变的分析、明确真实储蓄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标的经济学含义和政策意义：并针对世界银行在地区真实储蓄测算方法上的不足,重点探讨在真实储蓄测算中如何考虑城市开放性、资源折旧、环境污染损失评估计算的界定问题。文中还以烟台市为试点城市,利用真实储蓄及相关指标评价了该市不同发展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黄河流域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数据包络法的超效率SBM模型、DEA-Malmquist指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和Tobit回归模型,对黄河流域5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展开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①2007-2017年,黄河流域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远未达到有效水平,82.6%的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普遍处于生产前沿面之下,存在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冗余问题;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平均值由0.469缓慢波动上升为0.540,区域差异逐渐缩小,总体上呈现黄河上游 > 黄河下游 > 黄河中游的态势.②黄河上游、中游城市水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处于上升阶段,下游地区城市水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却处于下降阶段,影响黄河流域城市水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在于纯技术效率.③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与水资源利用效率呈正相关;市场化程度、水资源禀赋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相关性不显著;水效管理政策、水污染物排放与水资源利用效率呈现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城市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与污染研究

研究对比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壤重金属的空间变异、时间差异、污染水平以及环境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土壤重金属含量均超过了中国土壤背景值,尤其是Cd和Pb的污染严重,其含量分别是中国土壤背景值的91.37倍和41.91倍,Ni的污染较轻,其含量是中国土壤背景值的1.59倍。中国城市土壤重金属的含量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土壤重金属含量差异较大,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的污染程度不一,城市不同功能区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同时,城市土壤中金属含量也因城市发展时间的长短而又一定差异。中国城市土壤重金属总体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是45.404,属于重度污染,中国城市土壤重金属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为71.56,潜在生态风险程度为高级。不同等级的城市污染程度不一,造成的环境风险也不同。     

城市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的曲线估计研究

通过对全国46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1990-2003年空气质量与人均GDP的调查,根据建立的城市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曲线关系,研究发现我国重点城市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建立在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的.城市空气环境质量的变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取向,认识这一点,对于中国如何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识别与转换规律——以30个煤炭城市为例

准确识别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转换规律,不仅有利于城市经济结构转型,更有利于资源可持续利用。基于速度和效率并采用生产理论将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进行划分,采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对中国2003—2020年30个煤炭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识别,并进一步分析其转换规律。结果表明:(1)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资源产业依赖度高度相关,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阶段特征;(2)2003—2011年间,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和中水平阶段的煤炭城市由12个上升至19个,低水平阶段的煤炭城市数量由18个减少到11个,表明大部分煤炭城市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3)11个煤炭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了单阶段的转换,仅乌海市实现了由低水平向高水平阶段的两阶段转换,18个煤炭城市处于停滞状态,进一步驱动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煤炭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的重要因素,表明煤炭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是个长期过程,需要持续推动经济转型。     

环境污染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以淮北市为例

土地集约利用是实现环境污染型城市可绿色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文章以安徽省典型的环境污染型城市淮北市为例.依据淮北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土地利用现状,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角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权重进行确定,并采用多因素评价法对该区域2006年-2015年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进行研究与评价.结果表明:2006年-2015年淮北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2006年-2010年淮北市土地利用呈不集约状态,2011年-2015年,集约利用土地水平由不集约逐渐转变为中度集约.政策的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环境的治理提高了研究区域集约利用土地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