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构建与启示

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是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度。为了应对城市化进程中农地数量下降的挑战,美国逐渐发展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在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相关政策立法的出台、农地保护计划的实施以及农业区划、税收减免、开发权转移与购买等多元政策工具的运用为基本农田保护构筑了制度屏障。这些经验对我国的基本农田保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就我国而言,实现对基本农田的有效保护需要健全中央与地方耕地保护协作治理机制,形成以农业功能分区为基础的多元政策保护体系,完善以公平补偿为特征的耕地保护激励机制。     

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制度构建的探讨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自《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出台,至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制度的构建都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分析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现存的问题、时代对于最严格保护制度的需要,阐述了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分析了国家公园作为顶层设计与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的区别,并从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最严格的准入制度、最严格的管理制度、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最严格的损害赔偿制度、最严格的法律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公园范围内各种自然保护地不容许交叉重叠等多个方面进行内涵的理解,归纳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制度的基本特征,以期为实行最严格的国家公园保护制度提供多方位的保障,从而从制度设计和管理实务上促进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健全和完善。     

以最严管控提升生态空间规模质量

正为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党中央提出要按照陆海统筹原则,科学划定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的空间格局;在此基础上,更明确提出要"按照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环境极敏感"需要实施最严格管控的要求。这为切实加强生态空间管控,提升生态空间规模质量指明了方向。     

规划管制下农田生态补偿的研究进展分析

基于特殊的土地基本国情,我国实施严厉的管制制度及措施强化对优质农田的保护及管理。然而,采取禁止性或限制性强的规划管制制度,严格限制或剥夺管制区域内相关群体使用资源和空间的权利,如未提供相应的补偿或经济援助,将侵害建设区和保护区内群体的发展机会及利益,导致不同分区利益群体福利非均衡,违背环境公平。论文从农田保护的政策绩效评价、发展受限制地区实施农田生态补偿制度的机理、农田外部效益及补偿标准的测度、农田管制损失补偿及外部效益产权界定、农田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绩效及福利效应研究等方面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关于规划管制下农田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进展及发展动态,并提出在国家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及推进主体功能区划形成与落实等政策契机下,制定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的农田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加拿大国家公园体制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启示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国家,其管理体制虽较早成型,但也随着管理理念、国家财力及机构改革在不断创新。加拿大没有采用建禁区的方式来保护国家公园,其在内有社区乃至城镇的情况下不仅不断加强保护,而且调动了各利益相关方"共抓大保护",较好地处理了保护与利用的矛盾。中国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和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情况下,应明确"最严格的保护是最严格地按照科学来保护",并在体制试点中借鉴加拿大国家公园体制创新的三点经验:(1)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与时俱进,且相关科研确保了这种演进成为长进;(2)保护不是严防死守,而是在细化保护需求的基础上人为干预并结合合理利用;(3)在基本保持财政支持为主的情况下采用多种方式形成多种资金来源,既提高效率,又避免财政依赖型懒政。     

基于补偿标准设计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运行机制和补偿模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是通过调整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解决流域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政策工具,设计满足相关方利益诉求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对我国持续有效开展流域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我国主要省i市地区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分析总结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与运行机制设计的基本特点;根据流域环境功能保护需求的差异,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划分为一般流域水污染控制生态补偿和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两种基本模式,然后从补偿标准设计的角度,分析总结了两种模式的异同点,最后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提出了建议.     

流域综合管理中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分析

流域是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是对河流进行综合管理的基本单元。由于流域同时具有自然水文特征和经济社会属性,因此是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系统。流域不仅涉及不同区域的不同主体,而且涉及多种交叉利益,流域整体利益协调是流域内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而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内多元利益协调的一个有效经济手段。文章在阐述流域综合管理目的、方法、内容和生态补偿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行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虽然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形成一定的体系,但是仍然存在生态补偿性质、基本原则、生态功能价值、实体制度和程序制度等规定不明确的缺陷;针对存在的缺陷,文章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基于补偿标准设计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运行机制和补偿模式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是通过调整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解决流域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政策工具,设计满足相关方利益诉求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对我国持续有效开展流域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我国主要省市地区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分析总结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与运行机制设计的基本特点;根据流域环境功能保护需求的差异,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划分为一般流域水污染控制生态补偿和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两种基本模式,然后从补偿标准设计的角度,分析总结了两种模式的异同点,最后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提出了建议。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法治经验与启示

国家公园建设是我国实施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代表性举措。国家公园的有效管理和维护需要完善的法治体系作为保障。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发展,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日趋成熟,在立法体系、管理体制、管理理念、管理路径、限制性规定、司法保障等方面形成了全面且体系化的模式。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国家公园建设需要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统一管理机构、采用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实施多元化治理等方面构建科学、高效且法治化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框架设计研究

