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治理中的热门话题,尤其是近年来环保事故频出和极端天气频现后,社会各界对公众参与寄予厚望,因此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效果的研究具有适时性和重要性。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监督和激励理论,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构建了P-S-A(委托人政府;监察者公众;代理人企业)三层委托代理分析模型,对我国环境治理中没有公众参与、公众事后参与、公众事前参与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赔偿权等不同参与模式的治理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灵活的激励制度和治理技术水平的提升是提高环境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公众事后对企业实施低技术类型的监督,如举报企业偷排漏排行为等,反而会产生对政府监督的挤出效应,最终社会整体的环境治理效果不一定最佳;公众事前参与对企业或项目环境决策实施高技术类型的监督,如公众参与环评等举措,则会更有效地提高社会整体环境治理效果;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索赔权,则是改变目前我国环境"软治理"约束的根本性举措。     

区域环境治理:从运动式协作到常态化协同

区域环境治理既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形态,也是环境保护的难点。在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重要赛会和重大战略决策推动下,我国区域环境治理开始摒弃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各地自行其是、条块分割的碎片化治理方式,在特定时段内采取了各方参与的运动协作方式。这一方式具有高规格政治动员、受政策驱动和追求"短、平、快"的目标等特点。尽管能取得暂时性的较好效果,但区域环境治理运动式协作的缺陷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监管难以常态化;协而不作,作而不同;治理效果容易反弹。这些缺陷产生的原因在于:环境治理利益不一致带来治理动机不足;环境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带来治理难以协同;治理方法单一;缺乏协同责任追究机制。我国部分区域内环境协作治理实践的效果表明,协同治理是破解环境污染外溢效应的一剂良方,也是中国区域环境治理的发展方向。为实现区域环境治理从运动式协作发展到常态化协同,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维护良好生态环境,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具体表现为:培养生态共同体意识,增强区域内各地政府、企业与民众参与环境协同治理的动机;提升区域内各地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特别是环境信息监测、采集和共享能力,提高环境执法效率;健全环境资源分配、治理成本共担、生态补偿制度,保证环境协同治理成本与利益的公平分配;建立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考核制度,提高政府环境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完善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责任追究制度,以责任督促官员履行环境保护的职责。     

水体污染物为导向的流域环境审计模式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表明,环境行政部门的单一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环境监管的需要,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已成为必要.环境审计实务中多采用以项目为导向,以资金审计为重点的审计模式,难以适应逐步向绩效审计发展的环境审计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水体污染区域性、复杂性和累积性等特点,将其与审计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以流域主要污染物或特征污染物为导向的审计模式,探讨了以水体污染物迁移特点为基础的流域环境审计范围和重点区域的划分方法,建立了专家评价法、文献调查法、实地监测法等导向污染物调查方法,根据水体污染累积性的特点,从环境治理项目、生态恢复效果等层次确立了审计对象,按政策制度、项目管理、专业技术等层面确定了审计内容,给出了周期性审计、周期内跟踪审计等适合水体环境审计要求的审计方式,并结合太湖流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为水环境审计的深入开展提供一定的指导.     

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的协同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对中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日趋显著。加速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双达")进程,是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和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必须应对的课题。当前,国家在控制碳排放和污染水平上的中长期目标仍未有效传导至地方,不利于发挥环境约束对规划制定和经济转型的倒逼作用。为此,作者立足于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的新形势,从协同控制措施、协同管理体系和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探讨"双达"行动对降低社会低碳转型成本和提高地方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从国家和省市两方面分析了协同治理工作在顶层政策机制、技术体系和资金支撑等方面的关键制约因素,提出以温室气体和多污染物协同减排为导向、以管理和技术协同为保障和以区域协同治理为手段的应对思路。建议国家在"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完善分区域、分批"双达"的原则及其配套机制建设,在每个地级市制定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方案的基础上要求发达地区和低碳试点城市进一步提出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推动地方将"双达"目标纳入引领区域经济低碳转型的目标体系和各项专项规划等政策文本,积极探索排污交易、碳市场和电力市场有机融合的市场化治污降碳新方式。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治理策略面临着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并重的转型困境。在这一转型背景下,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每一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激励或制约。本文通过对官员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分析,环境治理合作的群集型网络和松散型网络的探讨,以及对邻避抗争与公民参与的分析,提出地方政府自身环境治理行为的选择受到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彼此权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结果的制约;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地方政府与民众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情况和协商缓解机制建立与否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需要在构建与地方官员治理动机相兼容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间高度集群型协作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以及民众对地方环保政策的参与机制和邻避冲突的缓解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基于调查实验法的治理主体与环境治理评价研究

