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深化水资源水环境政策改革,积极推动环境社会治理——PACE2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综述

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高端论坛暨PACE 20周年纪念大会于2017年8月28~29日在北京举行。PACE 20周年大会就"水资源水环境政策"和"环境社会治理"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政府治理是中国水资源水环境治理的主导模式,但目前我国水资源水环境政府治理仍面临政策不规范、立法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实质性的问题,要积极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环境社会治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短板,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更需要社会上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制定、监督与执行过程,更需要社会各行为主体的自觉自主行动,促进环境行为改善,化解由环境引起的社会矛盾。     

城市垃圾分类与居民地方认同研究

垃圾无害化处理是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不仅关系城市居民生存环境的健康程度，更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和治理效果的认知与评价。本文运用环境心理学理论，对折射出居民环境认知、个人偏好、预期目标和情感联系的地方认同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社区居民对城市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及其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的评价与其地方认同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居民对政府关于垃圾治理法律法规的认同也能增强其地方认同感。本文建议，未来关于地方认同的研究需要聚焦于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传播效果，总结和归纳城市居民对环境治理成效的归因模式与其地方认同之间的交叉关系。     

关于地方推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践进展的述评

为跟踪各地落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践进展,本文通过比较各地发布的相关实施意见文本,结合实地调研座谈,总结典型案例,分析发现：(1)由于各地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关注的重点领域有所不同,部分地方突破了“七大体系”。(2)实践中,在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优化政府监管服务、规范市场化建设、协同推进区域共建共保、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科学精准治理能力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3)《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的“七大体系”推进程度不均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三大主体的力量结构失衡状态改善不明显,主要体现为“三多三少”,即政府责任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多,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少;关注规范第三方环境服务、落实“放管服”多,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案例少;社会治理以宣传活动和网格员机制多,践行绿色生活的全民行动体系成果少。为此,本文提出,加快建立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评价体系,针对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协调推进“七大体系”建设等建议。     

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基于阶梯理论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公众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渠道也在不断拓展和丰富。为考察不同类型公众参与方式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差异,本文基于公众参与阶梯理论,选取四类公众参与方式和四类污染物,结合我国2008—2017年30个省份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横向比较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方式,公众环境来访对环境治理的促进效果优于环境信息公开和环保网络舆论,而政协提案、人大议案的积极效应尚不显著。纵向比较不同类型的污染物治理效果,公众参与能显著促进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对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效果的影响次之,而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较不理想。建议政府进一步优化健全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并重视公众层面的环境诉求,建立公众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良好互动机制,同时鼓励公众通过新媒体渠道参与环境治理。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2)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3)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一个政府—企业双层优化环境治理模型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环境治理体系，落实企业环境治理主体责任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任务。目前地方政府环境监管亟待改善，需要加强企业生产规制，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促使"三废"达标排放。本研究抓住政府和企业两大主体，建立以政府为上层、企业为下层的双层优化环境治理模型，确定上层-下层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奖罚政策与企业利润及环境行为的关联性，提出模型"乐观最优解"与"悲观最优解"及地方政府奖惩机制最优解。该模型可反映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为寻求合理的污染奖惩方式和税费比例，促使企业在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积极治理"三废"污染，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企业长期粗放式生产排污严重、地方政府环境监管有待加强、西北生态安全屏障和黄河流域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的宁蒙沿黄地带及类似地区环境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从协调到协同：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监管体制改革与路径——基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视角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可为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跨区域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明,跨区域环境监管缺乏权威性,环境监管垂管制度改革不彻底等问题。现有机制无法有效支撑地方政府开展跨区域环境监管和深层次的环境协同高效治理。为进一步突破现有的制约障碍,提高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率,应当进一步加快中央层面的跨区域统一立法和地方层面的跨区域协同立法,以法律保障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权责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和细化,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地方层面成立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机构,理顺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构建研究

社会生活噪声具有量大、面广、分散、影响不持续、监管难度大等特点，本文以现代化环境治理视角和社会治理视角深入剖析了我国当前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结合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特殊属性及其防治的有效实践，分析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防治措施的内在联系，提出构建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该体系要求在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领域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强化社会共治，新增公众自治，将环境治理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既强调公众参与到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工作中，又强调社会各主体多元共治和自我管理，是社会生活噪声领域公众参与的升级版。最后，本文建议以宁静区域创建为切入点，通过有关监管部门联合发布宁静区域创建指导意见；地方政府落地实施，完善管理和技术指标体系；加大宣传教育，提高德治和自治水平，以点带面逐步拓展宁静区域范围，实现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的实质有效性。     

