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粮食生产态势及其能力提升对策

河南省是全国最大的粮食主产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996-2007年河南省相关统计数据,在阐述河南省在全国粮食生产战略地位的基础上,分析了河南省粮食生产态势,揭示了影响粮食生产潜力开发的主导因素;按照新时期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导向,着眼河南省耕地变化趋势、农业生产管理和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等关键环节,提出突破粮食生产中的障碍因素,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对策.     

建设用地二三产业增长贡献及空间相关性研究

在土地资源总量有限和耕地保护压力巨大背景下,将建设用地纳入经济增长内生模型,研究土地要素对二三产业增长贡献,探寻省际建设用地产出弹性在空间上是否存在相关性与集聚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已有关于建设用地经济增长贡献研究大多假设技术水平单调上升,或直接把固定资产投资当资本存量,且很少研究增长贡献的空间相关性.本文首先测算1999 - 2008年全国与各省技术水平及二三产业资本存量,以准确测度建设用地经济增长贡献,其次对C-D生产函数进行回归以计算建设用地产出弹性,最后用空间相关分析法分析产出弹性在空间上的相关性与集聚区域.结果表明:技术水平变化并非像以往假设一样——随时间单调上升,而是在某些年份进步迅速,某些年份进步缓慢,甚至有些年份停滞不前；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弹性最大,劳动力次之,建设用地最小,其值是0.1027；中国省际建设用地二三产业产出弹性存在全局自相关现象,自身及相邻省份的建设用地二三产业贡献水平高于平均数(HH)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此相反(LL)的区域则主要分布在西北内陆地区.     

不同粮食分区问的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机制研究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社会安定,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是协调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外部性出发,通过比较分析方法.将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界定在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经济补偿,旨在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补偿途径机制,实现粮食产销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①粮食主销区的±地产出效率高于粮食主产区,因而具有对主产区进行经济补偿的现实条件和意愿;②通过GDP增长提成、机会成本税及市场调节的途径,可能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主产区所接受,从而实现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有效补偿;③在补偿机制运作上,要合理界定税费收交主体与额度,制定可行的征收办法.由于粮食主产区在补偿博奕中的弱势地位.要强化基于市场途径的产销区补偿中政府的调控作用.     

湖北省粮食生产的时空特征演变研究——基于耕地因素分解的视角

"藏粮于地"是新时期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分析湖北省粮食生产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LMDI方法对影响粮食产量的耕地利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湖北粮食生产正处于稳定增长时期,但其周期性波动特征并未改变,粮食产量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湖北省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中间高,两边低的区位特征;单产提高与复种指数上升是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种植业结构调整与耕地资源减少导致了粮食减产;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差异,不同区域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程度与方向、耕地资源的利用方式都不相同。加强耕地资源保护,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调整耕地利用方式,合理安排耕作制度,优化种植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建立稳定的粮食生产队伍是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有效途径。     

近十年来中国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对水土资源利用的影响分析

2004-2013年中国粮食实现连续十年增产。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高产作物对低产作物的种植替代,成为促进粮食持续增产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不同粮食作物单位产量的耗水和耗地程度不同,在推动粮食总产增长的同时,这种结构调整也会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水土资源消耗。本文系统测算了粮食"十连增"对我国水土资源利用的影响,并重点讨论了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过去十年来,结构调整共为我国粮食生产节省了10 150万亩的播种面积和310.6亿m3的水资源消耗。分区域来看,结构调整在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和西北地区发挥了较好的"节地又节水"作用,但在东南地区则体现为"节地但耗水"。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北方高产但单位质量耗水量相对较低的玉米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比例的持续扩大,除推动全国粮食总产量增加以外,也一定程度缓解了北方地区水资源消耗的负担。但尽管如此,粮食"十连增"总体上仍进一步加剧了全国水土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未来水土资源的刚性约束,使得我国粮食增产的压力持续扩大,且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成本;而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的深入则会加剧不同粮食作物间供求不平衡的矛盾,同时也面临着国际市场贸易环境变化及国内外粮价相互传导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因此,今后依靠结构调整进一步促进粮食增产且发挥节地节水作用的空间将会十分有限。综合来看,为实现中国粮食总量安全与结构平衡,一方面应当立足国内生产,提高水土资源的利用效率,挖掘低产粮食作物的单产潜力;另一方面也应考虑适度利用国际粮食市场,调剂与平衡国内农产品供需,以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吃饱和吃好语境对我国耕地保护的启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然对粮食产出提出更高要求,综合辨析吃饱和吃好理念,运用理论分析、GM模型对耕地保护目标进行数理预判,为面向2035年美丽中国背景下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战略提供决策依据.结果表明:(1)在理论假设的完全理想状态下,仅解决吃饱需要的耕地数量为1.18亿hm2,实现全面吃好需要的耕地数量为1.43亿hm2,现有的耕地存量还难以满足该需求;兼顾"吃饱+吃好"双重情境下新时期耕地保有量区间为1.25×108～1.38×108hm2.(2)吃饱和吃好作为中国语境下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是对国民需求、社会发展、耕地资源形成的自组织系统在时空跃迁过程中的整体性把握.(3)从粮食质量需求视角,到2030年我国人口高峰年,耕地需求仍有不足风险.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仍是我国必须坚守的基本国策,确保耕地质量的"纯洁性"将成为耕地保护转型的重要方向.     

基于中日比较的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影响机制研究

人口城市化是对耕地变动产生复合影响的一个过程.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动力;这对耕地形成了占用的直接影响,我国人口城市比对耕地减少的直接影响度约在5%～10%之间.人口城市化对耕地的间接影响通过城市人均用地比农村少,土地利用集约度高,可以间接减少耕地占用;同时农村人口的减少,可以推动村镇合并,整理土地,增加耕地等途径来实现.因此,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存在积极的间接影响.人口城市化过程对耕地变动的复合影响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将取决于一是城市化发展状态,即与工业化发展是否同步;二是村镇合并集中是否及时到位.为此,文章对中日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影响机制进行了比较.     

30年来中国农业经济政策及其效果分析

回顾了我国农村基本制度的变革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以及国家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的历史,认为从农地制度变迁开始,最终建立的农村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农业持续30年的发展基础.21世纪以来以新农村建设为主线的惠农政策进一步突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旨,从农村财税、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本建设、生态建设等各方面,制度变革成果带来的政策效应逐渐深化,产生了农产品供应充足,人民生活改善,农民负担减轻、收入提高,农村经济综合发展能力提高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形势,认为我国"三农"政策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强化,将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统筹发展制度框架.     

不同粮食分区间的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机制研究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社会安定，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是协调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外部性出发，通过比较分析方法，将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界定在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经济补偿，旨在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补偿途径机制，实现粮食产销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①粮食主销区的土地产出效率高于粮食主产区，因而具有对主产区进行经济补偿的现实条件和意愿：②通过GDP增长提成、机会成本税及市场调节的途径，可能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主产区所接受，从而实现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有效补偿；③在补偿机制运作上，要合理界定税费收交主体与额度，制定可行的征收办法。由于粮食主产区在补偿博奕中的弱势地位，要强化基于市场途径的产销区补偿中政府的调控作用。     

中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人口增长关系实证

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通过观察1986-2006年中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动态演进机制,提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人口增长具有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冲击响应强烈,而人口增长对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的冲击响应则相对较弱;进而验证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从人口增长到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变化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从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变化到人口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不显著.因此,为协调"人口-(土地)资源"的关系,我国政府在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上,应同时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把"先补后占"、耕地转用许可制度等系列耕地保护政策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作为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