环境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对于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在PPP改革项目中,政府和企业同为提供服务的主体,谁的工作更能得到信任,谁的工作更能提升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这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一致的回答。本文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以H市环卫改革为例,探究在PPP改革项目中,不同治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并且基于KHB分解法验证治理主体影响公众评价环境治理效果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在PPP项目中,企业治理主体会使得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更高。接受企业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与接受政府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相比,前者比后者对环境治理的评价高0.110 5分。其次,企业信任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中介效应,25.48%的贡献来源于企业信任的中介影响。再次,公众治理效能感知也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17.98%的贡献来源于公众的治理效能感知。最后,媒体介入在治理主体与公众对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正向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PPP改革项目作为合作治理的模式之一,若想提高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在PPP项目运营过程中,作为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的最终责任主体,政府在财政融资、项目招标、运营管理、行业监管等环节应不断改进,并同时注重信息公开和媒体宣传。     

中国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及其破解思路

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是破解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是倒逼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途径。由于雾霾污染具有更强的空间溢出性和空间关联性,依靠单边治霾和局部治霾难以从整体上、根本上解决区域性雾霾污染问题。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加快形成"以地区联动为要义、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公众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格局成为彻底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根本路径与必然选择。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结合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探究了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和逐底竞争困境的形成根源与破解思路。研究发现,在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的形成根源层面,地方政府的自利性、空气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与治霾集团的规模是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利益的推动作用和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是逐底竞争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逐底竞争困境是集体行动困境的进一步恶化。在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的破解思路层面,本文提出需要解决区域边界设定、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和协同防控政策三个突出问题。具体而言,一是建立贯穿南北、联通东西的八大治霾联动区,打造八区联动的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网络;二是构建全民共治格局,不断创新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体系;三是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的协同防控政策,将责任和考核"向上落实一级",将环境执法权和监管权"横向隔离一级"。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约束能否提升企业ESG质量？——基于文本分析法的经验证据

全面实现地区高质量发展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作为推动该发展过程的核心主体,企业如何实施环保减排措施、承担社会责任并提升治理水平已成为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该研究整理了2010—2020年中国275个地级市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通过文本挖掘方法构建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的约束性指标,并明确了“规则导向”和“原则导向”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治理目标约束。实证分析发现：与原则导向相比,规则导向的环境治理目标约束更有效地提升了区域内企业的ESG质量,且这一结果在更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外生事件冲击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政府绿色补助、公众环境关注、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社会责任承担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都是规则导向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约束提高企业ESG质量的重要机制。表明区域内企业提升ESG质量的过程,需要政府、公众和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和使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国有企业,以及高度响应政策的企业中,规则导向的环境治理目标约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效果。特别是在环境（E）、社会（S）和治理（G）三个方面,规则导向的治理都有着显著的...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大气污染何以治理?——基于政策执行网络分析的跨案例比较研究

如何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面临的现实难题,而揭示地方环境"运动式治理"实践背后的深层机理对于解决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X市三项大气污染治理运动进行了跨案例比较分析,识别出探索型、协同型和突击型等运动式环境治理类型。研究发现,环境领域运动式治理具有相对稳定的发生机制,其呈现类型主要受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授权和问责压力影响。渐进式绩效改进、跨部门协同以及政策措施"工具箱"是环境运动式治理效果显著且地方政府持续采用的重要动因,而合法性授权和问责压力改变是导致环境治理运动分型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运动式治理在地方环境治理实践中具有积极作用,且能与常规治理手段形成有益互补,但要通过完善地方环境治理的合法性授权与绩效问责制度来合理使用这一治理工具。与以往对环境治理实践轮廓的"白描式"研究不同,本研究通过纵贯式历时观察地方政府环境运动式治理实践,从呈现类型、影响因素、持续原因与制度成因的维度由浅入深的揭示了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实践所蕴含的因果逻辑,逐步打开了地方政府环境运动式治理的"黑箱"。本研究不仅为解析地方政府组织运作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构建环境治理的政治和技术影响因素中层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