公众个体如何参与环境治理？——路径选择及优化策略

公众个体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但缺乏参与路径与信息、参与形式单一等是公众参与程度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公众参与路径与模式选择对丰富治理理论及提升公众参与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治理理论的三种研究观点及社会治理主体视角,将公众参与路径划分为政府维度的行政力量主导型、社会维度的第三部门力量主导型、基层自治力量主导型、传播和宣传力量主导型,以及自身力量主导型等五种路径;并从环境治理体系和参与路径网络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出发,进一步优化路径选择,提出线上及线下结合的赋权型参与策略,以期提高公众个体参与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

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是指从权利的角度去考察、理解当代中国的环境治理,推进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从这一角度来看,环境相关权利是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重要的治理工具。所谓环境相关权利,是指环境治理有助于保障的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命权和健康权,以及在环境治理中可以运用到的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权利。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在理论上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以人为本原则,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方针和取向,在实践上也能够揭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和发展方向,既具有阐释性,也具有建构性。     

西部地区环境公共治理的转向及法律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并且环境污染的跨区域转移给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带来了挑战。缺乏多元主体互动的传统管制性环境治理模式在西部地区环境治理中有较大局限,静态法律规则下的单向管控之治难以适应动态社会的发展,使传统管制性环境治理模式在西部地区难以达到预期。通过对环境公共治理的理论分析,从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两方面入手,提出环境公共治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运行模式。     

网络化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研究进展

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不同于科层—集中型和市场—分散型的新型治理方式,在环境治理中有其自身的优势。当前,区域环境公共事务的不断增长已超出政府单个主体的能力范围,需要加强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构建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核心的多重、复杂、交叉的网络化环境治理模式。基于网络化治理产生的背景、演变过程和内涵,围绕多元主体相互作用、行动主体的网络关系结构和模式、治理网络的运行逻辑和机制等方面系统梳理其研究进展,为推进我国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基于环境保护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大气环境整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如何防治大气污染成为政府和人民高度重视的问题。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效果并在治理活动中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为环境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难题,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较好地了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抓住了完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核心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兰州经验"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共治性以及有效性的核心价值理念,突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在切实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障下,兰州市在环境治理工作中运用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以坚强的执行力确保工作实效,同时还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使得治理模式更为科学与民主。     

环境保护部举办2014年环保社会组织培训班

<正>环境保护部近日举办2014年环保社会组织培训班,以增强环保NGO对当前环境形势、环境政策的把握和理解,提升新形势下环保NGO有效参与环境事务的能力。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5家环保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班邀请专家解读了新《环境保护法》修订背景、立法过程、亮点内容,包括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新增专章规定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探讨了公众参与如何推动环保前行,包括国内目前面临的环保问题、NGO在参与环境事务上扮演何种角色等;讲授了环保社会组织如何有效参与环境治理,包括环保社会组织现状、社会治理的新背景,环境公     

公众参与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区域环境污染指标以衡量区域环境治理绩效,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三种公众环境参与方式(即投诉上访、献言建策和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期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出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对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大。同时,我国公众主要是通过参与并监督政府环境行政规制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在参与地方政府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驱动地方政府环保资金投入方面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三点建议:创建公众环境参与政法平台,健全公众环境参与自媒体方式,增加环境治理的环保投资。     

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2020年年会综述

环境社会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突出短板。2020年11月13日,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2020年年会成功召开,多位专家学者从多种角度围绕“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进行了分享与讨论,对推动环境社会治理工作带来启示:一是环境社会治理是调整环境治理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制度手段,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完成从“物理”到“人文”的转变,体现平等参与的价值观。二是在转型期社会力量博弈变迁的背景下,环境问题须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并配套相应的环境社会治理新策略和手段,提高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三是坚持系统性思维,以目的为导向、理清治理主体和客体作用,协调布局环境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以环境社会治理核心要素、重点关注内容为抓手,构建环境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深刻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有必要进一步重点加强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与影响研究、环境社会风险防范体系研究、全民行动体系研究、关键理论和技术创新研究等内容。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思路与实施路径探讨

生态环境国际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十三五"时期,我国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本文在分析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现状、不足以及面临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坚持底线思维,突出重点,精准对接,以我为主、以外促内等合作原则,建议"十四五"时期加强战略规划和引领,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的地位和作用,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努力实现国内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良性互动,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在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水平。并为此提出五大重点举措:即打造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区域环境合作的平台高地;更具建设性加强我与周边国家双边及多边环境合作;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助力擦亮绿色底色,全力支撑服务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能力建设形成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大格局。     

污染源环境监管体系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我国环境治理体系正在不断趋于完善,而有效的污染源环境监管体系是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本文从污染源环境监管体制、政策制度、实施运行机制以及监管能力保障等方面,系统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污染源环境监管体系建设主要改革举措和总体进展,分析了深化改革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和挑战。立足于进一步加强相关政策措施系统性、集成性,切实提高污染源环境监管的权威性、有效性和透明性,本文初步提出了污染源环境监管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路框架,并针对当前污染源环境监管存在的问题,从运行机制模式、监管保障体系、守法引导服务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