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物多样性

人类因为有朋友而不孤单,地球因为有丰富多彩的生命而格外美丽。生物多样性如同一曲交响曲,演绎了这个蓝色星球最美的篇章。然而,有很多陪伴过我们的生物由于各种原因已经灭绝或者正在走向灭绝的深渊,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遭受严重的威胁并逐渐丧失。作为全球环境保护的热点问题,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从本期开始,我们特设"保护生物多样性"专栏,期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引起更多的重视,吸引更广的参与。     

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治理

生物多样性问题日益严重,依靠单个国家难以解决,而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生物多样性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对象和领域。国家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基本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重要补充,它们均在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治理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并介绍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特点,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迫切性,阐明了生物多样性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山东省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与开发利用

山东省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多样，因而具有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本文初步研究了山东省生物多样性现状，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及其保护

作为现代生态学三大研究热点之一,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已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对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和研究作了简要综述,着重探讨了生物多样性分布和形成的机制及有关理论,同时指出研究生物多样性的最终目的在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及其自然保护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的总合,它们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研究,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重视。 1989年6月国际科联(ICSU)、环境问题委员会(SCOPE)与美国在华盛顿联合召开了《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功能研讨会》(Workshop on Ecosystom Function of Biologioal Diversity)。1992年7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生物多样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生物多样性有限，但珍稀、特有种类较多；绝大多数植物群落的生存，制约于沙漠中的水分状况；其生态系统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人为活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的根本原因；诸大河中下游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性、危害性和生物种类的贫乏性，决定了该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较一般地区更加重要；它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事业，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并实行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     

青海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阐述了青海湿地与生物多样性概况，分析了湿地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提出了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的途径。     

新疆生物多样性研究及保护

近期研究结果表明：新疆的生态系统可分为Ⅰ级2个,Ⅱ级11个,Ⅲ级53个。新疆的高等植物有147科855属3783种和亚种,加苔藓植物共为4211种和亚种。新疆的世界特有种植物为34科119属272种。栽培果树有17种812个品种,甜瓜有144个品种,西瓜有151个品种。新疆有野生脊椎动物770个种又150亚种,比1992年版的《脊椎动物志》增加了137种。其中,鱼类88种,两栖爬行类69种,鸟类473种,兽类162种,其中,有世界上仅新疆特有种28种。至2007年,新疆已建有近30个多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13．1％,是新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骨干基地。     

浅论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介绍了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及其保护现状,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对策及建议。     

跨域生态治理“碎片化”的限度审视与整体性治理机制研究

突破行政区划,构建跨域生态治理的有效实践机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数字技术建构了全新的治理场域,也形塑着新的治理模式。本文将跨域生态治理置于数字化时代的宏大视野,研究认为：传统跨域生态治理模式面临难以突破的“碎片化”瓶颈,主要表现为治理目标碎片化、治理资源碎片化和治理主体碎片化,究其原因在于利益失衡下的府际不合,“技”“智”缺位下的整合失力和能力动力双匮下的参与缺失。基于此,在系统解构整体性治理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数字化时代跨域生态治理与整体性治理在价值、工具和场域方面存在高度耦合。最后,提出通过科学补偿和考核优化建立利益共享机制,通过资源整合与整体智治建立科学施策机制、信息共享与诉求回应建立多元协同机制,形塑整体性治理的协调、整合、信任机制,以期推进“碎片化”问题的弥合解决和跨域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防治外来物种入侵法治研究

外来物种入侵是威胁国家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重大安全问题。《生物安全法》的通过为防治外来物种入侵提供了综合性的制度规范。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法治实践长期以行政规制为主导,较少关注司法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等法律主体在治理中的作用。行政规制治理中执法机构及其职能与管理手段的碎片化,亦无法回应高风险社会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需要。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法治建设应当坚持整体性治理理念,以整体安全观为指导,坚持风险预防、防治结合,明确综合管理程序及责任法律制度和一体化协同执法机制,健全防治外来物种入侵行政规制体系;引入公众参与,形成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协同治理外来物种入侵,鼓励外来物种入侵公益诉讼等,完善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多元共治体系,共促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     

Agro-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Europe: Ethical Issues

While it is common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ecosystemic, and the inter- and intra-specific diversity of natural life is under threat of being irremediably lost, there is much less awareness that the diversity in agro-ecosystems is also under threat.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biodiverse agro-ecosystems generated by landraces (LRs), i.e., farmer-developed populations of cultivated species that show among- and within-population diversity and are linked to traditional cultures. The aim of this work is to arouse concern about their loss, to explain how they can be conserved, and to discuss values that support maintaining and/or restoring on-farm agro-biodiversity. Although agriculture has relied on biodiverse agro-ecosystems for millennia, most of them have disappeared or are disappearing due to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socio-economic context. This is discussed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European situation. The positive values of LRs and LR systems that support their conservation are discussed along with possible objections. The conservation of LRs and LR systems can be well justified on ethical grounds. In particular, the complex intertwining of th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of LR systems, which continuously creates new adaptive responses to the changing socio-economic and eco-physical processes, is a value that strongly motivates conservation, particularly when the needs of future generations are considered.     

关于地方推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践进展的述评

为跟踪各地落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践进展,本文通过比较各地发布的相关实施意见文本,结合实地调研座谈,总结典型案例,分析发现：(1)由于各地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关注的重点领域有所不同,部分地方突破了“七大体系”。(2)实践中,在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优化政府监管服务、规范市场化建设、协同推进区域共建共保、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科学精准治理能力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3)《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的“七大体系”推进程度不均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三大主体的力量结构失衡状态改善不明显,主要体现为“三多三少”,即政府责任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多,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少;关注规范第三方环境服务、落实“放管服”多,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案例少;社会治理以宣传活动和网格员机制多,践行绿色生活的全民行动体系成果少。为此,本文提出,加快建立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评价体系,针对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协调推进“七大体系”建设等建议。     

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几个核心问题研究

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出发,分析了我国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与内涵,针对当前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坚持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环保责任等四个重点方向,提出了生态文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改革创新的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法治能力、科学精准治理能力、基础保障能力、市场化治理能力、公众参与能力等七大关键领域,这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系统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定位与构建

随着国家政策导向提出实现生物多样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要求,新时期背景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除了注重实现生物多样性在自然生态系统、生物物种、遗传资源(基因)三方面的协同性整体性保护以外,还强调了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维护国家安全等总体性目标。在此背景下,本文建议,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也应当在推动立法实践、提升国家安全治理能力、整合现有立法资源等方面发挥其应有价值。从系统性的角度出发,明确法律体系贯彻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理念、执行国家战略部署以及平衡多元化利益的应有定位,并在此基础上从整体性目标的树立、网格联动性的体系构建、合理配置现行法律制度等方面探寻系统性法律体系的构建路径,将有效发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在服务社会需求、回应国家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制度支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