当前海洋领域各类具有红线特征的管理制度存在非全面性、非可持续性和非权威性的三大弊端,促使我国建立起严格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体系应具有效力强制、协调可行、差异设计和陆海统筹四大特征,其管制要素应覆盖环境污染敏感性、生态干扰敏感性、资源占用敏感性,其执行主体涉及行为人、监管人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三方。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的核心体系应包括准入禁入制度、监测监控制度、考核追责制度、经济激励制度等四类制度。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研究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对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与保护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对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是建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环节。在分析各种补偿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特别牺牲说的扩大解释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内涵进行探讨,并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进行识别,认为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应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消费者、受益地区、获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以及其余相关社会主体,受偿主体应当包括国家公园(以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具体对象)、原住民、学术团体以及环保机构或个人、利益受损或者利于国家公园建设的开发利用者;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关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实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现有的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构建中存在国家公园并未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社会及市场多元主体难以参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难以划分、生态补偿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难以明确以及受益地区横向生态补偿制度难以建立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与方法,即将国家公园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促进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及方式的多样化、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和建立国家公园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     

中韩地下水资源保护制度比较

本文对中韩水资源状况、地下水资源保护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建议借鉴韩国对于地下水资源保护的经验,对我国地下水资源保护制度进行补充和完善:严格缺水区地下水超采;调整用水结构,注重生态用水;设立统一管理机构。     

《黄河保护法》中生态保护补偿的制度逻辑与实践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以下简称《黄河保护法》）是一部针对黄河流域的基础性、综合性和统领性的专门法律,其生态保护补偿的规定对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目前黄河流域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黄河保护法》颁布后,这些实践可以进一步扩展范围和深化发展,建议在省际、省内生态保护补偿和水权交易等方面强化法理研究,通过法律制度识别和界定多方利益主体的关系、确定相关主体的权利边界并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进一步探索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范围和模式。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多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对环境资源依赖性明显,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政策会限制社区资源利用,导致国家公园管理与社区发展长期存在矛盾。为了减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基础,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生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二维度。其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化,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针对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以部门或区域利益导向为主、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社区参与层次低等问题,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针对性提出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路径,以增强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的几点思考

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如何建立起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守住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成为生态保护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基于生态公正、公众参与、系统性和协调性、动态性和实效性、监管常态化等原则,提出了几点建议:明确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地位,切实推动生态系统综合管理;以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推动形成生态保护协同管控体系;实现常态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建立生态监察和考核评估制度;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立生态保护红线激励机制。     

美国大气环境质量监测与管理经验及启示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事业最具基础性的支撑,准确可靠的监测数据信息是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具体体现。本文总结了美国大气环境质量管理体制和机制,重点分析了美国大气环境质量监测与管理的经验和做法,并结合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提出加强环境监测在环境管理体制中的基础性作用,设立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分局,成立第三方质量保证和控制的专业机构,完善大气监测信息的管理机制,推动社会第三方参与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我国大气污染应急管理法律制度的完善

基于我国大气污染应急管理法律制度的体系尚不健全而面对的大气污染挑战不断严峻这一现实,提出了我国完善大气应急管理法律制度建设在立法思路、立法原则、基本制度设计上应注意的问题。     

“三条红线”与“四项制度”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内涵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是基于我国国情水情,针对当前突出的水资源问题,面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提出强化水资源管理的创新性制度设计。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是适应新时期的形势要求,在对过去水资源管理制度系统总结、深入思考和有效继承基础上的重大制度变革。     

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自主环境管理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分析了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自主环境管理的原因，认为市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和严格的法律制度对企业治理污染形成了强大的外部压力；高额的排污收费标准促使企业不断降低污染物排放浓度；公害防治资金支援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强污染治理；消费者选择环境友好型产品促使企业追求严格的自主环境管理：出口型经济迫使日本企业采取严格环境标准以避免绿色贸易壁垒。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加强我国企业环境管理需要完善的政策和措施；提高公民环境意识，扩展公民环境权益；提高排污收费标准，筹集污染治理资金；加强行政执法力度，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完善企业污染治理的资金和税收优惠政策；借鉴日本企业“公害防治管理员制度”，培养污染治理人才。     

把好湿地保护开发“平衡秤”

正今年是我国加入《湿地公约》22周年,湿地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我国对湿地的保护与管理,在重视程度上,还不足以与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要求相匹配,湿地面积减少、功能退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湿地仍是最脆弱、最容易遭到侵占和破坏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对我国有限湿地资源的保护,已是当务之急。要不断完善湿地保护规划,强化立法与考核,改变目前我国湿地保护零碎、分散的局面,在制度上规范湿地管理行为;理顺各方利益关系,平衡湿地保护与开发,妥善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